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复合型”协同机制研究——基于“价值链”理论视角

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是由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大主体力量构成,在实现过程域中多主体协同合作、互联互通及提升供给效能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之义。而塑造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的“复合型”参与,是重构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寻求“供给变革”的重要突破口。“价值链”理论和复合治理理念的引入,为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内部行政化供给、市场供给和社会组织参与供给的治理逻辑及其治理结构图示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和模型借鉴。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效能,有赖于协同机制的创新和制度安排,通过促进公共物品复合主体内部不同供给结构间的糅合互动、相互支撑和互惠共享,准确把握社会公共需求的“脉搏”,及时应对公民多样化公共需求。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局及其路径重构——“社会化供给与多元主体参与”模式的一种设想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存在着供给不足、供给不均与供给无效等问题,未能有效满足农民工群体日益增长的复杂化、差异化文化需求。基于多元治理和参与原则,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参与和社会化供给模式：一是重塑政府主体性地位,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策引领和统筹监管;二是政府与市场形成“掌舵”与“划桨”的平等合作关系,实现文化企业生产与政府购买的社会化供给;三是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鼓励“官民合作”与志愿性服务,推动社会组织与公益力量积极参与;四是激发农民工的“文化自信”,提升农民工自身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参与能力,挖掘农民工自身文化创造潜能。     

完善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以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契机

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农业外部性内部化的关键。在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体系的制度设计中,应制定相关的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发挥和农业生态补偿相关重要法律法规的指导作用;充分保障社会中间层和农民的监督权利。生态补偿制度“以补偿促进环境保护”是对我国目前生态保护制度的重要补充。生态补偿制度的我国实现由传统“惩罚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向多元的保护机制有重大意义,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和实现环境友好型社会有重大的意义。     

“后供给”管理：走出农村公共产品“公地悲剧”宿命的关键

农村公共产品不仅存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问题,还存在“后供给”管理混乱与缺失的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后供给”管理的混乱与缺失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公地悲剧”,加剧了供需之间的矛盾。为避免“公地悲剧”的历史重复发生,农村公共产品不仅要注重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应该注重“后供给”的管理。乡镇基层政府应该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依托村民、非营利民间团体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共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走出“公地悲剧”的宿命怪圈。     

章太炎的近代祛魅与价值理性

在章太炎变化复杂的思想中,有一条类似于现代“祛魅”的用“自然”和“唯识”拒绝、颠覆东西方各种“超自然”实体的理性主线。这条理性主线并没有走向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而是迈向了“价值理性”之路,为获得革命的主体而首先进行的主体道德建构之路,人从“超自然”中、从自然性和非自性中解放出来的独立、自立之路。     

基于扎根理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及要素探析

补偿机制是决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文章以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为基础,探索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的深层次要素。结果发现,补偿机制所涉及的主--素包括政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和患者四大主体;补偿机制中应包含供给机制、分配机制、监督机制、激励机制四个部分。补偿机制在政府与基层卫生机构的发展之间以中介作用而存在,且对医务人员的行为能够产生直接影响;检验补偿机制是否合理要参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状况、医务人员满意度和患者满意度的综合评价标准,达到患者满意是补偿机制改革的最终目的。     

完善公立医院经济运行的对策思考

公立医院经济运行存在如下问题：收支结构不合理,现行药品加成政策并没有节约药品支出,医疗收入增长依赖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政府财政补偿缺位,医务人员劳动价值不能充分体现;医院发展迅速但呈粗放型增长,医疗费用增长迅速;不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制约了医院经济运行。完善公立医院经济运行机制的主要对策有：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提高财政补偿和医疗服务补偿比重,完善医疗服务价格政策,引导医院收支趋于合理;完善医保部门与医院的协调机制;改革人事分配制度;加强成本核算,控制医疗费用增长速度;加强品牌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     

我国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公益多元供给主体中的角色分析

我国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公益多元供给主体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的蓬勃发展及其鲜明、突出的公益属性,为其“角色”扮演提供可能性;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的转型为其“角色”扮演提供现实性;最后,我国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公益供给中的行为表现表明了其 “角色”的重要性。     

基于补偿公平与效率的城市基本医疗服务供给层次论

公平与效率在作为新医改重点和难点的医疗服务补偿机制改革中既对立又统一。正确处理基本医疗服务补偿中二者的关系,事关城市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体系的科学构建和城市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优化目标的实现。在新医改政策背景下,基于对补偿公平与效率的全新理解,对城市基本医疗服务供给层次划分依据、各层次问相互关系、互动机制,以及运作机理进行探索研究,对优化服务供给,有效缓解“看病贵、看病难”矛盾,解决制约城市医疗改革取得突破的基本医疗服务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流域生态补偿: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比较与选择

流域生态补偿是利用经济手段对流域生态外部性的矫正,常用的有以政府为主体的政府补偿和以市场为主体的市场补偿两种形式.其中政府补偿主要采用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补偿、生态补偿基金等方式,具有强制性、间接性等特点,存在资金来源单一、环境资源定价低以及权责利脱节等弊端.政府补偿交易成本低,但制度运行成本高.市场补偿是流域生态服务受益者对保护者的直接补偿,主要采用产权交易市场、一对一交易、生态标记等方式,具有直接性、激励性等特点,存在补偿难度大、短期行为严重等缺陷.市场补偿交易成本高,但制度运行成本低.一般而言,规模较大、补偿主体分散、产权界定模糊的流域适宜于政府补偿,规模较小、补偿主体集中、产权界定清晰的流域适宜于市场补偿.     

经济法责任研究的逻辑起点与理论框架论略

结合对以往经济法责任研究的反思,确立“社会竞争利益维护”作为经济法责任研究的逻辑起点,将“社会竞争利益的补偿”作为经济法责任的承责基础;以“主体-行为-责任”作为透视经济法责任形态的理论框架;并以“成本-效益”作为分析经济法责任追究方式的理论框架,提出了经济法责任追究方式的“坐标构造”。     

关于我们的价值哲学研究

从学科层面看,价值论是继存在论、意识论之后形成的一大哲学基础理论分支。在学说层面上,导致“价值论空白”的原因主要有二个：一是非学术的社会因素,二是传统哲学体系及其思维方式对于价值问题的可容纳性问题。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必须把人类生活实践及其历史发展作为价值论研究的最终“文本”,深入到实践结构的内部去揭示价值现象的基础和地位,要用具体的历史的主体分析方法来把握并揭示价值现象的本质,坚持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价值导向。     

后税费时代村级组织功能异化及其治理研究

村级组织是我国农村地区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主体,在贯彻落实党和政府政策方针、依法管理区域内公共事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后税费时代村级组织所处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内部治理资源短缺,业绩考核呈行政化、科层式,乡村文化中功利观念凸显,从而诱发了组织的异化行为,表现为组织成员“离村化”、集体资产处置“谋私化”、组织选举“资本化”、组织运行“黑恶化”和干群关系“离心化”。结果造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缺失、农民群众利益维护机制断裂、村级组织公信力下降、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动摇等严重危害。因此,可从保障组织治理资源、强化村级组织公共服务供给责任、加强村集体资产阳光监督、完善村级组织架构、培育乡村公共性文化等方面,促使村级组织回归正常功能状态。     

完善公立医院经济补偿机制的几点建议

作为带有一定福利性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公立医院经济补偿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医疗服务和药品加成。然而国家财政投入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医院补偿只能依靠市场,药品加成筹资是医院最普遍的做法,进而导致了公立医院的趋利倾向,“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广大民众最强烈的呼声,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本文基于此背景,对公立医院的经济补偿机制进行了探讨。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互联网+健康医疗”体系模型

“互联网+健康医疗”模式已然成为我国健康医疗产业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为解决传统医疗行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分析“互联网+健康医疗”对传统医疗的影响及其发展机制的基础上,利用存量流量图等工具构建“互联网+健康医疗”体系模型,运用Vensim软件对我国“互联网+健康医疗”发展情况进行仿真,并模拟相关政策的干预效果。结果表明:“互联网+健康医疗”在降低潜在医疗需求(PMD)、促进分级诊疗中具有重要作用,保障医疗保险能够较好地嵌入“互联网+健康医疗”就诊流程中对降低PMD最有意义,而降低整体门诊价格对于优化就医结构、促进分级诊疗最为有效。     

法律援助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

政府主导下的“政府责任、律师义务、社会参与”构成了法律援助的中国模式,推动了我国法律援助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然而,实证研究显示,该模式还存在明显不足：单纯依靠财政投入增加无法突破公共服务的成本限制;法律服务市场逐利性与法律援助公益性的矛盾使律师免费法律服务的资源输入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政府对法律援助大包大揽,导致了法律援助行政效率低下、供给结构失衡、社会参与不足。以上缺陷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始终无法摆脱供需矛盾的约束：供给无法满足需求,且供给质量不高。围绕“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提高援助质量”的改革目标,应当将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转变为国家责任,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协同治理的法律援助新模式。     

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理论思考——基于“人本体制论”的审视

中国改革下一个３０年,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式”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就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论是与前一个３０年相比,还是与191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前三个３０年相比,都将是一场更深刻、更伟大的变革。第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应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第二,把握“双线均衡”： 即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主要包括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解社会财富“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解决资源类产品价格和税收不合理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促进“三个解放互动”：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以及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互动。第四,在“上”、“下”、“内”、“外”四个方面推进经济领域体制创新。“上”创政府经济管理新体制;“下”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内”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体制;“外”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体制。第五,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的“五环”改革。要准确把握“五环改革”每个环的“中心”;抓住“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增强“五环改革”的动力,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现象,特别是“权贵”问题。     

李大钊“民彝”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李大钊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相结合,提出了“民彝”思想。这是他对民国早期民主建设的初步理论研究,“民彝”政治观和“民彝”历史观是其主要内容。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对以儒学为中心的纲常教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李大钊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民彝”思想中所包含的重视群众主体地位、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以及唤醒民众政治觉悟等内容,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有限性与有效性： 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价值的扬弃与再造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传统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仅承担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治理功能,而且发挥着市场“无形之手”规范引导与“第三方力量”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乡土社会良序美俗和社会稳定的“地方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和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加快,传统乡规民约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合法性不足、治理效果日渐式微、手段单一落后、治理效果不具通约性等现实困境和治理限度,严重阻碍了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价值与功能的发挥。为此,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推动乡规民约与时代精神、法律规范、基层自治和政府治理等现代治理文明有效衔接,积极回应当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变化,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地区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实证研究

主流的财政分权理论一般认为,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机制可以提高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水平.使用19972006年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对中国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对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和均等化的影响取决于采用何种财政分权指标以及采用何种公共卫生服务测度指标,总体上而言,财政分权加剧了地区间人均预算卫生经费支出和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差距,但对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人员数差距的影响则依赖于采用何种分权指标;财政转移支付则有利于缩小地区间可及性公共卫生服务产出差距,但并没有缩小地区间人均卫生经费支出投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