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制乡村旅游“公地悲剧”的产生机制及调控路径——基于安徽黟县N村的调查

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迅速发展,乡村旅游的开发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乡村旅游资源的“公地悲剧”现象。从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视角,以安徽黟县N村外包制乡村旅游开发为例,对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形成机制进行探析,认为约束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不明确、政府权力寻租、社区居民参与缺失等是“公地悲剧”形成的主要原因,提出通过建立多元治理模式、重视社区参与等调控路径,以破解乡村旅游中的“公地悲剧”现象。     

公共资源的特性与治理模式分析

公共资源作为公共物品的一种,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竞争性、外部性等特征,容易诱发人们对公共资源过度的消费行为,以及在治理公共资源中的“搭便车”、规避责任及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致使公共资源面临耗竭性退化的困境。科层制治理、市场制治理、自主组织治理与网络治理正是人们为解决公共资源困境所作的制度安排。在公共资源治理中,应根据公共资源的内容和特性选择恰当的治理模式,以此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使公共资源得以永续利用。     

利他主义、社会偏好与环境合作治理

在利己主义假设下,公地悲剧理论、囚徒困境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揭示了环境治理中个体理性而集体非理性的悖论,并提供了国家集权式、市场自发式和网络自主式三种克服悖论的环境合作治理模式。然而,把利己性作为人的唯一本性作为分析环境治理困境的基础并不完全符合人性是复杂而丰富的事实,利他行为的普遍存在为环境合作治理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构建环境利他合作治理机制,需要明确制度建设中的“惩恶扬善”思想,以构建对“他人”的伦理责任为基础,通过建立对利己者的约束机制和对利他者的激励机制,以及建立公平公正的合作剩余和成本分担机制促进利他合作。     

机理探析与理性调适: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对我国治理实践的启示

公共治理理论是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里程碑,是克服"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的有益尝试,被认为是新时代条件下对治理机制的"重新发现"。通过文献归纳和逻辑梳理可以发现,治理危机的频现、治理环境的复杂和市民社会的成熟是公共治理理论产生的主要动因;通过公共参与突显治理价值、通过协商合作建立治理结构、通过制度规则巩固治理体系是其内在逻辑;构建主体参与机制、制度网络机制、协调合作机制和责任追溯机制是实现公共治理之道。就我国治理实践而言,需要扬弃治理文化、培育公民社会和确定治理指标,结合具体语境和实践环境进行创新调适,避免多方劣势叠加效应和治理执行阻滞。     

"公地悲剧"的治理之道

“公地悲剧”源于公共资源的私人利用方式。公有的土地制度可以在改革传统的政府主导(或控制)型的实现方式的前提下,创造灵活多样的受益人自主组织的实现方式,以寻求土地利用的综合效应。但不管怎样,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对公有土地经营的监督、指导是十分重要的。     

一个"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的畸形集合——中国股市治理权与上市公司产权属性及其效应分析

当前的中国股市是“公地悲剧”的一个现实版本。由股市治理权的现实构架决定的各类市场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导演了中国股市的“公地悲剧”;中国上市公司的产权属性是一个“反公地悲剧”的例证,基于“廉价控股权”的大股东的极端机会主义行为,引致了各类股东产权行为方向的分裂或对抗,降低了产权效率;必须以建立和强化中央证券监管当局的监管权威和整合上市公司各类股东的产权行为方向为重点来改造中国股市的治理权配置和上市公司的产权属性,实现股市和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的借鉴与验证--以中国森林治理研究与实践为视角

立足于中国森林治理的现实状况,对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学派的主要理论进行梳理,着重介绍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社会—生态系统(Social Ecological-System,SESs)研究方法,提出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论和由此拓展的森林研究网络体系,对中国森林治理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森林治理应力图超越市场和政府的缺陷,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推动森林产权改革、充分认识森林资源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特殊性的基础上强化、细化和有效化森林治理的机制和途径。与此同时,基于中国森林治理的经验,对于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进行验证,可以显示中国森林治理实践的理论价值。     

生态危机的根源与治理——基于社区主义的视角

就生态危机的根源,普遍的认识是技术和制度。基于“公地悲剧”的理论假设,个人和国家的理性才是生态危机的“原罪”,由此,生态危机的治理需要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社区来实现。社区主义不仅为生态危机的治理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其作为生态危机的治理之道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实践经验。借鉴生态危机社区治理经验,结合中国生态危机治理的特殊性,以构建公民社会为导向培育社区是缓解生态危机的一种可行的选择。     

基于反公地悲剧的教育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反公地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机制，而目前解决“反公地悲剧”最佳途径是由政府出面，整合产权，优化资源配置。当前，要解决中国公立高校产权制度改革面临的“反公地悲剧”现状，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来构建一个以教育产权的重新界定、整合、使用以及交易为内容，以资源的优化配置为目标的公立高校产权管理体制，从根本上避免公立高校中的“反公地悲剧”现象。     

法经济学视野下“公地悲剧”的博弈分析

法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影响资源利用的关键因素。在对“公地悲剧”进行博弈分析时，离不开对制度在博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的分析。传统博弈理论将“公地悲剧”当作“囚徒困境”博弈的观点实为一种误导。“囚徒困境”是特定制度设计的结果，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参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被严格禁止，博弈报酬结构具有特定的制度偏好，导致博弈各方无法达成合作。而在“公地悲剧”中，参与人可以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换，进而可以自发达成合作协议对公共资源进行有效自主治理。因此，“保证博弈”，而不是“囚徒困境”博弈才是“公地悲剧”博弈分析的恰当模型。     

乡村有效治理的微观实现机制研究——基于乡村危房改造项目的案例分析

治理有效的实现前提是找到适合特定组织环境的治理结构安排。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相关主体间的资源互动关系、基层政府的差异化约束和村治当家人的动员积极性。其中,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因不同的地方治理结构而有明显差异。为此,需要在城乡共治的治理结构下构建基层治理单元与村级治理单元在国家纵向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制衡”关系,通过改善城乡共治框架下的治理结构,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建构多元主体主动参与的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     

多主体参与项目治理:行政干预还是市场调节?——以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为例

多主体参与项目治理是项目制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普遍治理形态和经验模式,是长期以来"有为政府"干预和"有效市场"调节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回顾历史,我国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经历了从政府单一主体管理到向以农业企业为代表的多主体共治的转变,这一转变对项目参与主体地位、资金配置、协商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这一结构转变的因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制度和市场条件逐渐成熟,即"政府适时适当的宏观调控"和"逐步完善的市场机制";二是政府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需求日渐凸显,即"政府的有为需要市场力量"与"市场主体发挥了有效作用"。     

乡村治理组织的“过密化”困境及整合——华南G村分析

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着治理组织“过密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外部组织过多嵌入与内生性组织无效率增长,两者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相互博弈、纠缠乃至相互争斗,导致乡村治理资源耗损过高,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表明,破解乡村治理“过密化”困境首先需要建设强有力的乡村党组织,系统整合各类治理组织,坚持专业化、系统化的原则,构建符合乡村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在此基础上,明确乡村治理组织相应的职能,突出组织的专业化,同时要及时清退“空壳”组织,优化乡村治理资源,规范乡村治理组织创设机制。     

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及路向分析——一种宏观视角的审视与判断

乡村治理不但需要有社会学、经济学等“解决问题”的学科介入,更需要有“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考,因为分析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乡村之所以需要进行治理,一是源于浅表层面乡村的撕裂与破坏,二是源于深层的乡村风俗文化的改变。即,乡村社会功能的变迁与调整是乡村治理的最根本原因,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原因则属表层因素,乡村治理的实质是如何在城乡互动中对乡村进行重新定位、整合。乡村治理需要厘清“乡村”治理与城市涉农社区的“社区”治理之别,针对聚集型乡村和离散型乡村的差异性有治理侧重,否则容易陷入乡村政绩建设而不是乡村社会功能建设的陷阱。《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的出台标志着乡村治理体系转型的开始:由党建“引领”向“党组织领导”转变、由“三治融合”向“一元多方”转变。这种转变既利于聚集型乡村的城市化推进,也利于离散型乡村的防衰治理,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乡村展现与践行。     

农户分化背景下制度变迁对农田水利自治的影响

随着农户分化的演进,建立在个体同质化基础上的"机械团结"型农田水利自治日益式微,与分化格局相适应的"有机团结"型自治亟需跟进。基于"结构-过程-功能"范式构建了农户分化背景下的制度变迁与农田水利自治分析框架,并采用案例分析揭示了三者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分化伴随着乡村社会的观念多元化、精英能人等关键群体的涌现以及决策主体的缩减,其从变异、选择与遗传三个层面推动了制度变迁的进程,改变了农户群体的规则感知与策略行为,并最终对农田水利自治效能产生影响。在农户分化的背景下,顺势推动乡村社会的观念进步,引导精英能人成为农田水利规则变革的带头人,创新水务决策模式,是推动农田水利自治迈向"有机团结"的可行路径。     

何处可行:城市治理的创新边界研究

优化城市治理工作、破解多重城市治理难题，亟待地方政府的积极行动和不断创新。而审视城市治理的创新边界，不仅能够精准界定可行创新空间，也能避免城市治理创新行为的失控。以武汉城管采用“呼你撕”手段治理城市“牛皮癣”为例，既要分析创新举措的运作逻辑，也要正视其演变为“呼死你”的隐忧。一方面，武汉市将“城管被动处理”变为“当事人主动上门”，实现了“我要治理”到“要我治理”的转变；另一方面，“呼你撕”系统分类比较成熟，电话和短信提醒比例随当事人反应而调整，体现了武汉市对城市治理创新边界的高超拿捏。从中可知，各级政府既要敢于为创新城市治理提供机遇与平台，并创设必要的容错机制，增多城市治理创新的可能性；同时也要坚守城市治理的创新边界，绝不能逾越法律、制度以及技术红线，更不能损害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浅析我国乡村治理发展中的问题

乡村治理是我国一个重大而紧迫的农村现代化问题。随着村民自治的实施与不断完善,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更加体现了广大的农民的利益需求,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在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发展中面对更多的挑战。在阐述乡村治理的相关内容之后,分析了制约我国乡村治理的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及中心式治理

我国精准扶贫正处于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退出标准,从而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摘帽。结合贫困村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关系,即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及其相互间关系,建构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行动者的行动受结构位置和行动者个体理性共同影响。在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中,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是结构中间位置,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分别处于结构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形成差异性的结构关系,表现为“行为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弱联结关系”和“行为性弱联结关系”。同时,由于围绕贫困户脱贫的压力型目标,使贫困村治理呈现出中心式治理的结构特征。贫困村中心式治理特征的优化,关键是发挥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提升非贫困户的参与性,强化村干部的治理角色,从而实现贫困村的治理有效。     

从防御型治理到引导型治理——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的治理之道

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挤占公共话语空间、消弭公共理性和破坏政府公信力,已经日益影响到当下网络舆论生态的正常发展。以“防”和“堵”为主要特征的防御型网络治理表现为事后的介入和适应性调整,它将网络话语视为管制和防控的对象,不能化解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也不是长期有效的网络治理机制。与此同时,以“疏”和“导”为主的引导型网络治理方式,以保护公民网络话语权合法表达为前提,通过设立信息共享平台引导网络话语主体真诚平等沟通,能够引导形成多元主体自主自觉、合作共治的网络治理综合体系,所以从理论构建到实践运行都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