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发展的几个阶段

关于魏晋玄学的发展阶段,学术界历有争论。大致说来,有如下三种分法:一为“二分法”,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对此,又有两种不同的分法:一种分为“儒玄”和“佛玄”,一种分为“魏玄”和“晋玄”。前者着眼于义理,后者着眼于朝代。一为“三分法”,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以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贵无论”,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论”,以向秀、郭向为代表的“独化论”。一为“四分法”,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其中,又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何晏、王弼为第一阶段,阮籍、嵇康为第二阶段,向秀、郭象为第三阶段,张湛为第四阶段;一种认为,何晏…     

重新发现老予

《重新发现老子》一书，是作者对《道德经》原文深意的发现而提出与他人完全不同的新见解，本文概之。其中，对道、德、道常（朴），道Feng，道冲，道隐，孔德以及无，玄，啬，绝圣，绝学等在《道德经》中的真正含意进行了逻辑自圆的认定，真正论证了老子道德的自圆性，说明了人类全部文化所阐明的自然与老子观念相容，说明老子关于人为如何合乎天然的论述反映了“东方事务学”的风骨，从而指去三千年来加在老子身上的尘污，第一次明晰，完整地再现老子思想的光辉，特别是，本文将事物的终极原理归结为“善贷善成”而与大易原理一致，以概括最小作用原理。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重新发现老子

《重新发现老子》一书 ,是作者对《道德经》原文深意的发现而提出与他人完全不同的新见解 ,本文概之。其中 ,对道、德、道常 (朴 )、道、道冲、道隐、孔德以及无、玄、啬、绝圣、绝学等在《道德经》中的真正含意进行了逻辑自圆的认定。真正论证了老子道德的自圆性 ,说明了人类全部文化所阐明的自然与老子观念相容 ,说明老子关于人为如何合乎天然的论述反映了“东方事务学”的风骨。从而拂去三千年来加在老子身上的尘污 ,第一次明晰、完整地再现老子思想的光辉。特别是 ,本文将事物的终极原理归结为“善贷善成”而与大易原理一致 ,以概括最小作用原理。     

陶弘景与茅山道的诞生

陶弘景是南朝著名道士,在其归隐茅山的四十余年中,他不仅吸收葛洪、陆修静及寇谦之道教改革之成果,而且立炉炼丹,通过实践,进一步完善道教的炼丹理论。他以上清经为基础,融儒佛道为一体,创立了茅山宗,开宫观道教之先河。     

《老子》“道经”首篇阐释

“道经”首篇是《老子》全书之总纲,当从“以老证老”、考虑语境、整体把握这三原则出发来考察,方能正确地阐释本章之旨。其中“道”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形而上的“非常之道”,而“无”和“有”则是老子分别对远古蛮荒与近古物质两个时代的称呼。     

陆西星《方壶外史》“以儒诠道”的三重维度及思想探析

陆西星《方壶外史》“以儒诠道”的思想特色有三重维度：首先，作为一代道教宗师，陆西星独辟蹊径地指出儒家的“存心养性”即是修真之要。“存心”是陆西星东派修炼筑基炼己第一层功夫。“养性”之说乃陆西星东派丹法功夫得药归鼎之后，丹法中对火候的掌握，其最关键处在于“自然”。其次，陆西星“以儒诠道”的根由在于“二圣不异”，同于“理一”，且二圣之教皆教人归返复本，皆以“不争”为入道之机。最后，陆西星“以儒诠道”有着自己鲜明的宗派立场，陆氏对传统儒家思想并非一概吸收认同，这集中表现为其对“吾儒”的批判。陆西星“以儒诠道”的思想特色具体阐明了儒家道德理性如何走向生命实践的功夫路径。     

儒道佛思想对日本“幽玄”范畴形成之影响

中国的儒道佛三家思想对日本审美意识产生了很大影响。"幽玄"作为日本审美意识中最重要的审美范畴,充分显现了日本民族的审美趣味和欣赏的审美情态。而儒道佛思想在其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渗透到诸多艺术领域,且在本民族的土壤上,创造了在借鉴中国儒、道、佛思想基础上的独特审美传统和审美情趣。     

葛洪--由儒向道的心理历程

<抱朴子>内篇和外篇,表达了双重人格的精神世界.通过其中<自叙>,可以找出儒家立场的破绽怎样导向道教世界观的心灵轨迹.葛洪三次入仕都以失意告终.虽然弃仕入山,功利成就才是葛洪的基本动机.儒之名义原是文饰;道之隐逸原是补偿.政治变数越大,入仕回报越不稳定.不能"外王",即修"内圣".具有心理依托功能的丹道,为众多被体制排斥的绝望者留下安慰之途.     

道的复调——老子与庄子的比较分析

老、庄并称，自有其据。二者均以“道”为本，阐发道论：道在时、空上的先在性与全覆盖性；求得妙“道”的措施、途径与方法；悟得妙“道”后的心理指向及“道”的非凡效用；“道”在家、国、天下与个体心灵上的不同显现等等，老、庄所识自有差异。这固然与“君人南面之术”和个体精神哲学的视觉差异有直接的关系，亦不能排斥二者所秉持的价值尺度的些许不同；揭示差异以显示道家思想发展的阶段性——非为毁“同”，实为求对老、庄及道家思想的理解更为准确、深刻；不人为地扩大“差异”亦是为尊重“思想”的历史，作为中国特有的大智慧——老、庄实则一脉两支，故称之为“道的复调”。     

《太玄》的撰著旨趣及儒道兼赅的哲学思想

扬雄创作<太玄>有其深刻的社会人生和历史文化背景.<太玄>仿象<周易>,吸收秦汉以来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并与当时社会所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密切结合,构建了一个无比庞杂而又自成条贯的哲学思想体系.扬雄继承并发展了其师严君平"引<易>入<老>"的学术特点,他的<太玄>兼赅儒道,对后来的魏晋玄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先秦儒道"和谐"思想之异同

先秦儒道两家都认同“和谐”是一种规律或法则,是一种理想状态,强调人要和睦相处,崇尚“天人合一”。但先秦儒家主张心为主宰,注重人的力量和德的作用;先秦道家却主张超越世俗,看重“天和”,认为人的本真就是和谐的,要皈依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二者双峰并立,相映生辉,共同支撑和影响着中国和谐思想的发展。     

略论越南女诗人胡春香的儒释道情结

越南古典诗人胡春香受到中国儒释道文化思想的影响 ,在诗歌中对其精神加以吸纳 ,并结合国情和本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再创造 ,表现了诗人独特的艺术个性 ,进而也体现了儒释道文化经由中国传播 ,在越南化进程中所突现的特点。     

李泽厚与陈炎的儒道互补研究之比较

李泽厚与陈炎对于儒道为什么能互补、如何互补、互补的结果、如何评价这一互补等问题 ,有着不同的回答。比较而言 ,李泽厚为适应“自然人化”理论 ,针对“儒道对立说”的偏颇 ,更强调两家的同一 ,并选取了多种方法来阐发自己的主张 ;陈炎坚持“价值中立”、“方法多元” ,以区别于周而复始的重新评价和单一的“学术规范” ,因而能够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解释儒道之间相互补充的辩证关系 ,揭示这两大文化源泉在民族历史及美学史上的整体功能     

文学理论在西晋的新变——儒道调和——以“旁观者”葛洪为中心

葛洪以道教领袖、道教学者的身份,一方面挑战儒家伦理道德在文学理论领域的主流地位,提出＂文德钧等＂的儒道调和的文学创作原则;另一方面,从道教的宗教适用角度提出文章应有益于教化,从而与儒家主张的文章政教合一思想殊路同归。合上述两个方面观之,文学理论在西晋出现了新的变化——儒道调和。     

名教内自有乐地——张华会通玄儒研究

张华作为西晋太康诗风重要作家,是当时能够比较好地会通儒学、玄理于政治生活实践的代表人物之一。否定张华并蓄儒道的人格与政治表现违背实际政治形势,并非公允之论。张华之死间接原因其实死于“国事”,精神内质类似于嵇康对名教的执著。他玄儒兼治的入世言行,与其他苟且随时的名士们不可同世而论。张华在兼治玄儒的道路上如乐广所言专注名教之内,与“为而不争”的玄学意识互为表里,提供了“崇有”论哲学重新展开探索的实践平台,把名教与自然的调和推向了郭象玄学的理想境界。     

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

儒释道思想因素与苏轼人生艺术的关系,表现在学习和应物两个方面。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学习,一方面是自觉的广博的学习和吸取,既沉潜深入而具体落到实处,又虚怀客观不以先入之见阻止自己学习;另一方面是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他对三教思想在学习基础上的融会,不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的“应物”。     

论隋炀帝的三教观

隋炀帝儒、释、道三教并举，多元一体。在对三教的重视程度土，杨广重佛、道而轻儒学，这与其家族信仰有关，与当时民间信仰亦有关，适应了南北朝统一后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广对文中子王通和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态度截然不同，其本人在后世儒生与僧徒笔下形象亦迥异。     

孔老异路与儒道互补

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差异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不同路向,并最终形成了儒道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儒道互补的文化格局。儒道互补在历史上经历了战国和宋明两次高潮,在宋明以后的儒释道三家并立互补的文化结构中,儒道互补实居于更基础的地位。早期的儒道互补是真正的双向互补,后来由于儒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儒道互补事实上主要是以道补儒,具体的内容则有两端──补儒学之缺和补儒学之偏。儒道互补使中国的文化结构趋于自我完善,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趋于完整和艺术化,在心态上和行为上都具有良好的分寸感和平衡感。离开了儒道互补,就无从把握和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特质。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