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中考察规则的功能

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规则对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工业社会时期将此发挥到了极致。现在,人类社会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看未来,我们应当对社会生活、社会交往以及社会治理中的规则进行考察,以便规划未来社会的生活和治理。人类的社会治理是以组织的形式出现的,是通过组织的治理,其实,一切社会生活都需要建立在组织的基础上。组织意味着人们在个体的结构中聚集起来开展共同行动,因而需要规则,规则是人们共同行动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全球化、后工业化呈现给我们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种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社会治理,必然都是以共同行动的形式出现的,因而也需要规则。但是,规则的形式和功能都将不同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共同行动更多的是针对危机事件而开展的行动,表现为应急性的行动,从而要求规则必须是灵活的和富有弹性的。     

论流动性提出的社会治理变革要求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运动中,我们基本上是立足于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构成的角度去寻求改革方案的,努力去改变结构、调整关系和界定各种社会构成要素的功能。现在看来,也许是因为我们忽视了社会的流动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等这些改革应当重视的维度,才在风险社会中越陷越深。事实上,我们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事实是社会流动性的迅速增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治理变革必须从这些基本事实出发。在流动性中,我们看到一切社会构成要素都是既独立流动又相互作用而处于互动和联动之中的,所形成的是社会的网络结构。基于流动性的社会治理变革就是要建构起在网络结构中开展合作行动的社会治理模式,这是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必须承担起来的任务。     

政府模式变革:引导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的现实选择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以及既有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陷入失灵的双重挑战,将人类拖进了危机频发的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面前,人类没有任何机会让它耐心等待我们对它的适应,而必须主动作出变革响应,打破既有的竞争格局,建构起合作的话语体系,以期能够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开展合作行动。因而,当我们反思人类社会既有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时,我们看到,继续维系支持竞争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并不能引导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而只有在全新的制度框架下建构一种支持合作的政府模式,才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新期望,才是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的现实选择。     

穿越复杂性丛林——复杂性研究的四种理论基点及其哲学反思

复杂性研究角度极多,彼此研究界限高度交叉却又互不相同,犹如一个"复杂性丛林"。我们试图从哲学视野把当代复杂性理论纳入四种较为基本的理论基点("客体—复杂性"、"认识—复杂性"、"方法—复杂性"和"作为不确定性的复杂性")之中,探讨建构从宏观层面切入并能更好理解复杂性的"范畴框架"的可能,以尽快走出复杂性丛林,进入更广阔的复杂性探索领域。     

社会网络结构下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

沿着工业社会追求民主的思路,西方的一些学者们试图建立起民主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并将实现民主治理的途径寄托于公民参与方式。这种实质与形式相脱离的治理方式,在工业社会线性结构下的确可以奏效。然而,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人类社会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陷入结构性危机当中。在后工业时代网络化的社会结构下,只有积极探索政府、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等多元主体相互合作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才能走出社会治理模式探寻的困境。     

巧匠呕心琢美玉 创新教育出人才

“不管时代潮流和社会风尚如何 ,人总是要以凭自己高尚的品质 ,超越时代和社会 ,走自己正确的路”。爱因斯坦的话 ,无疑道出了这样一个真理 :未来这世界的竞争将是人才素质的竞争。我们刚刚跨入 2 1世纪 ,在新千年里 ,社会经济特别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人类社会有望在 2 1世纪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即知识经济的发展阶段。而面临这样的一个特殊阶段 ,作为教育工作者必须以全新的面貌培养造就新的一代能凭自己的素养、超越时代和社会这样的人才。换一句话 ,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那么 ,创新又是怎样理解的呢 ?创新 ,意味…     

论网络空间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我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但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又使得我国处于"双重转型"之中。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网络空间的各种问题与实体社会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千头万绪、扑朔迷离的状态。网络空间治理是一个庞大的命题,涉及诸多方面的内容,在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亟须剖析网络公众参与的特征、总结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模式以及探索网络空间治理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建构路径。     

我们为什么要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

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导致了社会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此条件下,我们所遭遇的道德的恐慌与焦虑不仅根源于契约伦理精神架构中的伦理普遍性危机和道德独立性困境,而且涉及伦理精神之间的冲突,即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遗留的纲常伦理和发端于西方近代启蒙的契约伦理之间的冲突。人类社会呈现为伦理和治理的一体两面性,当前的社会转型使社会治理模式和伦理精神都面临着重建的时代任务,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符合伦理重建的切题性要求。从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以往经验中,我们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建构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合作伦理,实现基于合作伦理来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自觉。     

马克思和维科的历史发展观点

作者认为,马克思主张人类历史的线性、进步观点,根据这个观点,整个社会历史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最终达到没有阶级的社会阶段。维科对历史的性质和认识历史的可能性的四个原理的看法和马克思的看法有相似之处,这四个原理是:(1)人类创造历史。人类是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和决定性的因素;(2)我们必须把人类的历史理解为各个社会的历史。历史学家应该关心的构成单位是社会,而不是个人;(3)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内,人民并不是在有意识地创造历史。历史并非是人类自由活动的有意识的结果;(4)在结构严格的科学范围内,人类是有可能认识历史的。维科认为,我们必须把人类理解为不能征服的社会生物。维科还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经历了一系列的阶段。在马克思看来,这些阶段是:部落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将来可能还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维科所说的“理想的、永恒的历史”理论包括三个不同的阶段:神的时代、歌颂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按照他的学说,只有到了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的阶段,我们才有可能建立一门真正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     

论官僚制组织的等级控制及其终结

官僚制组织是在工业社会取得了无比成功的组织形式,但是,它却是一个等级化的组织,在行为特征上是以控制为导向的.官僚制组织的等级化是与近代以来平等、自由的政治文化相悖的,却又是组织管理所必需的.官僚制组织的控制导向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条件下是有效的,却又包含着自反的运动方向.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官僚制组织的等级化将被扬弃,它的控制导向也因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变得不可能.后官僚制时代将是合作制组织发挥作用的时代,合作制组织将取代官僚制组织而成为主导性的社会组织形式.     

关于"历史重演"的几个理论问题

“重演”在自然界随处可见,在社会领域也难以避免。“历史重演”是指人类社会演进中,在不同领域、不同时空态中重复出现的,带有一定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人性相同,社会同构,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是导致“历史重演”的原因和条件。文中提出七种背景条件下的重演,认为研究“重演”现象对于提升历史学预测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结构、界面规则与利益表达:社会和谐构建的社会网络范式

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整体上实现了高度的整合,社会各主体和要素间关系稳定、协调和有序,无根本利害冲突。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野下,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与重组的趋势要求寻找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与之相适应,社会网络范式是一种针对社会整合问题而提出的新的分析框架,网络关系的界面规则是行动者关系的基础。行动主体之间关系治理机制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重要性。     

村寨遇旱求雨的地方叙事——汶川巴夺羌寨的人类学案例研究

四川省汶川县巴夺寨的羌民们若遇天旱少雨,则行祈雨仪式,这是农业社会中典型的生产祭祀活动。多年来,人们没有怀疑仪式效果的"灵验",并努力寻找"合理"的解释。过去,传统社会的人们依靠人类社会的关系来认识自然,以期通过构建"神话"和"仪式",使自然的"不可测"和"不确定性"降低对人类社会的部分威胁。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人们在应对灾难时逐渐抛弃过去的想象,选择"科学知识"和"传统仪式"相结合的方式,从而在面对自然灾害时发展出了一种新的适应策略。     

从生活出发诠释社会意蕴——论费孝通教授对社会学的重大理论贡献

社会范畴是社会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概念基石。但西方社会学对其概念意蕴的认识却陷入长久的理论迷思,已不能在解释人类新的社会生活实践上产生卓识洞见。中国社会学对于如何正确认识这一基石性概念尚缺少理论自觉和独创性,基本沿袭西方不同流派的观点。费老打破了西方社会学的传统研究范式,在社会整体结构内部发现了"生活"这一"隐性在场"的核心结构,建立了社会范畴的生活论研究范式,从而破解了围绕社会范畴的一系列理论难题,为社会学的发展确立了正确方向,也为中国社会学创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开辟了前进道路。     

引进期待可能性理论之必要性研究

期待可能性理论是德日刑法中的重要理论,关注了人性脆弱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国刑法应该高度关注、引进这一理论,从而使我国的刑事司法更加完善和人性化。大陆法系一般把期待可能性理论放在有责性中进行考虑,我国的犯罪构成和大陆法系不同,引进之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地位就是一个迫切需要论证的问题。分析我国的犯罪构成要件,期待可能性不是刑事责任能力要素,也不是罪过的内容和评价要素,而是主观方面且和罪过独立的要素,从而在期待可能性没有之时阻却犯罪和责任。     

互嵌与协同:社会结构变迁语境下乡村传播结构演变及其影响

纵观中国乡村社会传播结构的历史演变,发现乡村传播结构与社会结构始终存在互嵌与协同演替的规律。乡村传播结构脱胎于社会结构,从属于社会结构,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发展。比照阿尔弗雷德·舒茨将“社会世界”四分为“前人世界”“周遭世界”“共同世界”和“后人世界”的社会类型理论,可以把中国乡村传播结构变迁分为与之对应的四个不同阶段,其中乡村传播结构系统中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新媒体传播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社会结构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前人世界”的中国乡村社区以人际传播和家庭内部的初级群体传播为主,组织传播多为一种摆设,大众传播已经萌生,国际传播雏形初显,但后几种传播模式对乡村社会发展几乎没有多大影响;“周遭世界”虽然仍以人际传播为主,但乡村组织传播的力量逐渐增强,大众传播的影响逐渐兴起;“共同世界”大众传播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各种传播模式共生共存;“后人世界”新媒体传播迅速崛起,大众传播式微,组织传播弱化,各种传播模式趋向融合,但整个乡村传播生态系统变化的不确定性变大,对乡村社会结构影响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大。     

基于罗默博弈论剥削观的生存满意度研究

基于模型分析方法,罗默对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剥削现象进行了个体层次的基本博弈分析,更为直观地刻画了“剥削”这一概念的实质内涵,提供了异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与分析视野.然而,以罗默为代表的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剥削,可能只是程度不同.对于当下社会中的人们来讲,罗默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提升生活质量的全新方法.因为从罗默刻画“剥削”的本质上来讲,他实际上是对人们对其所在区域或社会的生存满意度的一种间接刻画.     

社会发展与结构转换———马克思的研究视角

在马克思的视野里,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结构理论是紧密连在一起的。社会发展的深刻阐释,正是得益于社会结构的科学分析。马克思研究东西方社会发展,特别注重其结构性考察。正是通过对东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原因的比较分析,马克思不仅深化了对社会发展的原有认识,而且形成了对东西方社会发展差异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由于社会结构是由人的活动关系造成的,因而要加快社会发展,就必须在人的活动关系和活动方式上实现新的调整与转换。首先是经济形式的合理选择,即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处理好两个结构性问题:一是商业化与市场化,二是商品经济结构的常态与病态。其次是交往形式的持续扩大,即增强社会结构的开放程度,合理应对全球化。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在此进程中,中国的经济体制、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客观结果就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迁。新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形成,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处于剧烈的重新分化和重新整合过程中,对于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如何在一个阶层化的社会中保持社会的稳定,进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我国在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这一客观的历史进程中,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任务型组织的组织活动思路

在近代以来的组织发展史背后,包含着一条关于组织活动思路的线索,这条线索展现给我们的是组织活动从确定性思维向不确定思维的转变。常规组织在承担任务和解决问题时,所采用的是确定性思路,这对于处理那些常规性问题是有着无比优势的。任务型组织在承担任务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思路,这是它所承担的不确定性任务所决定的。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非常规性的、不确定性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也要求组织活动需要建立起不确定性思路,以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