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范式转换中的政府模式变革要求

工业化进程不仅实现了人类从农业社会历史阶段迈入到工业社会历史阶段,而且也实现了现代科学技术在范式上的定型。通过考察这种科学范式所蕴含的分析研究方法和摹仿的研究目的,我们解开了与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的内在逻辑。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社会的科学范式以及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说这些挑战的时代背景是从摹仿到创造的人类启蒙,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需要在这种科学范式转换中打破既有的思维窠臼,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及其社会治理方式。     

创造性技术涌现中的政府模式选择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后工业化的大变革时代,它在科学技术上的标志是创造性技术的不断涌现。同时,创造性技术内蕴的变革力量正在解构那些由旧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所建构起来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因为它们阻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如果说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治理方式是与工业社会模仿的科学技术相适应并为其创设一种竞争性的环境的话,那么,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创造性技术的涌现及其聚合需要的则是能够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和合作精神的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对于这种全新的政府模式而言,它不仅要为创造性技术的发展与聚合创设更具合理性的环境,而且还要积极引导这些技术的应用朝着人类普遍受益的方向发展。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构想合作治理

我们正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意味着社会关系以及人的共同行动模式都将通过这场社会变革而获得一种全新的形态。在社会关系方面,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普遍性协作关系将为合作关系所替代;同时,在共同行动方面,工业社会的协作行动也将为合作行动所替代。所有这些方面的变革都将最终反映在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上,从而使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以合作治理的形式出现。合作治理是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共同行动,在合作治理体系中,政府只是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的一元,既往的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格局将失去历史合理性,政府的控制导向也将为服务导向所替代。所以,合作治理也将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在这种社会治理中,自治与他治都将获得全新的属性。     

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流程优化研究

社会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关键。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社会风险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联动化等新态势,它使得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需要从流程优化的角度,对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机制与方式进行创新,从而提高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水平。     

论风险社会治理形态的范式选择

风险作为一种物质特性而存在,已经成为我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开放性的社会建构,在近代之后随着风险逐步结构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社会"。风险不应该仅止于政府的体察和认知,而被民间社会所忽视,合作式治理通过社会不同成员的沟通与互动,使风险被公众意识到,成为"公共领域"的议题,政府扮演另一种角色,成为民间的"合作伙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府信任的衰微,实现了政府信任的巩固和提高。     

社会网络结构下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

沿着工业社会追求民主的思路,西方的一些学者们试图建立起民主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并将实现民主治理的途径寄托于公民参与方式。这种实质与形式相脱离的治理方式,在工业社会线性结构下的确可以奏效。然而,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人类社会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陷入结构性危机当中。在后工业时代网络化的社会结构下,只有积极探索政府、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等多元主体相互合作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才能走出社会治理模式探寻的困境。     

论企业参与灾害治理的政府责任和作用

政府一直是灾害治理的核心主体,但在灾害复杂性与常态化趋势不断突显的风险社会,政府“唱独角戏”的传统灾害治理模式已经无法应对接踵而来的各类灾害,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公共安全需要,而企业因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天然优势则能弥补政府在灾害治理中的诸多不足。发掘与发挥企业在灾害治理中的作用,促进企业参与灾害治理,既是新时代解决中国应急能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的需要,也是中国灾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政府必须承担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并从法律、政治和社会多方面发挥作用,为企业参与灾害治理创造良好条件,走出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传统灾害管理模式,迈向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合作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灾害治理新格局。     

传统秩序的危机与治理的兴起——基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在政治社会学的视野中,通过对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及时代状况的考察,厘清了由此分别引发的政府无秩序、市场无秩序是治理兴起的内在原因,以全球化、风险化、信息化、知识化等为表征的后工业社会来临及其对现有秩序的挑战是治理兴起的时代背景。而所谓治理正是包括政治机构在内的社会互动各方通过合作寻求规则之序的过程。     

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

张康之在《行政论坛》2008年第6期撰文指出,20世纪后期,各国在政府和非政府的部门间建立起了一种合作对话机制,各种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组织发展迅猛,他们以各种方式同政府部门进行协商、对话与合作,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适应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变迁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三种既有逻辑联系又有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路径探析--以温州市为例

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日益呈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社会风险度加大,加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合作治理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温州市率先改革,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方面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通过分析温州市的合作治理实践可以看出,要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合作治理应该做到：1.重塑理念,以服务合作精神引领合作治理;2.健全法制,为合作治理提供可靠依据和坚实保障;3.创新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各方积极性;4.加强帮扶,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健康成长。     

长三角区域性社会突发事件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协作机制分析

利益主体多元、行政区分割、绩效评估价值与区域性社会一体化的悖论以及多中心体制与合作协调的悖论等使得长三角地区的地方政府竞争呈现出较明显的无序状态,由此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而形成行政区个体,区域性社会突发事件治理资源得不到最优配置。文章分析了长三角区域公共合作关系、区域公共政策协调、区域公共治理合作主体、区域性社会安全构建的社会基础和可行性策略,指出,社会性突发事件治理中长三角地方政府协作机制关键在于区域性社会一体化,区域内的利益冲突应该让位于区域性社会发展大局。     

社会治理新格局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构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是继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后,再次关注政府和社会关系,使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互相补充,共同发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在彼此信任、权责明确、规范保障的前提下,构建起相互独立、合作互动、政府主导的新型关系,而要达到这样的关系需要政府对社会组织放活,社会组织同时自立自强,共创社会治理新格局。     

风险社会与"重责政府"困境

在风险社会下,人类由于知识的局限性将面对更多不确定性并制造出巨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因在精细分工的社会“普遍的共谋”下产生而导致责任界定的困难,由此带来“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基于此,政府将不可避免地面对诸多防不胜防的公共危机,然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却为寻找真正的责任者设置了障碍。在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形态下,政府将难免陷入社会“重责政府”的困境。走向国家、市场、公民社会共同治理是政府摆脱困境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的解决之道。     

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现实挑战与政策选择

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意味着治理目标现代化、治理手段现代化和治理方式现代化。其价值在于促进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水平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国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挑战;二是新兴媒体发展带来的民主政治诉求的挑战;三是工业化、全球化及风险社会带来的挑战。为应对挑战,政府应当做到：更新管理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合作共治;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促进公共服务提供;完善公务员制度,引导公务员转变观念和行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科学高效的社会安全体系和社会风险预警机制。     

从"良政"走向"善治"——一种社会理论的检视

"良政"是精英政治、集权体制与动员型民主相结合的产物;"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普遍代表性或治理绩效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或模式,它是在政府与公民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对公共生活的有效合作管理.依据"善治"的10条标准,社会治理要达到"善治"的境界任重而道远,国内外政治社会环境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去追求.为了社会和谐与善治的目标,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回应公民需求以解决"民本"问题;充分赋权于民以解决"民权"问题;保证最大限度的民众利益代表性以解决"民生"问题;通过与民间更多合作形成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均衡治理格局以解决"民享"问题.     

治理理论的三种模式浅析——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20世纪后半叶,为应对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产生的各种“危机”,各国相继开始寻求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管理模式。在这一契机的推动下,各种政府管理理论相继出现,其中治理理论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理论代表,引起了各国的普遍关注和信赖,而且并尝试着把这一理论运用到本国的公共管理实践和改革中。可见,治理理论的本土化成为实现这一理论价值的前提和基础,本文针对发展中国家治理的现实提出了治理理论的三种发展和实践模式,即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合作模式和公民社会主导型模式,希望对我国的社会治理有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及其治理

网络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孕育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它在塑造了社会的网络结构的同时,也悄然实现了从“纯粹的虚拟”到“虚拟与真实兼备”的完美蜕变.网络世界的“虚拟与真实”属性决定了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治理不仅仅局限于对虚拟世界的治理,而是特指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与人的全面发展而展开的对互联网所链接的虚拟世界及其派生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合作共治.网络世界治理在实践中要达至既有的社会治理目标,必须遵循合作治理、更加注重伦理构建、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实现社会的有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基本准则.基于此,政府在网络世界治理中的职能定位亟须变“控制”为“引导”,充分重视对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运用.     

转型期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中的府际合作研究

我国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中的府际合作是各级政府在转型期边疆社会问题凸显的形势下,把不同资源优势的政府组织有效统合成一个既分工又协作,以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为落脚点的治理模式。边疆社会问题的民族性、互动性、复杂性等特征决定了府际合作是边疆社会问题的最佳治理模式之一。目前,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中府际合作模式主要以传统的纵向和横向合作为主,并且这种传统的府际合作模式已然不能够适应边疆社会问题治理的需要。转型期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中府际合作应当从在中央政府设立指导协调机构、建立有效的合作协调保障机制、调整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变革压力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新型政府合作意识这五个方面来进行优化转型,适应转型期边疆社会问题的形势发展,实现边疆社会问题的善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探索——基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风险是现代理性极度扩张的产物，可以看作是人类迈向风险社会历程中现代性极度膨胀的副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类对自身风险认知的缺失或严重不足。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亟须面对的新常态，现代风险的不确定性、整体性、平等性、自反性等特征，要求更多的治理主体协同共治。传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三层结构”仅仅聚焦于国家内部，割裂了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配合，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风险社会的特征。要克服“有组织的不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应向“三角结构”转变，逐步改变“政府预防”的传统模式，实现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社区）“协同预防”的三种治理能力联动发力的新型治理模式。     

当政府公信力遭遇塔西佗陷阱:当下中国网络社会的公信力反思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次的技术变革都意味着社会治理领域的结构性转型。伴随网络社会的兴起,民间"草根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参与热情活跃于公共话语领域,成为社会治理格局的新生力量。与此同时,也加剧了与政府权威主体间的话语权竞争,继而引发政府公权力的信任危机。政府如何跳出网络社会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法律的权威地位不可动摇。同时,政府必须放下权力身架,主动融入公众话语流,构建与公众的沟通、交流平台,由"老大哥"式的全能主导走向平等、协商的"合作共治"才是治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