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社会公平关系的新解读——一种“行星运行型”立体思维模式的思考

效率和社会公平是公共行政精神的重要内容。目前很多学者囿于既定思维将二者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博弈。本文认为：公共行政精神的定位应当采用一种全新的＂行星运行型＂的立体定位模式。这样有利于我们克服传统认识所遇到的困境,更好地处理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     

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及其治理

网络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孕育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它在塑造了社会的网络结构的同时,也悄然实现了从“纯粹的虚拟”到“虚拟与真实兼备”的完美蜕变.网络世界的“虚拟与真实”属性决定了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治理不仅仅局限于对虚拟世界的治理,而是特指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与人的全面发展而展开的对互联网所链接的虚拟世界及其派生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合作共治.网络世界治理在实践中要达至既有的社会治理目标,必须遵循合作治理、更加注重伦理构建、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实现社会的有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基本准则.基于此,政府在网络世界治理中的职能定位亟须变“控制”为“引导”,充分重视对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运用.     

合作治理的反思性阐释:合作意涵、发生机理及政府引导

合作治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寻求治理变革的时尚选择，已经成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既有的国内外关于合作治理的研究虽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悬置了对“合作治理究竟是什么？”“合作治理为什么会发生？”“合作治理中的政府如何履行职能？”等问题的探索。事实上，合作治理体现为多元力量对社会事务的平等共治，是一种在进化的意义上推进社会进步、尊重和遵循生物的合作本能、正视竞争的影响以及具有历史范畴特性的全新治理方式。在复杂性视阈下审视合作治理，它既是应对社会复杂性增长的有效方式，也是社会复杂性增长的必然产物。在合作治理达致圆融状态的历程中，政府应当发挥好引导型职能，推进权力共享机制的完善、合作治理情势的营造、治理主体能力的提高、治理平台的更新以及良好治理秩序的维护。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伦理反思——兼论中国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伦理向度

20世纪后期以来，信息网络等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发展至今，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推进治理创新的重要选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然而，从当下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和研究来看，技术向度得到了高度关注，伦理向度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因此，政府的数字化转型的伦理向度亟需得到重视。“政府之为政府”的类属性和数字化的特有性质决定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伦理面相的“二重性”,而且相较于美西方国家，中国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伦理本质体现为“人民性”和“服务性”。基于此，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伦理难题及其因由做出分析，从价值、能力和制度三方面找寻化解难题的建设性方案，有助于中国政府数字化转型守住“人民性”立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论低碳经济理念下的政府职能模式

低碳经济是人类走向后工业文明过程中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它的实现最终要依靠政府责任意识的强化和政府职能模式的创新。近代以来,在"管理型政府责任意识"的主导下,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中先后采用了"保护型"或"干预型"的政府职能模式。伴随着"服务价值"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和服务型政府责任意识的孕生,在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政府职能模式: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这一模式的完善将为中国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发展低碳经济和实现腾飞提供有力的支持。     

论政府职能模式

近代以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大致产生了三种政府职能模式。在近代早期,与自由主义的有限政府相伴随的是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到了20世纪30年代,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开始建立起来;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创造。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没有走出西方资产阶级话语霸权的阴影,实现经济腾飞之后,纷纷放弃了这一政府职能模式。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也选择了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并取得了引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坚持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只是一项实践成就。需要自觉的理论探讨来为其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