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道德性与法治

法律的道德性问题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之间长期争论的焦点。分析实证法学主张道德与法律是可分的,法律和道德没有必然联系。自然法学认为道德与法律不可分,法律本身应该合乎道德。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的道德性要求立法的道德基础、守法的道德义务以及司法的道德判断。     

试析富勒新自然法学的方法论特征

富勒的新自然法学(The revival of natural law theory)继承了以往自然法学(Classical natural law theory)的传统,追求法律的道德价值,强调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但是,在研究重点和以往自然法学有着很大的不同。 以往自然法学研究的重点是一种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上的外在道德价值目标,即法的目的的道德性,追求实体正义(external morality of law)。富勒的新自然法学的研究重点则是国家制定法本身所具有的内在道德价值目标,即手段的道德性,追求程序正义(inner morality of law),并明确提出符合程序正义的八项具体法律原则或标准。 研究重点不同,其方法也就不同。富勒的研究方法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个是把法律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强调手段与目的的整体性和过程的内在健全性;另一个是在坚持追求法律道德根本目的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达到法律目的的具体标准,将抽象的价值观变成非常具体和具有高度实践性的事业,强调应该与实际的结合,以及具体与抽象的统一。     

论自然法之良法法治理念

自然法学之所以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由其以下特质所决定:自然法学中所蕴含的自然法观念和人本主义精神;自然法学十分重视法律的价值,将法律视为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载体;自然法学的基本理论对人类社会的专制和不平等有着非凡的反抗的勇气。对自然法学的法治理念的正本清源或许能对我们的法治建设提供些许的启示。     

从法律的实体道德性到程序道德性

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西方自然法学说经历了一个从强调法律的实体道德性到强调法律的程序道德性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说明：强化道德规范和将“合法性”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论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条件

法律与道德、法治与道德建设的关系,是中国在依法治国建设过程中不容忽视、不能回避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如何,是中国能否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文章从法治推动道德建设的条件角度,深入分析了法律对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包容、认同、提升和支持,并明确指出法律与道德本身的自洽互足、法治与道德建设内在品质的相互协调,是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保障与关键因素。     

法治的德性探析

法治的德性即构成法治社会模式的道德要素。法治主义理论传统通过将多元道德统一化、道德法律化、服从法律神圣化,建构了以正义的道德、规则的道德、服从的道德为主体的法治德性体系,将道德要素有效注入法治社会模式,实现了道德和法律在法治框架内的融合,奠定了法治的正当性、操作性及有效性之源。法治的德性理论表明法治是法律与道德的结合体,是德法共治的最优形式。法治道德建设品质将决定法治国家建设的质量与位阶。中国的法治道德建设依托灿烂的传统道德资源及伴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定会升级法律与道德融合品质,为人类贡献更高质量的法治。     

对话与超越:全球化时代中国人权法治的发展路径

对自然法学和传统人权观的超越,是当代中国人权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在地方性知识与全球性知识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以发展权为当代中国人权法治的本位和重心,是当代中国人权法治发展的关键。     

论我国当代道德建设的法治取向

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在法治不健全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这一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法治视野的缺失。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以现代法治为基础,道德规范不断进入法治领域并成为法律规范,这是人类社会进入法治文明时代,法律与道德互动的一种趋势。但是,推动法治实现实然和应然两种状态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避免道德降低为法律,也是道德建设重要的价值取向甚至是成功的标志。     

依法治国与道德建设

从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社会现状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来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候，应当同步考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寻找法律和道德的和谐，妥善处理可能出现的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法与道德——乡土中国社会控制的理论把握

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     

恩格斯自然科学发展规律思想探析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也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但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恩格斯深入揭示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包括自然科学发展的加速律、渗透律和螺旋式上升律,阐述了这些规律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历史决定论中不可回避的四个矛盾问题研究述评

历史决定论有四个矛盾问题不可回避：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关系问题、认识与被认识之间的“俄狄浦斯效应”问题、历史多层次交错运动与历史规律线式制约性问题、“可能性空间”说的横向制约机制与历史规律历时态运动问题.这四个矛盾问题揭示出历史决定论研究存在深层上的瓶颈.历史规律要探索新的进路,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历史运动以偶然性为表现形式;二是主观揭示出来的历史规律对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是客观自在历史规律所支配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三是人的能动性实践活动是不断生成新历史的唯一理由.     

论中国刑法的自然法思想

我国自古就存在着自然法思想,在古代刑法中可以找到自然法的踪影;在现代刑法理论和实践中更是隐含着自然法的思想。在当下,自然法对刑法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弥补实证主义刑法规范的封闭、机械与僵硬。自然法以独立原则或规则的形式纳入刑法体系是顺应后现代思潮的最好选择。作为一个后起的法治国家,我们可以发挥后起法治国的优势,绕过大陆法系弯曲的道路,直接吸收和借鉴当代的有益探索,自然法恰能满足这些探索的初衷。     

合法性视角下的立法程序及其完善

人们之所以服从和信仰法律,乃是因为法律具有合法性。合法性理论的发展有三种不同的路径,即理性建构主义路径、经验主义路径以及“重建性的”路径。在这三种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之上,法律的合法性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要求：（1）符合当代社会的价值规范;（2）获得人们的认同与支持;（3）其制定符合既定的程序。立法程序是唯一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程序,也是合法性进入法律文本的管道,应当按照法律合法性的三个要求重新审视立法程序。同时,我国的立法程序也应当从加强法律合法性的角度予以完善。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与道法论原理初探

马克思认为 ,立法者“不是在制造法律 ,不是在发明法律 ,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这就意味着 ,一个社会的法律规范及其演进是由一定的客观必然性所决定的。一切人间法律都必须与之相符 ,不然的话 ,即使可以强行于一时 ,终究会“法将不法”。这种隐藏在法律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内素就是“道” ,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可违逆的客观规律。这种“道”与“法”的关系理论 ,即“道法论” ,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原理的中国化表述。     

试论依法执政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党建理论和法治思想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是依法执政的思想基础.依法执政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方式,依法执政水平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体现,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要领导国家的立法工作,要求执政党要带头守法,要求执政党要保证执法的独立性,要求执政党要不断推动国家法制化、规范化的进程.     

论法律选择中最密切联系理论的价值取向

最密切联系理论是当代国际私法中最有影响的一种法律适用理论。它改变了传统的国际私法僵硬、机械的法律选择方式,赋予冲突规范以极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该理论在法律选择中的适用,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立法者和司法者及当事人追求法律正义和利益平衡的愿望。文章通过对最密切联系理论在法律选择过程中特殊地位的分析,试图阐明在处理涉外案件中,根据该理论选择的法律最能体现对公平、正义、灵活、合理的价值取向的追求。     

试论霍布斯的和平主义自然律

生活于动荡年代的霍布斯致力于寻求和平的道德律,力求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与理论基础和行为规范。虽然他的理论有着自身的矛盾与不足,但是,霍布斯的自然律,尤其是契约理论仍有很大的启发与借鉴意义。本文将对霍布斯的和平主义自然律作详细的分析与评价。     

中国环境法的形成及其体系化建构

历经40年的大量环境立法，促成了我国环境法律制度体系框架的生成。然而，当前部门利益主导的分散式环境立法，造成环境资源保护立法碎片化。为探究环境法体系化路径，借助实证分析和比较考察的方法，根据环境法规范的属性特征和环境法的生成演进历程，明确污染控制法、自然资源法和循环再利用法为环境法领域的主要范围。在此基础上，反思我国环境法立法体系的样态，检视与评价我国环境立法体系的实然构成，以找寻我国环境立法体系化进程中的结构性难题。参考域外环境立法模式与体系化趋势，为我国环境立法体系化的方向提供指引，认为环境法的体系化是一项阶段性的立法工程。具体而言，近期先以现行的污染控制法、自然资源法、循环再利用法为基础，理顺和完善相关环境法律规范；中期环境立法规划是制定环境法总则，最大限度地统合相关环境法律规范；最后以环境法的法典化作为终极环境立法目标，遵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循序渐进地完善环境法体系，以解决当前环境立法的重叠、冲突等不协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