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夫论视域下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再审视

对阳明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的不同阐释,是阳明"心学"著名公案之一.学界多将"心之体"理解为"心体","无善无恶"常常被诠释为"至善"."四句教"如是解读过多强调了上半截的形上"心体",而下半截的形下工夫则被遮蔽.本文指出"心之体"不是"心体"之本然,而是心之"本来体段".而心之"本来体段"指的是"心体"的外在显用,即阳明晚年的工夫法门——"致良知"."良知"能够知是知非,又在于"好恶".于此,阳明对先秦儒家"好恶"观既有承继,也有突破.     

道学社会化——杨时道学的精神旨归

杨时自从学程颢始,笃守二程道学,对其社会化的精神旨归甚为自觉,他全部道学问题的探讨,根本指向对此旨归的诠释和澄清。道论上,他主要承大程,突出普遍性原则与具体社会生活场域相即不离,道学是且应当与具体社会生活场域适应;心性论上,他综合二程之说,言性善乃人正常本然状态言,因所禀赋和心不正而反常有恶,圣盗在人心善利一念间,道学教化直接干预平民大众的社会生活,道学社会化的教化得以可能;工夫论上,杨时综合二程说,强调知止而至,突出社会行为实践落实的执中工夫和称物平施的方法。基于这一旨归,理论之外,道学社会化实践更是杨时道学事业的重心。     

杨时“诚”论及其贡献

"诚"在杨时的理论思想中居于枢纽地位,"天人之道一于诚","诚"是合内外之道。他坚定地主张"诚"在现实生活中效果显著。在政治活动中,法度和治理技术固然不可或缺,但是最根本的仍然是至诚。若无至诚,即便有好的法度和治理技术,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他对"诚"的高度重视,自然地延伸到对"直"的重视上面来,有创新性地提出"直"是"尽其诚心而无伪"的说法,并指出非道德意义的"(率)直"在工夫修养中具有有益的作用。杨时的诚论是依托解释、引证儒家经典展开的,其中他继承和发扬了二程的四书思想和经典互诠方法,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作出了独特贡献。     

杨时《论语解》探微

作为"闽学鼻祖"、"倡道东南"的二程弟子杨时,将《论语》视为圣学之正传,初步确立了儒家"道统"和《论语》在其中的核心经典地位。在《论语》诠释中,他非常重视求仁之学、性命之学和中庸之道的揭示和阐发。这些思想成为南宋早期道学的中心话语,不仅促进了洛学在南方的传播与发展,而且也为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学术体系的诞生提供了学脉渊源。     

杨时"诚"论探源与发微

被誉为＂程学正宗＂的杨时,是南宋之际理学的重要传人。他非常推崇《中庸》一书,特别对其中＂诚＂这一价值核心进行了清晰而明确的阐发。在兼综二程＂诚＂说的基础上,杨时积极探寻＂诚＂的内涵,力求通过＂诚之＂的工夫即＂致曲＂将作为本体的天道与作为主体的人道统一起来,同时把＂诚＂论加以推衍,将《中庸》＂诚＂说与《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道联结起来阐释＂合内外之道＂。杨时的思想承洛启闽,对后世特别是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起到较大的影响。     

试论程颢境界进路中的直觉性特征

程颢以“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作为其境界追求的最高理想。他崇自然,尚体验,行为出于全部人格,呈现为人与自然一体圆融、自得宽舒的洒落气象。其工夫进路具有较多佛道思想的印痕,在充分张扬儒家道德理性的同时,凸显了直觉性特征。     

存在、价值、境界——二程“儒佛差异”之辨新探

北宋程颢、程颐提倡万物存在的根源在于本体"实"理,阐发出理学之门庭是以儒家道德形上学为径路,基本内核是以居敬为方法的内圣修养工夫,从而在存在、价值、境界三方面廓清了理学"援佛而非佛"的本质。二程的"儒(理)佛差异"之辨是北宋道德秩序与道德价值的映照,他们对理佛差异的辨析有双向目标:一方面自信地回应了佛学挑战,另一方面阐发出儒学在北宋时期"理"之本体思想的精妙,表达出了对儒家生生之德的坚持与维护。     

论南大吉的心学思想

南大吉是王阳明的高门弟子,年少就立志于求圣贤之道,对心学思想有着深刻的体认和感悟.他认为圣贤之道在于良知本体,提出了“心之良知本一”的命题,同时主张在“体之用”上下工夫,尽力做到“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好善忘势、反身内省;“中心悦而诚服之”;躬行实践、心学治政.他将关学与王阳明心学思想融汇贯通,为关中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奠定了基础,标志着“关学心学化”的开始.     

儒家工夫中的理性与直觉?--以李二曲的“静坐”与“澄原”工夫为例

理性直觉是儒家体道的不二法门,它基于天道与人心同一、人心能够体道的原则。儒家主张向内直觉体验。这种理性直觉与佛道强调空寂的直觉体验有着本质的区别。李二曲道德哲学所提出的"静坐"与"澄源"的工夫论主张"动"、"静"相宜,强调道德主体通过静默返照的修养工夫使心体之本然朗现,进而达到天理流行、浑然与物同体的精神境界。这种理性的直觉同时使二曲的道德形而上与审美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     

道与治——王安石以道求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王安石以"道"求"治"的政治哲学,是从早年到晚年演进深化的过程.在其早年,王安石认识到分裂的先王之道无法言治,于是从"道之不一"转而"求道之全".在学术中期,其以诠解经书、诠解经义的方式"求道",但因其释经行为存在主观性,传播方式存在强制性,使得他所阐发的道,并未得到士人的认可.至晚年退居金陵,他通过著《字说》诠解文字本义,来确保所诠经义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但王安石为把治世观念注入经义,导致《字说》中的文字诠解,往往牵强附会,故而由《字说》挖掘经义,由经义呈现圣王治世之道,再由道求治的政治哲学建构并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