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论朱熹“利者，人情之所欲”的内涵 ——兼与胡安国“利者，人欲之私”之比较

[提要]朱熹解《论语》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言“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只是分别对“义”与“利”作出界定,并没有将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之意,同时又通过进一步引述程颐、杨时所言,表明君子和小人对于义利的所喻、所好以及取舍之完全不同,讲的是“喻于义”与“喻于利”的相互对立。尤其是,朱熹多讲义与利的相互联系,继承程颐讲“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讲“利不是不好”,不仅没有完全否定利,而且包含了对于利的一定程度的肯定。遗憾的是,朱熹门人后学将朱熹所言与胡安国所言“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相混淆,强调义与利的相互对立,实际上误读了朱熹的思想,掩盖了其中对于利的肯定。     

王船山《俟解》之君子与庶民图像——以《孟子》“人之所以异”章诠释为例

通过对船山六十六岁时作品《俟解》的诠释,探讨船山对君子、庶民与小人此三者之间的看法。《俟解》一书近于日记式的心得体悟,是依于《孟子》“人之所以异”章的內容而抒发。“人之所以异”章谈论人、禽之辨,认为人与禽兽之异者,系“君子存之”而“庶民去之”,船山此文即以君子与庶民对举,而非君子与小人对举。船山藉此兴发个人感想,认为庶民看似无病,而其实为害更大,故要引导人之志向,勿流于平庸与凡俗；小人之恶,人人见及,且得而诛之,至于庶民之平庸则陷于流俗,病无可病,有其祸害,而诛不胜诛,因此为害更大。故对于《孟子》“人之所以异”章中君子与庶民图像以及船山的诠释作一解说。     

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界定——从《论语》“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的解读说起

本文从《论语》"君子之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一语之解读难点出发,探讨孔子口中"君子"、"小人"两词的真正意涵。首先论证小人并无道德丑恶的含义,所指仅为胸无大志,目光短浅,关心实际利益的小人物。至于君子,则传统上所谓从位言,从德言的两分法并不允当;孔子所称之君子皆位、德、才三者合言,此为其正名论思想的必然延伸。正名论既要求有其名位者有其实质,自然亦要求作为管治者的君子有管治的才德,即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君子君子"。君子、小人的意涵一经厘清,则该话之解读再无窒碍。     

《周易》的人格类型与伦理价值导向

《周易》提出了一系列的人格类型，其人格类型基本上划分为二大类一类是肯定型的人格类型，即君子一类；一类是否定型的有待教化的人格类型，即小人一类。“君子”是《周易》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而“小人”则是君子所要教化的对象。     

《关雎》是一首思妇诗

学术界关于《关雎》有多种解释,我认为它是一首思妇诗。“雎鸠”二字,涵容着民族历史文化意蕴,它甚至带有生殖崇拜文化意味。傅道彬运用荣格的原型理论指出《关雎》以雎鸠起兴,旧注“雎鸠”多误。他认为“雎鸠的意思是雄性的鸠鸟,雎鸠就是男根的原型”。《关雎》以雎鸠关关鸣于河洲求偶为兴,其暗示出来的男欢女爱意味是不言自明的。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集传》)。《关雎》首言雎鸠以喻雄性,象征君子。如果按照朱子之说,这显然言的是“他物”——神圣男根。那么雎鸠又引起谁的所咏之辞呢?我认为是诗的主人公:淑女。     

《周易》卦爻辞中的君子小人之辨

儒家君子小人之分有两种意义,一以德言,一以位言。《周易》卦爻辞中的君子小人,传统多从德的角度做出解释,但现代学者从词源学或思想史的一般叙述出发,往往认为其是纯粹以位而言。然而,若完全不顾德的因素,只就地位而言,很多卦爻辞尤其是涉及"小人"的例子,难以得到恰当的理解。其实,《周易》中的君子小人,既有以位而言的情况,也有以德而言的例子。在"德"的问题上,《周易》对有位贵族提出严格的要求,而对无位庶民则表现出相当宽容的态度。先秦儒家之道德思想兼顾理想与现实、精英与庶民的特征,便可在《周易》中找到其源头。同时,卦爻辞中的君子小人观与殷周之际兴起的"德"的观念密切相关。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的德更多的是关涉政治或行为,而与后世从个体心性角度来说的"德"有很大的不同。《周易》卦爻辞君子小人之辨的探讨,有助于澄清现代学者关于早期思想的误解,并揭示轴心时代儒家道德思想对早期经典的继承与突破。     

《荀子》校释笔记五则

(一)非十二子 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故,知默,犹知言也。故,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 王念孙《读书杂志》:卢云,此数语又见《大略》篇,彼作“多言无法”。此“少”字似讹。     

《论语·里仁》“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解

"君子""小人"在《论语》同一章出现时,往往构成对比,"君子"行为一般为正面,而"小人"行为则往往为反面。"君子怀刑"之"刑"当释为"刑罚、法度";"小人怀惠"之"惠"当是"慧"字之假借,取"巧慧、慧黠"之义。故"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可解为:"君子思念刑法,小人思念巧慧,欲缘巧慧逃避刑法以自利。"     

读《三习一弊疏》 解一道历史难题

文章分析了清代名臣孙嘉淦进呈乾隆皇帝的奏疏《三习一弊疏》 ,提示了千古帝王近小人而远君子的一个普遍规律。往昔多少人论述君子小人进退之由 ,往往注目于小人 ,多从剖析小人心术着眼 ,殊不知奸臣小人之滋生 ,之所以得逞 ,其根源在于皇帝养成的“耳习”、“目习”、“心习”这三种坏习惯 ,使之终于蔽于“三习”而被小人包围 ,做出祸国秧民的糊涂事情。《三习一弊疏》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从皇帝身上探得根源 ,这就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预除三习 ,永杜一弊”这是一个历史难题 ,及至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些当权者也难免蹈“三习一弊”之覆辙而铸成大错 ,所以《三习一弊疏》的价值是永久的。     

《中和统战文化研究》序

朱熹将《论语·雍也》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注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中庸与仁义道德连在一起。儒家鼓吹的中庸之道，就是要求人们处理事情中正、公平、合情合理、不偏不倚。《礼记·中庸》又云：“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佛教《中道》亦言：“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此即指     

“其雨”小考

《诗·卫风·伯兮》第三章:“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版327 页):“笺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复出,犹我言伯且来伯且来则复不来’。”朱熹《诗集传》“伯兮,第三章下:“比也。其者,冀其将雨,而杲然日出,以此望其君子之归而不归也。是以不堪忧思之苦而宁甘心于首疾也。”     

《卫风·氓》篇“复关”解

历代治《诗》者对于《卫风·氓》篇“复关”一词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复关”是氓的居住地或居地附近,在诗中借作该男子的代称。 汉人毛亨《传》认为:“复关,君子所近也。”郑玄《笺》云:“前既与民以秋为期,期至,故登毁垣向其所近而望之,犹有廉耻之心,故因复关以托号民”。 唐人孔颖达《毛诗正义》也认为:“复关者,非人之名号,而妇人望之,故知君子所近之地。笺又申之犹有廉耻之心,故因其近复关以托号此民。故下云‘不见复关’、‘既见复关’,皆号此民为复关”。 宋人朱熹在《诗集传》中说:“复关,男子所居地,不敢显言其人,故托言之耳”。     

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 ,迄今仍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无论是“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还是“功贤于耕织”、“义者宜也”,究其实质 ,都关乎义利之辨。“利”应是指物质生产品 ,“义”是指对物质生产品的合理分配 ,二者本为统一的两个方面。     

《论语·微子》“分”字注辨

《论语·微子》章中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乎?”一句,而对其中的“分”字究竟如何解释,则从古至今,众说纷纭。朱熹在《沦语集注》中说:“‘五谷不分’,犹言‘不辨菽麦’尔,责其不事农业而从师远游也’。刘宝楠《论语正义》说:“郑注云:‘分犹理谓治也’。宋氏翔凤《发微》云:‘王制百亩之分’。郑注:‘分或为粪,此五谷不分,当渎如草人粪种之粪,     

说“小人”

小人的“小”．既不指年龄，也非指地位，而是说小人思想素质低、道德修养差。小人是从什么时候才有的，至今没有确沦。但早在2500多年前．孔老夫子就注意到了这类人物。在他那篇《论语》中．十多处提到小人，诸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在孔子的笔下．小人的臭名早就远扬了。     

同安悟道：朱熹对《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的阐释

对于《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汉儒认为子夏所言“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意在强调“大道与小道殊异”而“学当以次”,有轻视“洒扫应对”之嫌;与此不同,北宋二程的解读既讲“君子教人有序”又讲“理无大小”,既重视“洒扫应对”又强调由此而“精义入神”。然而,从字面上看,二程的解读很容易引起困惑。朱熹在同安任官期间对二程的解读作了深入思考,并由困惑而觉悟。同安悟道在朱熹学术思想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是朱熹由佛归儒的关键节点,也是朱熹“理一分殊”思想体系的起点,包含了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最初萌芽,并为朱熹形成由“小学”而“大学”的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是,由同安悟道发展而来,朱熹《论语集注》解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时,运用“理一分殊”概念对二程的解读作了更为深入的解释和发挥,强调君子教人不是依据所教内容之本末来确定教学的先后次序,而是根据学生能力水平的高低层次循序渐进。朱熹的阐释无论是在经典解读还是在义理发挥上都有所创新,不仅对后世《论语》解读具有重要影响,对当下的道德教育亦具有启示意义。     

《天问》“伯禹愎鮌”新解

“伯禹愎鮌”之句,历代注家多不得其解,难解之处,在不知“愎”为何义。王逸注为:“言鮌愚很愎而生禹”。众皆非之,因其以“愎”解“愎”,捍格难通。至南宋洪兴祖补注引一本作“腹”,后世朱熹、蒋骥等注家多采之,认为“腹犹怀抱也”。然于义良有未安,故闻一多认为“伯禹腹鮌”之“腹”实借为“孚”,而“孚”又与“孵”同,故“腹”有“生”义,闻氏又认为“禹”、“鮌”应易位,成“伯鮌腹禹”即“伯鮌生禹”。此论虽详且备,然只可为闻氏自造之“伯鮌腹禹”解,未可为《天问》“伯禹愎鮌”解,且此种颠倒文句以训释之方法多不足取。周秉钧先生认为,“今按愎与复古音同,义得相通。”“复”有“重复”之义,故“伯禹复鮌“意为”伯禹继承鮌之职事。”此亦可以备一说。     

《离骚》古注辨惑——“荃”非“喻君”及其他

<正> 自汉代王逸,宋代洪兴祖、朱熹、清代戴震一直到现代各家的注释,都认为“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的“荃”是用来比喻“楚怀王”的。”王逸《章句》云:“荃,香草也,以喻君也。”如果这样理解,“荃”这个词在《离骚》中的分量跟其他一些草木词相比就不大一样了。对“荃”究竟如何理解,这关系到对《离骚》全文意恉的理解,也关系到对屈原思想和品质的认识。因此,对古注很有辨正的必要。这样理解令我怀疑的有七点: 第一、王逸《章句》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取譬。故善鸟香草,以譬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这是《离骚》中“引类取譬”的通例,为什么“荃”单单例外而用来“喻君”呢?按照通例,“荃”应该是“喻臣”。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