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任教浙江大学始末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浙大西迁时期,竺可桢校长积极物色名师学者,礼聘国学家马一浮来校任教。马一浮是著名文史学家、书法艺术家,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马镜泉《马一浮传略》,见毕养赛主编《中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上     

儒学与经典诠释

1938年,马一浮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约至该校为学生讲论国学,后集为《泰和会语》。在《楷定国学名义(国学者六艺之学)》中说: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     

郑晓沧与国立浙江大学

从1929年8月应邀到国立浙江大学任教,至1950年10月国立浙江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整整21年间,郑晓沧为国立浙江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辅助校长竺可桢办学,创建国立浙江大学教育学系并先后任教育学系主任、国立浙江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师范学院院长、龙泉分校主任、研究院院长等职。在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与学校不离不弃、休戚与共,为学校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而郑晓沧在其教育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以及他为人处世中表现出来的敦厚谦和、尽职尽责、勤奋好学、积极乐观的情操和境界,不仅是浙江大学,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庆祝浙江大学建校110周年

校史沿革国有成均,在浙之滨。2007年5月21日,浙江大学将迎来建校110周年华诞。1897年,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诞生于杭州,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几所新式高等学府之一,1928年发展成为国立浙江大学。抗战时期,浙大举校西迁,办学不辍,成果丰硕,是为“文军长征”。20世纪40年代后期,浙大已崛起成为拥有7个学院,涵盖文、理、工、农、医的综台性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浙大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特别贡献,在杭的学科分立为4所学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各自都有长足发展。1998年9月15日,同根同源的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     

陈训慈与竺可桢交谊考

陈训慈与竺可桢谊属师生，两人虽并未长期共事，但曾在国立浙江大学共事数年。在很多事情上，陈训慈都是竭尽所能替竺可桢排忧解难。如在竺可桢出掌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创办龙泉分校，为浙江大学提供各种信息等事情上，陈训慈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迁时期的浙大女性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坚持办学和保存文脉,竺可桢校长率领全校师生进行艰苦卓绝的“文军长征”和西迁办学.这是浙大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办学时期,师生筚路蓝缕,培养人才,创新科研,服务社会,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创造了“东方剑桥”的奇迹.本文以张侠魂、徐瑞云、姚文琴为考察对象,探讨当时浙大女性对浙大发展的重要影响.在浙大历史上,有一位特殊女性将永远教人们追念,她就是竺可桢校长夫人张侠魂.张侠魂是近代妇女活动家张默君的胞妹,也是“中国第一个乘飞机上天的女性”(郝巨恒《神州第一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自幼习武,素有大志,曾豪言“吾技成,将尽除国贼也”(国立浙江大学《竺夫人纪念册》第3页,浙江大学档案馆,档案编号:ZD-2010-ZL12-15).     

“通”往未来之路——马一浮文化观及其方法简析

马一浮先生是近代国学罕见的大师级学者，他的“圆融、会通”文化观主张与其问学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马一浮的学术思想在方法上强调“不局”、“不杂”、“不烦”、“不固”，其最大特色是“通”。可以说，马一浮援儒入佛，义理精纯，出入百家而能达到圆融无碍之境地，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文化自信心，除却其渊博的学识与扎实的国学修养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思想方法。     

简易视阈中的朱陆之辨——论马一浮对宋明理学两大系的融通与判析

马一浮是现代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打通了孔子六艺与宋明理学,建立＂六艺论＂,为儒学在现代的转进作出重要贡献。然而,马一浮与宋明理学的渊源关系,学界意见不一。马一浮评判宋明理学及其中的朱陆之辨,乃根据一个＂简易＂视阈。在简易的视阈下,马一浮对程朱陆王之学作出融通与辨析,我们据此亦总结出马一浮在融朱陆的基础上,更自觉地继承程朱一系;而在继承程朱一系的基础上,更自觉地继承与扩展程伊川之学。     

马一浮国学观散论

当今谈国学不能不追溯百年前学人的国学观。要追溯百年前学人的国学观,就务必要了解章太炎、马一浮的国学观,因为章马两先生的国学观是上个世纪初学人国学观的典型。本文对马一浮国学观的探讨,重在说明：马氏不赞成章氏以经、史、子、集四部学问谈国学,将“国学”楷定为“六艺之学”。他对于其国学之定义并没有予以论证,只是陈述了他的看法——“国学”为“六艺之学”,是因为中国固有的四部学问为“六艺”（六经）所统摄。他不但认为“六艺”统摄中国一切学问,还进而强调“六艺”亦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这一强调,旨在凸显“六艺之学”的世界意义,为其“世界人类文化最后必归于六艺”之见解确立学理上的依据。     

马一浮先生的学术造诣与诗词创作

本文以作者亲身的感受和体验,论述了“一代儒宗”、“国学大师”马一浮的生平、学术和诗词创作。文章分三个部分探讨了马一浮先生立志为学、自拔流俗、潜心读书、博览群籍的精神品性及治学方法。文章指出,先生学术,博综百家,精研老庄,深得义海,妙悟禅宗,返而求之六经。文章还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可资研究者参考。     

抗日战争时期课程想象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以蒋介石手令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社会各界开始反思与检讨新教育问题,探讨教育改革的可能路径。知识界提出了增加中国文化知识、培养民族意识、加强科学教育、实施公民教育、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议;蒋介石先后下达11次手令指示教育部,恢复旧道德,以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资源建设国民道德,以政治教育为中心,建设以农村为本位的中国社会;教育部在知识界要求改革的呼声及蒋介石的指示下,以抗战建国为方针,积极探索民族特殊历史时期的课程改革,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社会不同阶层及力量对课程的想象反映了抗战时期民族国家建构的不同路径与图景。     

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

《新诗杂话》是朱自清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一部著作。朱先生在这部诗学著作中,坚守诗歌文本的分析,坚持对诗歌意义进进缜密详实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新诗研究的基础。论及范围宽泛,富于创见性,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以“解诗”为出发点,《新诗杂话》探讨了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抗战与诗、诗与建国、诗的形式、歌谣与译诗、新诗的进步性、新诗的发展趋势等诸多关系,平实而深刻,精确而简洁,“将深化为浅”是《新诗杂话》最富于生机与活力的语言叙述原则。     

吉安抗战文化的内容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

吉安是赣中重镇,古称“文章节义之邦”,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江西抗战首府,人文蔚起。这使吉安不仅成为江西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成为连接中国东南与西南的抗战文化重地。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吉安在抗战时期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抗战文化: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田汉等文学家、诗人在吉安发表抗战诗文;反映抗战的木刻与绘画艺术作品在吉安展出;《复国走南洋》、《八百壮士》、《大骂汪精卫》等抗战戏剧杂技在吉安演出;《再牺牲再前进》、《南昌轰炸实录》等抗战音乐电影在吉安播放;《前方日报》、《抗战月报》等抗战报刊在吉安出版发行;吉安民众教育馆、文山书店等图书馆与书店为抗战提供精神食粮;浙江大学迁驻吉安泰和;国立十三中学在吉安创办;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江西总部等抗日团体在吉安开展抗战活动,等等。这些抗战文化对推动抗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奠定和彰显了吉安抗战文化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竺可桢的办学理念探析

竺可桢在主持浙江大学期间,坚持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导人才,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最大的目标是蕲求真理等办学理念;他立“求是”为浙大校训,实施通才教育,以非凡的能力潜心经营浙大,把浙大由一所地方性大学建设成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综合性大学,获得“东方剑桥”的美誉。其大学理念对于当下中国大学坚守大学理想,重建大学精神,进行教育改革,仍具有不可多得的价值。     

朱生豪之译者生态研究

朱生豪是莎士比亚戏剧最重要的译者之一,朱生豪译本在中国莎学史、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
工程。本文以译者生态理论（对译者之所以成为译者、之所以被称为翻译家的动态研究和静态描述相结合的理论）为
视角,深入追溯朱生豪的生平,从译者生成论、译者角色论、译者翻译论和译者接受论四方面探讨朱生豪的翻译活动,
既研究了其自幼天资聪颖、受过良好教育和兴趣爱好广泛、热爱莎剧、翻译态度严谨认真等个性特点,也探讨了其在事
关中华民族文化尊严的特定社会环境（抗日战争时期）下翻译莎剧行为的深刻社会背景。朱生豪的翻译生涯表明,翻
译不仅仅是翻译家的个人事业,也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由译者自身、社会及家庭环境、文化氛围以及译
文读者、观众接受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史嬗递与重建中华文明体系之路径————以傅斯年与蒙文通学术分合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新旧嬗替,转化传统与引介西学成为重建中华文明体系重要的知识与思想资源。傅斯年、蒙文通二人皆经历了出入今古、由经入史的学思历程。傅斯年贯彻以历史观点探究中国文化演变,考察思想意识历时演进的轨迹,估价与建构文明价值|蒙文通阐发儒学义理与经史之学,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学以塑造中华文明主体性。若以傅斯年与蒙文通的学术分合与经史纠葛为中心,考察民国学界划分夷夏、辨证性命、沟通汉宋的关联与旨趣,或可阐发“通识”与“专家”、“求其是”与“求其古”等学术理念,重估进而转化中华文明体系的多元路径,为实现“以国故整理科学”的学术转向提供参考。     

中国医学人文学科的早期发展:协和中文部

通过考察协和医学院中文部的设立及其对中国医学人文学科发展的影响,提出协和医学院的医学史、医学伦理学和医学法学讲座,是中国现代医学院校里最早开设的医学人文课程。李涛的《医学史纲》及其在美国《医史通报》上发表的论文"中国古代医学伦理学"(英文)为代表性成果。抗日战争期间李涛的工作,还得到了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和美国医史学家西格里斯特的友好帮助。     

竺可桢与中国科技史研究

竺可桢是中国现代地理学、气象学的一代宗师,是中国科技界、教育界的一面旗帜,同时,也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从20世纪初开始,竺可桢就大力倡导科技史研究,并身体力行,在气象学史、天文学史、地学史、科学文化史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不少开创性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始终关注科技史,特别是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他支持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并亲自筹划组建了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还积极推动中国科技史界参与国际交流,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组织化、系统化和国际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竺可桢的生平、业绩和他的道德、人品,以及在多个领域的不朽贡献,业已构成为＂竺可桢学＂,竺可桢也自然地成为中国科技史至重、至尊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