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探析——基于信任的视角 

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机制具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维系社会秩序、增进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合等功能。其中人际信任、组织信任与政治信任分别构成人们身份建构的基础、融入城市的社会资本与政治认同的基础。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流动加剧与社会利益分化,摧毁了传统社会信任结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转型时期的新兴特殊群体也因此陷入了人际信任缺失、组织信任匮乏与政治信任低下的裂痕之中。当信任的裂痕没有及时得以修复,新的社会信任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时,这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陷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的困境。     

伦理型家族企业领导对员工偏差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领导方式是影响员工偏差行为的重要因素,但已有文献对伦理型家族企业领导与其下属偏差行为间关系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其作用机制更有待在中国情境下进一步探讨。在问卷调查民营家族企业领导及其下属所组成的160份配对样本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结构方程（SEM）模型探讨伦理型家族企业领导对员工偏差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伦理型领导与组织导向偏差行为及人际导向偏差行为显著正相关,道德身份与情绪耗竭在伦理型领导与偏差行为间起中介作用。研究的启示在于：在民营家族企业中要防止偏差行为的发生,家族企业领导者既可以通过塑造符合伦理规范的领导方式,也可以提升员工道德身份感,并减轻员工压力,从而减少偏差行为发生。     

领导者价值观与下属上向信任的关系研究

采用问卷调研实证方式对组织中领导者的价值观与下属的上向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领导者的价值观与下属的信任之间有明显的相关关系;领导者的价值观与领导者的行为之间有明显的相关关系;领导者的行为与下属的信任之间也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领导行为在领导者的价值观与员工信任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建设中多重身份考量

在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中,需要各民族成员把文化上的相互尊重、个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宽容和信任、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等观念不断演进并内化为个体成员自己的日常认知、情感和价值。从多重身份视角来研究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的建构,就是要避免某一群体对个体成员身份的垄断,摆脱单一群体对个体的控制。文章梳理了身份认同、多重身份、嵌入式的基本理论;提出了多重身份建构和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建设内涵;解析了身份与认同的逻辑关系;在分析研究当前相互嵌入式社会建设中的多重身份困境基础上,提出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中必须考虑各民族的多重身份。     

从多元到整合：我国家政工职业身份公众认同建构的组织化实践

家政业是我国农村妇女向城市转移就业的重要产业。因此，家政工职业身份建构的中观组织实践与农村妇女转移就业后的工作与生活质量高度相关，也是该议题从宏观政策最终体现为微观个体意识的重要落脚点。本文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三类组织化实践路径，分别为企业组织路径、公益组织路径和群团组织路径。三类组织基于各自的立场与目标，分别强调家政工的性别身份、处于“草根”社会结构位置的流动劳动者和传统产业劳动者等多元但彼此独立的职业身份。但为了回应家政群体职业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及身份理论机制，宏观维度的政策与制度需要整合不同组织的立场诉求与实践，将多元组织化实践下的家政工多元身份最终整合为统一、稳定的职业化身份，以作为家政产业深化发展、提质扩容的重要基础。     

老乡社会表征与老乡信任感关系刍议

老乡群体是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特有文化群体,跨域流动、地域切近、文化趋同、对地理行政区划的认知等因素构成了老乡社会表征的中心因素与外围因素。本文主要是在社会表征理论和中国本土关于信任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老乡与非老乡之间的人际信任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老乡交往与非老乡交往在人际信任建构上的差异仅在于老乡社会表征可以快速地被激活,并较快地异化老乡之间的交往。但这种异化作用会随着交往的频率和时间的增加而逐渐消失,此时,与非老乡身份相比,老乡身份在人际交往及建立信任关系上已没什么明显优势。       

称呼语的身份标记功能的元语用考察

依据身份表征理论,言语交际中交际者的身份外显为个体我、人际我和群体我。称呼语作为身份的外显言语标记,其使用和转换是交际主体身份协商的结果,是其语用身份建构与凸显的语言手段,是元语用意识调控之下元语用策略的使用。身份作为交际主体固有而重要的语用资源,发话人借助元语用意识调控,在语用平衡理论的框架下,采用身份标记语的称呼语对话语走向进行调控,力求达到语用力量与交际需要的平衡,完成即时语境中的人际交往。     

身份犯及其共犯的定罪与量刑

 纯正身份犯与非纯正身份犯的划分、无身份者能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犯、无身份者与身份者共犯以及不同身份共犯情况下的定罪量刑是身份犯研究的主要问题。司法实务对上述问题往往是选择重法,即无身份者均可成为身份犯的共犯、不同身份者共同犯罪按照主犯或按照重犯定罪和量刑,有重刑主义和司法擅断的特点。目前刑法学界多从已然角度去考察国外身份犯理论,并以我国刑法第382条或者相关司法解释为基础,审视身份犯的共犯问题。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割裂了我国刑法中有关共犯问题的具体规定,也未充分关注国外无身份者按身份犯定罪后在量刑上的实质平衡,更不用说考察我国自唐代以来刑法中关于身份犯共犯的合理规定了。从应然的角度审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贪污罪不属于纯正身份犯;无身份者不能成为纯正身份犯共犯;除法律明文规定外,无身份者与非纯正身份犯共犯以及不同身份者共犯应各定其罪。     

伦理型家族企业领导对员工偏差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广东民营家族企业的实证数据

领导方式是影响员工偏差行为的重要因素,但已有文献对伦理型家族企业领导与其下属偏差行为间关系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其作用机制更有待在中国情境下进一步探讨.在问卷调查民营家族企业领导及其下属所组成的160份配对样本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结构方程(SEM)模型探讨伦理型家族企业领导对员工偏差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伦理型领导与组织导向偏差行为及人际导向偏差行为显著正相关,道德身份与情绪耗竭在伦理型领导与偏差行为间起中介作用.研究的启示在于:在民营家族企业中要防止偏差行为的发生,家族企业领导者既可以通过塑造符合伦理规范的领导方式,也可以提升员工道德身份感,并减轻员工压力,从而减少偏差行为发生.     

试析“交叉性”在美国的实践及其困境

弗洛伊德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新一轮的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但不能仅仅将这起事件简单理解为种族问题，而应同时对由此而引发的“黑命攸关”运动进行全面审视。“黑命攸关”运动与过去传统的民权运动存在着差别，它实质上是一场由“交叉性”所主导的身份政治运动。“交叉性”是黑人女权主义者为回应人们对身份政治狭隘群体意识的诘难而提出的理论，其目的在于消除多元身份之间的隔阂以增强反抗力量。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交叉性”却遇到了诸多严重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未能从根本上突破身份政治漠视经济问题的错误，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改良方案，因而难以在现实中有效聚合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这启示我们，新的社会变革仍应重回寻求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之中。     

伦理型领导与团队任务绩效的关系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伦理型领导对团队绩效的影响是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以往研究基本上都是运用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这种影响,对社会交换所必需的认知和情境因素则重视不足。通过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团队过程中基于信任视角的中介机制和基于价值观一致的调节机制,实证数据表明：伦理型领导正向影响团队绩效,员工对领导的信任在其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同时,道德认同对这一关系起调节作用,团队的道德认同水平越高,伦理型领导（经由员工对领导信任）对团队绩效的间接作用越强。     

领导角色与管理角色的有效选择

每一位领导者都具有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双重角色,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侧重点不同。领导者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下属的成熟度、工作的性质和特点以及组织所处的阶段等因素决定了两种角色的有效选择。要提高组织绩效,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领导者就要懂得实现领导角色和管理角色的互补。     

基于话语分析的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建构

狭义的“去安全化”是指将安全议题移出安全领域而置于常态政治领域的过程，而广义的“去安全化”则包括防止尚未被“安全化”的问题被“安全化”或“过度安全化”，以及防止已经被“安全化”了的议题被“超安全化”。广义的“去安全化”不仅是安全化的逆向过程，也是国家行为体通过创设以“和合共生”为核心的共同语境来建构适合双方的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的过程。把话语分析中的施事话语、价值认同和交往生态三个要素引入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十分重要，而外交对接合法化和互文性则是分析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的重要维度。在美国等国越来越趋向于对中国实施全面安全化战略的语境下，中国需要重视广义“去安全化”的理论及其应用，打造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规范性力量。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时空解读

人类文明遗产“丝绸之路”是世界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产物,“一带一路”是继承与发扬“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举措。从世界遗产视野探讨“一带一路”具有独特性。“丝绸之路”由李希霍芬在其《中国旅行报告书》中首次命名,而“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自2013年9月7日首次倡议到2015年3月28日正式推出,有一个认识与规划的完善过程。“一带一路”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其空间范围必将扩展至全球;其沿线任意两点间的交通类型千变万化,需要提前预备各种交通类型方案;其建设与维护离不开安全保障,沿线交通中转地与集散地的基础设施是建设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作为中西方经济、文化、政治、科学技术成果的物质载体,必将成为21世纪初叶人类文明主流的见证。     

人民力量的回归——第三波民粹主义再评价

作为一股政治与社会思潮,第三波民粹主义席卷欧美发达国家并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除了经济因素,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第三波民粹主义在欧美兴盛的原因。在选举政治中,移民、少数族裔、恐怖主义、分离主义等议题成为欧美国家选民的重要关切,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土壤。在充分发展的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民主制度里,民粹主义取得了完全的影响力。民粹主义同民族分离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等极端思潮存在合流趋势,影响着各国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给世界政治局势带来不确定性。第三波民粹主义既是对精英政治的反叛,又是对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它表现了人们对普世价值的疑虑,代表人民力量的回归,是一股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     

刍议知识经济时代的领导艺术

领导者的素质是领导艺术的来源,包括心理、精神、智力等方面,是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有机结合的产物。现代知识经济时代,对领导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领导者足智多谋,英明能干,将对组织产生巨大带动作用。对于领导者而言,如何正确处理好与下属之间的合理距离,既能保持领导权威形象,又能与下属保持亲切感,这的确是一门艺术。     

比较法视野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在强化职业化主审法官主导地位的同时，提出了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的改革目标。比较日本、韩国的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新制度，可知中、日、韩三国的制度改革虽然目标相近，但制度背景、制度内容及其取得的效果却有较大差异。如何平衡好司法专业性与民众参与之间的关系并确保专业性优先，是当前中国司法改革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参与审判并非普通民众参与司法活动的唯一形式，应当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形式和渠道，加强顶层设计，重视发挥人民陪审员提供专业知识和参与纠纷调解的作用。在今后的人民陪审制改革中要转换视角，弱化政治意义而强化司法功能，细化相应的程序实体规则，注意考虑司法审判相关主体与参与司法裁判民众之间的关系。     

多因型抗争： 对邻避运动肇因的多维审视——以R市反核电站建设运动为例（1983—2015年）

已有的邻避运动肇因研究,一直遵循“诉权—感知—谋利”的解释框架。通过对R市邻避运动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邻避运动的产生至少包括身份特质型动因、风险机会型动因与媒介建构型动因三个维度。对比传统解释框架可以发现,无论诉权、感知还是谋利,都不是邻避运动产生的核心肇因。相反,高动员特质、较低的抗争风险、新媒介的助推更易导致抗争行为。鉴于此,“多因型抗争”的解释框架应包含身份特质、风险机会、媒介建构等三个肇因维度。相比于传统解释框架,多因型抗争对中国国情的环境抗争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差序政府信任”是形塑中国邻避多因抗争行为的深层机制。它既引发民众进行邻避抗争,也规范民众在有限范围内有序地抗争。     

场域关联、差序嵌入与信任结构的再生产——基于华北一所科技小院的经验研究

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外源型农技推广组织与农村社区长达10年互动的社会过程来呈现非先赋性信任再生产的逻辑。分析发现,外源型农技推广组织实现由外而内并不是从“外人”变为“自己人”的线性嵌入,而是在“深嵌则依附”与“浅嵌则独立”之间寻找契洽共存的身份认同与行动空间的过程。虽然外源组织囿于乡土社会中内外有别、关系本位的特性,但是其反以“关系”为策略,基于“利益”与“情感”两个维度在场域关联的空间中差序性嵌入,通过高频的人情交往和利益交换在核心家族和区位格局的次级群体上建立自身的核心圈和亲近层,借助增产增量建立组织声誉来扩散村庄整体的互惠网络,将小院院所开放成半公共空间以生产着“生-熟”的信任格局,采取差序分利和模糊雇工来平衡环境依赖和组织独立,以实现从客人到帮手、从帮手到伙伴的身份转变,最终建立组织的合法性身份与行动的合情性空间,在“能否行动”的基础上推动“行动顺畅”成为可能。这种“伙伴”身份的建立过程也再生产着具有伦理性质的信任关系,此类非先赋性的多主体、多维度、层层推进的信任结构,是外源组织嵌入乡土但是不囿于乡土的切实选择。基于此,文章认为,外源组织由外而内的实现不只是一种嵌入过程,更是一种总体性信任结构的生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