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制神国思想形成历程简论

天皇制经历了古代天皇制、幕府傀儡天皇制、近代军国主义天皇制、战后象征天皇制四个发展阶段,其形成乃是受其灵魂载体神道神国思想所支配与支撑。天皇制神国思想也经历了古神话神道阶段、复古神道之国学、江户水户国体论、国家神道等诸形成历程,天皇制亦随之勃兴起伏而“万世一系”“天壤无穷”。天皇制所谓“神道即皇道”的“神皇一统”之“国体的精华”的本质又决定其无不充满军事侵略性。     

论日本战后象征天皇制的实质及其现代意义

战后天皇与神道并存的神社神道之象征天皇制,其灵魂载体神社神道的存续,为其在本质上的实存提供了绝对根本的保障,令其天皇之“神性棱威”之“象征神威”于战后仍“绵延不绝”,威力无穷,影响至今.其不仅是暮府时代象征天皇制的本质翻版,更是近代国家神道之军国主义天皇制的本质灵魂的传续与翻版.因而,战后象征天皇制仍是日本军国主义之源泉与温床,其必然导致军国主义并以此为其本质必然归属;亦为战后至今日本政治右倾及国家神道、军国主义死灰复燃、阴魂不散之最深层的精神源流与最深刻的内在原因.     

近代天皇制: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罪魁

近代天皇制是日本对外侵略战争连绵不断之深层次、制度意义上的原因。因为近代天皇制是日本政治制度的核心 ,是军国主义的基础 ;天皇是战时国家的最高军事统帅 ,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和最终决策者 ,天皇无论是在战前、战时、战后 ,都是日本国民教育的精神领袖。     

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

日本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继承和发展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传统,以中世纪军国主义力行者的道德规范、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武士道,将国民的思想统一到忠于天皇和认同军国主义基本国策上。武士道指导下的“忠君爱国”教育、战争教育,营造战争氛围,激发战争意识,培植军国势力,军国主义物质载体急剧膨胀,军国主义基本国策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在一切权力集中于天皇的军国主义战争体制下,军国主义旗手控制政权,军阀集团为所欲为,疯狂推行军国主义扩张政策。以军国主义作为财富源泉和发展动力,以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累累白骨,换取自己超常规的工业化成就。     

试论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政治和国民意识的影响

中日甲午战争后，在政治上，日本实国主义的核心──军部，成为天皇制下最有组织、最有卖力的特殊的军人集团，并开始左右国政，同时，由于战后大搞军国主义的扩军备战，使正在形成中的日本帝国主义具有更加浓厚的军事色彩；在思想意识上，军国主义思想开始主宰日本国民意识，日本社会盛行蔑视中国的风气。这些都说明，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得势的一个契机。     

山县有朋与日本军国主义政治体制

山县有朋是明治国家的第二代核心领导人,从1878年就任参谋本部长以来,占据国家权力中枢40余年,在"确立近代天皇制国家构造及天皇制国家观的三大宪法《军人敕谕》、《明治宪法》、《教育敕语》"中,主导制定了培育军国主义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山县有朋作为创建军部的最高指导者,开创了军政与军令、国务与统帅二元分离的政治体制,而且借助天皇的权威对军国主义政治体制的运作机构"军部",赋予了统帅权独立、帷幄上奏权、军部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军令等于敕令等超越宪法的特权,使之成为天皇制国家的权力重心和最具权威性的政治力量,称其为天皇制军国主义政治体制的奠基人绝不为过。     

试析神道教与日本军国主义

神道教是日本人所独有的宗教信仰。原始神道教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积淀成日本的民族宗教。近代以来,神道教被奉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支配下,神道教对内成为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的思想工具,对外成为武力扩张的精神动力。近些年来,日本军国主义有死灰复燃之势,神道教又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思想基础,这从根本上影响了日本人民对战争的正确认识。     

日本民众盲从战争的原因初探

本文就国内学界无人问津的部分日本民众盲从战争的原因进行尝试性探讨。作者认为,驱动部分日本国民盲从战争的因素有3个方面:(一) 自古积淀于日本民族心理潜层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左右;(二) 近代以降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三) 连战连捷的对外战争对国民心态的直接影响。     

从文化视角浅析二战后美国改造日本的不彻底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全面接管日本,并对其进行民主改造,使得日本建立了西方的民主政体,基本推翻了军国主义并实现了国家非军事化,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美国在改造日本的过程中充斥着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以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交融的外交思想,这就使得改造不可能彻底。改造后的日本仍然保留了天皇制,国内仍然大量存在着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和财阀势力,其战争责任也并未得到深入追究。美日两国的文化差异可以说是导致改造不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     

论武士道的形成及其近代演变的原因

从平安时代中期到江户时代末期,武士在日本历史舞台上活跃了1000余年,武士道作为武士阶层所遵循的道德规范,一直指导、制约着武士的思想和行为,并经历了行动、制度到理论的发展阶段。然而,到了近代,武士道不仅没有随着武士的解体而走向消亡,反倒演变成日本民族的信仰道德规范,并被军国主义操纵和利用,成为典型的“杀人之道”、“侵略之道”。     

关于日本天皇制的内涵

日本天皇制蕴含着丰富的内涵。狭义上的天皇制是指近代日本作为革命对象的专制君主制。广义上的天皇制是指以天皇为顶点的国家体制,包括古代天皇制、近代天皇制和战后天皇制。日本天皇制不仅是一种政治体制,更是日本文化的深层特质,具有政治权力和精神权威双重构造。     

南亚树木崇拜和佛经母题对于树神传说的触媒

三国两晋时代,南亚树木崇拜传入流播,与中土生态困境引发的理性思考交汇,构成了中土民俗心态的一次震撼。其在介乎民俗传说和文学之间的树神母题中,凄楚而顽强地表现出来。佛经故事母题伴随着佛教的众生平等、戒禁杀生等观念,深入到中国古人民俗心理中。树神崇拜也成为中国古代植物神崇拜的核心。     

是批评"非理性"还是提倡"非理性"--重新解读柏拉图的"迷狂说"

“迷狂说”并非柏拉图提出的诗学学说,而是他仅借用的一个古老的宗教术语来谴责某些“非理性”诗歌创作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它更不是柏拉图用来弘扬非理性精神的理论支柱。柏拉图的诗思与其哲学思想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以“理性生存论”为基础,提倡理性调配法规、神性教化人性,强调德性抑制情性、诗性造化德性。     

神性祛昧与理性皈依——由中国传统乐论看音乐社会身份的流变

对于考察音乐的社会身份转变，中国传统乐论具有标本性意义。传统乐论经历了从上古神灵崇拜意识下的神性音乐到先秦、两汉儒家“礼乐”观，以及落实到魏晋六朝“声无哀乐”论启发的音乐理性的皈依；完成了从审美意识形态之乐向赋有音乐理性的音乐本身的回归。中国音乐美学观念在神性与理性之间徘徊。同时，传统乐论中表现出的音乐社会身份的流变，也遗留了一组矛盾关系：审美意识形态下音乐主流地位以其音乐理性的丧失为代价，而音乐理性的获得之时也意味着其淡出社会主流逐渐边缘化过程的开始。     

神性之纬上的人性视角——《沙恭达罗》剧作与插话之人物形象比较简

迦梨陀娑剧作《沙恭达罗》源自《摩诃婆罗多》里的一则插话,两者在题材内容上很接近。然而剧作在神性之纬上凸显了人性视角,创造出了迥异的主人公形象。就人物身份而言,插话凸显主人公的神性血统,剧作则赋予其凡人特性;就人物性格而言,插话里主人公表现出史诗中英雄人物的英气,同时杂有些许世故和狡黠,剧作则力图以人性视角重构主人公柔性的一面,使人物性格更加完整;就审美品格而言,插话赋予主人公原始神性之美,剧作则赋予其灵肉双美的审美特点。     

论孔子祭祀思想的现代人文价值——从“祭如在”谈起

孔子思想视域中的祭祀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人文教化。所祭之神本质上不是外在的神灵,而是人类自我心中的神性。祭祀的过程实质是对人性崇高的一种心灵追寻,祭祀只是这种追寻的一种方式与过程。现代人缺少的是这种心灵的祭祀,这是孔子祭祀思想的现代人文价值所在。     

"礼"与"法":由神化到世俗化

"礼"、"法"的初始含义充满了神性,是神化思维作用下的产物。殷商以后,"礼"、"法"渐渐褪去神性色彩,成为贵族统治阶级统治国家、治理社会的工具,由此走上了世俗化进程。世俗化了的"礼"、"法"在现实生活中固然有着各自的作用,但它们本身因失去了神学绝对权威的庇护,受到来自现实生活的种种冲击,陷入了困境。     

科尔沁萨满神歌与科尔沁民间歌舞的亲缘关系

萨满教是蒙古人信仰的古老宗教,神歌是科尔沁蒙古族萨满音乐当中的一种重要形式。萨满神歌并不是在民间自然生成的,它的形成与蒙古族民间歌曲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阐明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本文将萨满神歌与科尔沁民歌从音乐基本形态方面进行了比较论证。     

从《周易》“神”的观念看轴心期文明的转型

《易经》与《易传》作为各自时代不同的思想精髓,各有其鲜明的思想特色。《易经》中的“神”有着独特的宗教色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神的本义。《易传》中的“神”却被拉下了神圣的祭坛,慢慢地向“圣”靠拢,走上了神格下降的道路。之所以发生了这种转变,不假外求,从《周易》自身中就可以找到答案,德性因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也可感受到两种不同文明气质发生碰撞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