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困境——以川东B村为例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对于将束缚在土地上的众多人口解放出来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出现了乡村发展资源匮乏、传统乡村结构的延续和乡村秩序失衡的困境,为乡村治理带来新的问题。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实现由人口流动到土地流转的体制创新,从人口流动到人口迁移的跳跃,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本位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治理体制。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困境——基于关中Y区的调研

农村人口流动给乡村社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村庄治理出现了许多始料未及的新问题。以关中平原的村庄为例,探讨人口流动背景下,村庄治理的困境;以村庄治理的主体、村庄治理的客体以及治理的过程为载体,分析了人口流动背景下村庄治理的具体困境,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思考。     

社会转型时期乡村人口流动与乡村安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导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它已成为我国转型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外流使得农村人口处在不断地流动之中,如此持续性和季节性的流动给乡村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乡村生产安全、乡村生活安全、乡村教育安全、乡村治安等方面,而安全问题的化解需要从政府、乡村组织及个体等层面的合作寻求突破。     

“后乡村精英”时代的乡村如何治理？——对既有研究文献的梳理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乡人口流动的加剧,作为乡村治理潜在人才的“乡村精英”也随之流失,这给乡村治理带来了诸多困境,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梳理,总结出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归纳出乡村精英和乡村治理研究的“国家政权建设视角”“底层群体视角”和“历史变迁视角”;在分析方法层面,总结了历史比较分析、典型个案分析和统计调查分析三种路径,并结合当前社会转型和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背景,指出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意义,其未来的研究走向为乡村社会如何实现多元化治理和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因村施策：农村人口空心化陷阱及发展路径转型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程引起了农村人口的大幅下降。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结构性差异，客观上使得中国农村普遍陷入了“空心化”“老龄化”和“空巢化”困境。农村的人口空心化又导致了产业空心化、文化空心化和社会碎片化等多重空心化。农村多重空心化之后，造成了典型的农村治理分散不经济的发展陷阱。在国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期，面临农村人口空心化这一重大现实，需要做出战略调整与路径创新。本文秉持“因村施策”的核心理念，依据空心化程度、区位条件和自然资源等关键指标，提出以“国土整治”“有机收缩”“适度集中”和“产村融合”等战略规划持续推动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     

“互联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探讨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治理的实现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面临着治理主体弱化、治理内容复杂化、治理手段受限的困境。在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农村社会,基于“互联网+党建”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破解乡村治理困境,对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明确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内涵,其次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互联网+党建”的乡村治理机制和经验进行探讨,并进一步阐释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引领意义,最后提出凝聚治理力量、培养互联网思维、提升互联网应用能力和推进“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时代农村生态治理：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新时代农村生态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议题,然而,农村生态治理在价值理念、行为主体、技术支撑、生态产业和制度体系等方面存在系统困境。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必须突破困境,从以绿色理念引领农村生态治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农村生态治理体系,加强生态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加快农村生态产业发展,健全农村生态治理制度体系五个维度实现农村生态治理理念、主体、技术、产业和制度的生态化转型,提高农村生态治理能力,尽早实现乡村全方位振兴。     

论农村社会中介组织对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影响及其体制创新

由"乡政村治"为主的乡村二元治理结构所引起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的乡村治理困境已严重制约农村社会治理的绩效。这种情况已经引起学界和政界的普遍关注。为了在理论和实践中阐释和破解乡村治理的困境,应从理论和实践上高度重视农村社会中介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实际效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乡村治理结构的体制创新。当前,对待农村社会中介组织,既不能患"民间组织恐惧症",也不能放任自流、失去对其控制,要进行体制创新,有效整合乡村社会各种利益主体,以协调各方利益为主线,建立多元合作的网络治理结构,改变乡村居民"一盘散沙"的弱势状况,减少治理成本,合理利用乡村社会治理资源。     

我国的农民流动与乡村治理

文章在回顾改革开放前乃至建国前我国农民流动情况的基础上,着力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民大量流动的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的变迁。文章认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农民大规模流动,打破了传统农村的封闭格局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乡村治理结构,由此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从封闭向开放、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研究——基于甘肃省Z县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个案

改革开放30年,在市场经济不断渗入和农村土地制度调整的背景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的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推动农民集体行动和孕育基层民主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简要回顾乡村治理变迁历史过程的基础上,结合西北地区一个典型的乡村组织个案,具体阐释农村社会组织在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功能。各类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党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间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人力资本的获得与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流动——一种立足于制度视角的分析

从人力资本配置制度角度分析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流动问题。在城市，农村流动人口之所以不能有效地通过职业转换实现社会地位的改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行的人力配置制度已经为农村流动设定了不平等的社会流动机会，从而进一步影响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流动。这里从教育体制、培训制度、单位制的人事制度以及生产体制等方面分析了农村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获得与他们的社会流动的关系。结论是，仅仅改变户口制度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系统地改革人力资本配置制度；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他们获得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     

“身体政治”与女性农民工

南京安德门农民工就业市场的田野调查与研究结果表明,一些制度性因素实际上无视女性农民工的公民权利,致使她们在劳务市场这一制度性空间里遭受各种歧视与侵犯。但女性农民工也在通过各种方式与政府治理术里不公平的部分和男权主义宰制下的"身体政治"进行周旋与反抗。她们成为"身体的政治"之典型场所的同时,又进一步转变成"政治的身体"之积极行动者。     

城市流动就业人员的培训参与和培训收益率——基于北京调查数据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回报率不断提高,表明就业培训是继学历教育后提高人力资本的重要方式。将外来市民和农民工两群体进行对比,并从机会、结果和效率几个方面探讨,可以发现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方向。根据有较好代表性的北京调查数据,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机会低于外来市民但收益非常显著,外来市民培训参与率更高但收益不显著。企业培训的选择性造成培训资源的配置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引入更多机制增加对农民工的培训。     

农民工政治文化的嬗变与和谐社会构建

指出政治文化规范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不同的政治文化演化路径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方式;而当前农民工政治参与陷入制度化参与虚置与非制度化参与激增的困境中;这一方面加大了社会的交易费用,降低了社会运行效能,另一方面,侵蚀着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研究的基础上,从制度理论创新的视角,提出应进一步促进和完善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生长的物质、制度、组织、社会及农民工内生能力等方面的制度创新。     

土地权益在农民工城乡迁移意愿影响中的作用显化——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

农民工城乡迁移,是影响中国农业转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变量.借鉴推拉理论梳理影响中国农民工城乡迁移意愿的因素,区分并显化土地权益在其中的作用,提出城乡收入、就业环境、土地权益三个假说.并利用南京市的农民工1062份样本调查数据,以农民工流动方向为参照确定留在城市与返回农村作为各自对照组,通过多项分类logit回归分析计量各因素对不同迁移方向意愿的推拉作用.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成为农民工城乡迁移的巨大动力;城市就业环境的好坏虽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经济权益,但在家庭总收入最大化的目标下他们对恶劣就业环境有较强的耐受力;土地权益则在农民工城乡迁移中起到了社会保障的作用.总之,规避风险并寻求家庭总收入最大化成为农民工城乡迁移行为决策的逻辑基础,今后土地制度改革和政策设计必须重视土地为农民工所提供的退路保障.     

城市适应与流动人口犯罪 ———北京犯罪问题的80 年对比研究

80年前,著名的犯罪社会学家严景耀先生从社会适应角度对北京市犯罪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犯罪者在改变的社会环境中失去适应能力而导致犯罪。在80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进行,社会流动空前频繁,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向城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边缘群体,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日益突出。文章在最新的流动人口犯罪调查基础上,对比严景耀先生80年前的研究成果,重新认识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伴随的社会失范,指出在必经的城市化阵痛中,要更好地引导"不适应的外乡人",以积极的态度应对社会环境的改变。     

农民工融入城市与城乡社区互动网络平台建设——以江苏省为例

“推拉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和移民搬迁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中国农民工流动是由来自流出地的推力和流入地的拉力双重共同作用的结果.社区是流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载体.建立集信息、服务、培训三维一体的城-乡社区互动网络模型,使农民工在农村、城市社区双方的努力下尽快融入城市.     

流动人口新年返乡互动实践

通过实地调研考察流动农民新年返乡期间的交往互动,讨论留守社区层次上的互动实践为当地社会关系过程带来的变动和涵义。针对返乡流动农民的典型互动过程的分析表明,广泛参与社会互动的流动农民和村民,将策略性地选择互动的卷入程度,因此同时出现了留守社区中具有吸引力以及遭受冷落的互动情境。流动农民新年返乡期间的交往互动是具有社会结果意义的实践,重构了留守社区的社会关联。     

基于因子分析的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聚类研究

在自行编制“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对1011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进行测量,运用聚类统计方法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的经济融合、社区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共四个维度的不同因子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的经济融合、社区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四个维度的不同因子呈现差异显著的五种类别,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呈现多样性,因此提出从多方面提升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社区融合水平。     

台湾中部的移民和家庭变迁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尽管扩展家庭作为传统理想家庭仍然在台湾受到广泛的推崇。但城市里更多的经济机会吸引了台湾中部的移民从农村涌向城市。虽然移民比以前有更多的机会生活在扩展家庭中，但是他们比非移民更倾向于携妻挈子早些离开出生家庭，而且趋向于认为兄弟关系不如夫妻关系来得重要。数据显示，一个男性移民的兄弟人数、排行、家庭经济背景等都影响着他迁往城市的机率，而且迁移并未完全阻断移民与移出家庭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