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在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立法

由于西夏的服叛不常和吐蕃势力的向背,北宋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颇显复杂。宋政府通过民族立法积极展开对该地区的经略。民族立法以皇帝诏敕为主要形式,以经济和政治上的抚制结合为内容,大致包括对西北少数民族经济优待、从事边贸活动和授官任用立法等三方面。这些民族立法使北宋西北边疆地区的社会秩序得以维系、北宋国家利益得以保障。     

北宋中后期乡兵地位的上升

北宋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长期奉行"守内虚外"的消极战略。因为边防线过于绵长,禁军的数量远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有效防御辽和西夏,以及对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部族的袭扰,北宋中后期,政府在边境地区征募了大量乡兵协助禁军戍守和作战,乡兵的军事和经济地位也有很大的提高。在西北的宋夏边境和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乡兵逐渐成为巩固边防和维持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中坚力量。     

论北宋西北边疆地区民族法制之运作

在北宋西北边疆地区,宋夏对峙致使这一地区民族关系复杂.这种态势直接影响到北宋在西北边疆地区的司法,即由遵从少数民族习惯法到逐步推广适用北宋国家法,而边臣的言行对民族法制运作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北宋西北边疆地区民族法制运作实践的图景.     

北宋与安多藏族的茶马贸易

北宋时期,安多藏族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各部族力量的不断壮大,在北宋经略西北边疆的民族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羁縻蕃部以制西夏,北宋朝廷大力加强与安多藏族诸部的茶马贸易,并且通过建立茶马场、设置管理机构、制定茶马价格及一系列法规,确保了茶马贸易的正常运行。北宋与安多藏族的茶马贸易,不仅为汉藏民族间的了解和融合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加强了内地对安多藏族的经济、文化影响。     

北宋的开边及其对荆湖新边地区的政策

宋初的统一在对辽战争中受挫，疆域小于汉唐，百年以后便有开边之举。北宋中后期的两次大规模开边浪潮，带有民族征服、强迫同化的性质，在经济、军事上付出了巨大代价，而统治这些地区又成为宋政府沉重的包袱。但北宋开边在客观上又促进了边区的发展。荆湖南北路边区的开拓与经营，打破了这些部族地区的封闭自守状态，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秩序，促进了农业经济的进步和蕃汉民族交流，是宋代民族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北宋西北沿边区域市场的形成与功能

北宋西北区域市场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北宋西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宋夏战争影响也有力推动了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此外,西北周边少数民族同北宋的双边贸易是形成西北区域市场的主要外在推动力.北宋沿边区域市场除了具有一般市场的商品流通等功能外,西北沿边区域市场有极强的军事功能,主要表现为通过西北沿边区域市场拉动商品流通,从而有力地保障了西北战场的军需供应.在宋夏战争中,西北沿边区域市场是北宋政府用经济手段制裁西夏的重要工具.从9至11世纪民族关系的角度考察,西北沿边区域市场对周边少数民族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北宋政府利用这个市场的经济力量紧密地联系了周边少数民族,体现了西北沿边市场强大的经济、政治功能.     

探讨北方民族关系走向的新视野——评王志清《语言民俗与农区蒙古族村落的文化变迁》

正冀蒙辽交界地区是通往东北平原、蒙古草原和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部族、东北渔猎部族与中原农耕部族的必争之地。王志清博士《语言民俗与农区蒙古族村落的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一书,以辽西地区一个蒙古族村落为个案,考察该地区民族文化变迁问题,开拓了探讨北方     

北宋时期西夏归明族帐考

北宋时期,西夏归明族帐数量很多,其中有党项的蕃部族帐(包括党项、西夏的职官),也有西夏政权统辖下的其他民族的蕃部族帐,这些归明族帐大多被安置在宋夏沿边地区。考证西夏归明族帐对于研究宋夏关系以及宋夏沿边人口的分布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宋后期惩治西北蕃部违法犯罪及相关问题研究

北宋后期,政府加强对西北的经营和防务。法律上,针对西北蕃部叛逃盗窃、私市私贩等违法犯罪行为,宋廷在加大"汉法"惩治力度的同时,又从西北边地社会稳定和"联蕃制夏"的国家军政战略出发,因地而宜,从轻处罚,反映了宋代民族边区法制与国情相结合、与边地民族政策相结合的鲜明时代特征。     

北宋御边战略的演变与西北市马贸易

北宋处于强敌环伺时代,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为抵御外敌,北宋根据自身实力强弱和周边民族关系格局的变化,在不同时期灵活调整御边政策,使边疆政策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西北市马贸易受北宋御边战略的导向,表现出不同阶段的运作特征。北宋政府利用市马贸易控制西北吐蕃,实行怀柔羁縻,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     

明代宋史学者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

明代学者在进行宋史撰述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个从强调"夷夏之辨"到注重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明代前期,宋史学家纷纷以"夷夏之辨"为指导展开宋史的撰述;至明代后期,在求实思潮的氛围中,宋史学家则以客观的态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承认元朝统治,借鉴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体现出思想历程的发展变化.     

西夏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西夏是我国北宋时期西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政权建立后,治内民族众多,各族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对外一方面与辽、宋争立正统,另一方面又有被辽、宋、吐蕃三方夹击的危险。从整体来看,西夏面临着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为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党项李氏除了继承前代中原地区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之外,又结合自身的民族特性,对当时的民族关系作了新的认识和总结,形成了西夏独特的民族关系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对蒙元统一全国有着借鉴意义,而且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苏轼族类生命意识的来源与特征

族类生命意识区别于"爱国"的政治概念,是人类所共有的,包括族类生存与发展双重含义,并可以脱离国家的政治依托而独立存在的文化概念。中国历史延续至宋代,与中原王朝跨入后期封建社会相对应,汉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关系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逆转,汉族在与周边民族争取政治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劣势。亲身经历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苏轼在这种民族关系环境的刺激下,结合汉族原有传统中的族类生命观念,以及家学渊源,对汉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不为空言的特点,诠释了他自己以汉族为本位的族类生命意识。尽管苏轼的这种族类生命意识在北宋时代还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但在今天世界文化交融日益紧密的形势下,对以"中华民族"为整体概念的宏观性族群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试论中国少数民族吉祥物

中国少数民族吉祥物是中华民族吉祥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有许多共有的吉祥物。汉族一些吉祥图案 ,受到许多少数民族喜爱 ,一些少数民族吉祥图案 ,也被汉族吸收。汉族和少数民族吉祥物既有同一性 ,也有差异性。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创造的吉祥物 ,是本民族象征文化的集中体现 ,展现出各民族文化的特质。少数民族吉祥物是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一项有意义的课题。     

试论唐代河北胡化的渊源及发展

河北道自唐代玄宗后胡化是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此说虽为河北胡化的经典理论,不过陈寅恪先生及后来的学者大都着眼于唐朝中叶以降讨论河北因何突然胡化的问题,而中国自古就有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的观念,所以作为传统汉人文化区的河北要被胡族胡化绝非朝夕之间可以完成的,这种文化上的改变需要一段时间较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才能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所以,探讨河北胡化首先要追溯其历史渊源,继而梳理河北胡化的渐进过程。     

简论北宋对西北缘边吐蕃熟户的政策

北宋时期,在政府大力招诱政策的影响下,西北缘边诸多吐蕃部落相继内属而成为熟户。吐蕃内属后,宋蕃民族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北宋政府根据边情和统治的需要,对缘边吐蕃熟户实行了许多绥怀优抚的民族政策,主要包括封爵、给田免租、通贸易和恤刑等四个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蕃兵是北宋西北防务的主力

北宋政府为了防御西北边患，建国伊始就积极利用边疆少数民族组建蕃兵队伍。采用一系列不同于正兵的措施，引蕃部入边并赐给闲田，采用“以夷制夷”、“以家守边”战略；从蕃民本族内选拔壮勇充当蕃兵，分出战蕃兵为四个等级，且依据战功进行晋级与嘉奖；赐给蕃部及有功的蕃官蕃兵爵位、官职、钱帛，实行推恩等羁縻政策。这些措施使出战蕃兵“乐其效用，尽其死节”，并使蕃兵成为了北宋西北防务的主力。     

“华夷之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兼与刘锋焘先生商榷

“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文化之辨,强调保卫先进的华夏文化以求发展,反对屈从落后的夷狄习俗而倒退苟安。这一观念,促成了一种凝重执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了各少数民族向汉文化靠拢而融合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它成为排斥落后文化,保证中华文化传承、延续的思想武器。因此,“‘华夷之辨’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之说需要商榷。     

论丘浚的民族思想

丘浚的民族思想包括 :“内华外夷” ,其目的是为了强化民族心理和解决民族融合问题 ;“因俗制宜” ,根据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确立的管理原则 ,目的是消除族群矛盾 ;“兼爱华夷” ,从宇宙观的高度承认各民族的生存权利 ;“以守为本” ,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防御性的战略方针 ;“推诚与人” ,民族交往的基本原则。     

隋唐时期少数民族内迁河洛地区之原因

河洛地区地处"天下之中",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隋唐时期,河洛地区凭借其交通枢纽的位置、功能齐备的城市设施、厚重的文化底蕴,以及诸多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周边少数民族内迁河洛地区。少数民族的到来,给河洛地区带来了独具特色的异域风情,大大促进了该地区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