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研究

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年数据,从初级金融素养、高级金融素养两个方面研究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初级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指标,通过构建Probit及Tob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素养高的家庭投资风险资产可能性也越大,且投资风险资产占比也越大.控制内生性后,初级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市场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占比的影响均强于高级金融素养.户主年龄、收入水平、社保情况以及地区经济水平均会促进家庭的风险资产投资,而户主风险厌恶度则效果相反.提升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尤其是初级金融素养,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活跃健康发展,提高居民金融福祉,是推行普惠金融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通货膨胀背景下的资产收益及其配置

基于资产配置的研究重点逐步由资产管理转向资产负债管理,如考虑影响投资者未来支出的物价因素,通过建立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Markowitz投资组合模型,结合投资者的基于均值―方差的效用函数,求解出在通货膨胀影响下的最优资产组合配置.研究发现:温和通胀时期,股票可以作为对冲通货膨胀的资产,并导致最优投资组合中股票权重上升;由于股票指数中消费类行业股票与CPI呈现正相关,考虑通胀因素后消费类股票的配置进一步上升.这一结论对于投资者的投资组合管理,尤其是养老金的投资组合管理具有积极意义.     

模型不确定下的最优资产配置

模型不确定性是近期的一个研究热点.该文运用相对熵控制模型的不确定性程度,研究了模型不确定下的均值-方差资产配置问题,并得出了Robust资产配置策略.通过分析投资者的Robust策略,我们发现最优的风险资产投资比例随模型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而减少.文章还把模型不确定性推广到了动态情形,并分析了模型不确定性的跨期作用,发现未来时期的模型不确定性程度会影响到投资者当期的资产配置策略.最后,文章以算例的形式运用我国股票市场数据对Robust配置策略的性质进行了检验.     

金融素养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效果及其机制研究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考察金融素养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效果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金融素养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广度和深度均显著正相关,稳健性检验表明结论是可靠的。在影响机制的探究中发现,信息整理能力在金融素养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决策中充当了重要的中介;金融素养与理财规划能力之间存在交互效应,两者共同促进了家庭的风险资产配置;按家庭的风险态度分组后,发现金融素养对于风险偏好型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据此,建议加强金融信息监管,降低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成本,基于家庭的风险态度有针对性地开展金融知识教育。     

预期寿命延长、遗赠动机和风险资产配置

预期寿命的延长和遗赠动机的增强将影响个人的资产选择。新的生命周期资产选择模型在统一框架下可对预期寿命延长和遗赠动机对最优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分析。校准分析的结论显示:不论是预期寿命的延长还是遗赠动机的增强,都会使得投资更为谨慎,降低风险资产投资比率;预期寿命和遗赠动机对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相互增强,而不是相互抵消。当放宽模型中其他重要参数(如劳动收入增长均值和波动性和风险厌恶系数等)赋值区间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基于高阶矩的金融资产定价和配置

金融资产对数收益常呈现不对称性和厚尾性,一般不是正态分布,而均值一方差CAPM模型中的系统性风险只考虑二阶矩风险即波动率,忽略了高阶矩风险,可能使资产定价和资产配置存在严重的误差。考察偏度和峰度在我国金融资产配置和资产定价中的作用后,发现加入系统性协偏度和协峰度的高阶矩CAPM模型能够重新解释我国金融资产风险与收益间的平衡关系,比均值一方差CAPM模型更适合我国的金融市场。     

均值-VaR分析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一个理论拓展

在均值—VaR分析框架内首先从微观角度的单一投资期资产配置决策入手,发现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决策分为两步:第一步确定最优风险资产组合,第二步确定无风险资产与最优风险资产组合之间的配置比率;并且最优风险资产组合同投资者的初始财富和风险偏好均无关。随后我们将上述微观模型应用到存在多个"一致预期"投资者的资本市场宏观模型当中去,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我们得到了均值—VaR框架下的两基金分立定理:各个投资者的最优投资组合都是由共同的最优风险资产组合和无风险资产组成,不同的只是二者之间的配置比率不同。最后我们允许投资者的风险下限可以变化,发现在用(Rf V浕R)代表风险的情况下,均衡情况下任何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都同其承担的风险水平存在着线性相关关系,这就得到了均值—VaR框架下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资本市场线。     

个人多周期投资的动态规划研究——股票与国债组合

本文提出了个人多周期股票和债券投资组合的动态规划方案,该方案摆脱了以往研究关于静态资产配比和忽略投资人风险偏好差异的假设。本文采用若干兼顾投资者规避风险偏好的投资组合业绩评估方法,并确定在投资的最后一年表现最好的资产配比方案。然后,按照一种动态规划方法,每次回滚一年以确定每一年的最优资产配比（直至投资起始年）。本文提出以下结论,第一,股票资产的最优配置应高于以往研究的建议值;第二,个人收入的增长偏离全国长期人均收入增长预期的情况并不影响最优资产配比方案;第三,最优方案是投资者风险偏好和累积投资额的二元函数。     

资产剥离能否激发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研究

本文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出发,讨论资产剥离能否实现资源有效再配置,促进企业研发投资。研究发现,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资产剥离与研发投资代表了企业战略层面的权衡,企业会将资产剥离回收的现金用于研发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资产剥离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研发投资。具体来说,首先,资产剥离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存有融资约束的企业中,从公司特征来看,分别是年轻企业、小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其次,资产剥离与市场需求变动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最后,从经济后果来看,相比于资本性支出,将资产剥离后的资金用于研发投资更符合“效率假说”,会对企业未来绩效产生正面影响。本研究为中国现阶段鼓励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创新实现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利的实证证据,同时也为企业进行相关战略变更和投资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     

健康对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国的微观证据

利用“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金融研究”课题组最新公布的数据,研究健康状况对中国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变量、经济变量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城镇家庭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上存在差异,健康状况的恶化会降低金融资产特别是风险资产的持有;东部地区风险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较中西部地区高,健康状况好的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概率比健康状况差的家庭高2～3个百分点;经济类变量对金融资产持有额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角解型内生Tobit模型交互效应和平方效应的估计与推断——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模型的应用

给出角解型内生Tobit模型边际影响、交互效应和平方效应的估计与检验方法，设计数值模拟说明，此方法具有良好的有限样本表现，而忽视角解性质或内生性时的估计会给真实效应的估计带来较大的偏误。将此方法应用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Tobit分析，发现家庭新型信息化工具使用与家庭对外关系的交互效应对家庭个体观察具有异质性，但平均来看两者各自对另一方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效应均起正向调节作用。另外，户主年龄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影响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房产投资挤出了哪些家庭的风险资产投资？

本文基于2009年和2012年中国居民家庭投资状况,探究房产投资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房产投资占比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不参与或少参与股票等风险资产的投资。同时,房产投资对风险资产投资的"挤出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当房产投资相对于财富占比较高,或流动性资产相对于财富占比较低时,房产投资显著降低了股票等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当房产投资相对于财富占比较低,或流动性资产相对于财富占比较高时,房产投资对股票等风险资产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其中,流动性资产占比是影响"挤出效应"显著性的主导因素。此外,相对于其它年龄段,老年家庭的房产投资占据了家庭大量财富,流动性资产占比较低,房产投资对风险资产投资的"挤出效应"最为强烈,而对于中年家庭来说,家庭房产投资的"挤出效应"程度较小。     

房价预期与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多期动态最优化理论模型,从替代效应和流动性约束效应的角度,分析房价预期对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提出研究假说,然后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由各类资产的预期收益率、风险以及投资决策者自身的特质共同决定;第二,房价预期上涨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替代效应实现的,且随着房价预期上涨幅度的增大,替代效应的负向作用越强烈,而流动性约束效应仅在家庭拥有二（或多）套房的情况下体现。此外,上述影响机制对城镇家庭的解释较强,但对农村家庭则解释较弱。本文实证结论在改变风险金融资产定义以及考虑未来家庭资产配置情况下依然稳健。     

资产增长效应与市场有效性——基于风险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1998年至2015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对资产增长效应的解释能力。研究发现,投资增长风险因子对组合收益率的分布有显著影响,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可以解释资产增长效应。除了市值规模因子和投资增长因子外,其他因子对股票横截面收益的预测能力并不显著。基于此,探讨影响资产价格变动的风险因子,并建立适当的资产定价模型,有利于改善中国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企业债券兑付风险的化解与资产证券化

作为一种重要的融资和投资工具,企业债券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同其它投资工具一样,企业债券的投资也存在着风险,特别是企业债券兑付风险。面对已经出现兑付风险的企业,如何才能筹集兑付资金和其他流动资金,即化解企业和中介机构由于兑付风险的产生而引发的不良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又保证企业生产的良性循环。本文在研究了国内外资产证券化的理论和实践后认为:资产证券化是化解企业债券兑付风险的有效方法之一。     

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多资产投资组合优化与实证研究

基于CPT视角的多风险资产投资组合模型,探讨投资者面对不同投资风险时的心理变化以及心理变化对其投资策略的影响。通过选取不同超额收益率及波动率水平的股票,测试投资策略对于风险态度指标的敏感度。研究表明,投资者面对不同风险具有明显地心理变化,并且其心理变化对投资策略具有显著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投资者面对不确定收益时,表现出风险厌恶,面对不确定损失时,表现出风险偏好;投资者将无风险资产的投资收益作为心理参考点,所做的投资决策与相对于此参考点的相对财富水平的变化有关,而不是与传统理论中的绝对财富变化量相关。     

人口老龄化、债务杠杆与家庭资产配置效率

[提要]中国已全面进入老龄化阶段,财产性收入作为老年人经济支持的重要性愈发显现,有效配置家庭资产对增加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保障养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首先通过三阶段DEA-SBM模型从家庭层面测度家庭资产配置效率,弥补了过去测度家庭效率时未考虑房产的不足;然后借助T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债务杠杆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效率受老年人占比的正向影响,而债务杠杆所蕴含的潜在风险将减弱这一正向效应。且这一基准实证结论在进行Lewbel工具变量、替换老龄化衡量指标、增加代理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对于医疗支出较大的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债务杠杆的负向作用更明显。进一步讨论发现,增大人力资本投资、普及金融知识是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的研究一方面为合理配置家庭资产、增加未来的养老安全给出政策建议;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相关政府部门必须提前对居民部门的债务风险做好防范措施。     

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及其对全球 资产价格的影响——基于资产定价模型的估算

21世纪初特别是 2007年夏天以来 ,伴随着全球资源性商品价格高涨和世界经济失衡加剧 ,主权财富基金蓬勃发展 ,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上的重要投资者。由于主权财富基金的设立原因、资产规模以及管理者的风险偏好等因素 ,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必将改变全球主要资产的供需均衡 ,进而影响全球主要资产的价格走向。在预测主权财富基金未来规模的基础上 ,就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对全球风险资产回报率、无风险资产回报率、风险溢价以及市盈率等资产价格的影响进行定量研究后发现 ,主权财富基金对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回报率的影响是同向的 ,且对无风险资产回报率的影响更为显著 ;对风险溢价和市盈率的影响也是同向的 ,且与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方向相反 ;“新增经常账户盈余的 86 .5%转移到主权财富基金”是主权财富基金影响四种资产价格的“拐点”。     

二孩生育行为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以“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为背景,在Probit和Tobit回归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实证探究二孩生育行为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生育二孩能够显著促进家庭风险资产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可知,二孩生育行为对城乡家庭、高低房产约束家庭以及有无老年人口抚养负担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效应不尽相同;进一步细分二孩家庭微观特征发现,房产约束高、有男孩的二孩家庭会降低家庭风险资产投资倾向。最后,验证了人力资本和家庭储蓄是二孩生育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