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底层人”犯罪多发的原因与对策

近年来,城市“底层人”以报复社会的方式制造恶性事件呈多发态势,表明城市“底层人”犯罪已经上升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导致城市“底层人”犯罪多发有深层的社会原因,生活艰辛而得不到必要的救助,可能使他们感到绝望与无助;贫富分化、阶层固化使他们感到失落,进而产生心理失衡;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现象突出,可能激发了少数人犯罪的冲动。当前,着眼于宏观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难以发挥有效遏制这类犯罪的功能,而针对城市“底层人”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尚处于空白。在社会政策方面,城市“底层人”中的农民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被遗忘的人”,城市“底层人”进入了脱贫攻坚的“盲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一名言启示我们,要遏制城市“底层人”犯罪,除采取严厉的刑事政策实现正义之外,还要构建针对城市“底层人”的社会支持体系,改变社会失序的状况,改变阶层固化的趋势。     

从压力控制到社会支持:仇恨犯罪的治理转型

在当前仇恨犯罪频发、犯罪风险高涨及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往源自"压力维稳"的"压力控制"政策愈发不适应犯罪治理的新形势。借助底层视角分析仇恨犯罪,底层抗拒构成了仇恨犯罪频发的深层社会原因;化解底层抗拒的社会支持政策应获得高度重视,从压力控制到社会支持构成了仇恨犯罪治理的新趋势。     

流动人口犯罪的现状、原因与防治——以北京市为例

流动人口犯罪现象值得关注,其犯罪特征十分明显.导致流动人口犯罪多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相互杂糅,在各自范围内都对流动人口犯罪的发生产生一定影响.防治流动人口犯罪,重在预防,需做到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由此,转变刑事制裁观念,提倡积极预防,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尤为必要.     

论我国邪教犯罪的刑事政策及其展开——以山东招远“全能神”教案件为切入点

邪教犯罪的发生有个体、社会、国家、国际等多方面的原因,只有深刻认识这些原因,才能从我国现有的综合治理的总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以及关于邪教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中发现不足,进而在重新定义刑事政策、正确处理邪教与宗教信仰自由的关系、改善社会团体管理制度、建立群众参与犯罪预防机制等方面,结合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全面构建预防和治理邪教犯罪的刑事政策。     

论无被害人犯罪及其刑事政策

无被害人犯罪是相对于有被害人犯罪而言的一种犯罪。无被害人犯罪应区分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和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在刑法学中,无被害人犯罪的内涵要素是违背伦理道德但法益侵害不明显;在犯罪学中,无被害人犯罪的内涵要素是违背伦理但社会危害性小。我们应当在对国外无被害人犯罪刑事政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科学建构我国无被害人犯罪刑事政策,以保证有效遏制、减少无被害人犯罪。     

论“以教育为主”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

我国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的缺失、人们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认识偏差以及司法技术方法有待提升和更新等原因,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犯罪处罚过重。“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在当前现实条件下既具有充足的公正性,更具有强烈的功利价值。对未成年犯罪人不判处罚金,只判处附带民事赔偿,体现了“以教育为主”刑事政策,实现了罚金刑的预防、制裁犯罪功能。     

发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职能化解社会矛盾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是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根据我国国情、民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对政法工作作出的富有针对性的战略部署。三项重点工作对检察机关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同时也使我国打击和预防刑事犯罪的政策、特别是轻微刑事犯罪政策面临新的挑战。体现刑罚谦抑性与人道性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们正视社会和谐稳定与犯罪增长关系后做出科学理性的回应。探讨检察机关如何利用审查起诉职能对轻微犯罪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及立法

食品安全犯罪属于非传统安全犯罪,应当立足于"非传统安全"这一新的理论视角来诠释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具有复合性和多元性特征,应当在"宽严相济"基础上"以严优先",并将食品安全的社会政策作为重心。食品安全社会政策的关键是"以行政严管为基础,以刑罚重罚为保障"。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指导刑法将法益保护前置化,以控制食品安全这一非传统安全风险。在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时,应当进一步严密食品安全刑事法网,加大食品安全犯罪刑事处罚力度。     

亲情犯罪：犯罪类型与防治对策的实证考察

亲情犯罪是指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犯罪。亲情犯罪挑战道德底线，破坏社会秩序，引人关注。传统道德约束力降低、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家庭暴力等是亲情犯罪发生的主要原因。重塑家庭道德观、构建家庭矛盾化解机制、加大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力度以及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防范亲情犯罪的有效途径。     

浅论犯罪性的变化性与犯罪化的阶段性——兼谈我国自然人一般受贿罪刑事政策

我国目前自然人一般受贿罪屡禁不止、多发易发、数额巨大,犯罪形势十分严峻,司法机关处理有明显轻缓化表现,这些情况促使人们对行为的犯罪性和犯罪化问题进行深入而又现实的思考,从而揭示出犯罪性具有变化性、犯罪化具有阶段性这一相对应的刑事政策学命题,为我们预防和遏制自然人一般受贿罪提供积极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