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环境的公共性和检察权的公益性决定了检察机关有义务介入环境公益诉讼。关于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只以一种身份出现的观点是片面的,环境公益诉讼的多样性决定了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地位的多样性。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恰当角色是,根据案件的类型不同,分别以支持起诉人身份、准原告人身份、公益代表人身份出现,角色混乱将会造成事与愿违的效果。     

反思被迫行为与紧急避险的关系

在各国法律中,被迫行为与紧急避险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三种情况：包含关系、同质并列关系、异质并列关系。事实上,被迫行为与紧急避险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由,两者排除罪责的根据具有本质差异。用紧急避险的原理处理被迫行为,会不当地缩小被迫行为的适用范围。将被迫行为从紧急避险中独立出来,不仅有利于公正地对待因胁迫而实施犯罪的人,而且关系到人们对两种行为的道德评价,影响到与第三人的关系,还会使我国刑法排除责任事由的体系更加完善。     

环境公害犯罪适用严格责任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界恪守无罪过则无责任的原则,对严格责任持排斥态度.然而,真理具有相对性,任何真理都有其相对适用的场域,离开了特定的时空,曾经的真理就会变成谬误.现实反复证明,传统刑法的罪责原则在环境公害犯罪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英美法系秉承实用主义哲学,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在公害犯罪中引入了严格责任.英美法系国家这一坚持真理的相对性的做法启示我们,在风险社会已经成为现实、福利社会正快速向我们走来的新形势下,为防卫社会、增进国民的福利、实现刑罚的目的,我们应在环境公害犯罪中接纳严格责任.     

逆防卫的许禁之争及其适用条件分析

原不当侵害人对不当防卫能否进行逆防卫,理论上存在赞成与反对两种观点。当面临生命或重大健康安全时人会本能地反击,这是人性的表面,国外立法和我国正当防卫制度都没有否定原不法侵害人的逆防卫权。着眼于加害与被害的关系,否定逆防卫人的逆防卫权有脱离现实之嫌。但逆防卫毕竟是一种特殊的防卫,如果按正当防卫的一般条件要求逆防卫人,不利于原防卫人权利的保护,因而还必须为其设置一些特殊的限制条件。从逆防卫的特殊性出发,除满足正当防卫的一般条件外,逆防卫的成立还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不当防卫必须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二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当防卫非常紧迫;三是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不允许进行逆防卫;四是逆防卫人必须履行躲避义务。     

被迫行为的性质及其体系性地位——一个批判性分析

被迫行为依其法律后果不同可分为三类:无责性被迫行为、免责性被迫行为和减责性被迫行为.其中无责性被迫行为因不是刑法中的行为,无所谓正当与宽恕;免责性被迫行为是可宽恕事由;减责性被迫行为是部分可宽恕事由.我国刑法和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却将免责性被迫行为作为紧急避险的一种亚类型,视为正当化行为.但免责性被迫行为与紧急避险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排除罪责事由,用紧急避险的原理处理免责性被迫行为,会不当地缩小免责性被迫行为的范围.因此,应将免责性被迫行为从紧急避险中独立出来,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阻却责任事由.     

城市“底层人”犯罪多发的原因与对策

近年来,城市“底层人”以报复社会的方式制造恶性事件呈多发态势,表明城市“底层人”犯罪已经上升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导致城市“底层人”犯罪多发有深层的社会原因,生活艰辛而得不到必要的救助,可能使他们感到绝望与无助;贫富分化、阶层固化使他们感到失落,进而产生心理失衡;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现象突出,可能激发了少数人犯罪的冲动。当前,着眼于宏观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难以发挥有效遏制这类犯罪的功能,而针对城市“底层人”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尚处于空白。在社会政策方面,城市“底层人”中的农民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被遗忘的人”,城市“底层人”进入了脱贫攻坚的“盲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一名言启示我们,要遏制城市“底层人”犯罪,除采取严厉的刑事政策实现正义之外,还要构建针对城市“底层人”的社会支持体系,改变社会失序的状况,改变阶层固化的趋势。     

环境公害事件泛滥的制度根源分析

借助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发现企业宁愿受罚也偷排的秘密在于:《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对偷排污的行为只处以罚款,没有同时没收违法所得,以致罚款在大多数情况下小于偷排污节省的费用,刑法相关犯罪的入罪门槛较高,又由于执法方法的原因,使偷排污的被查处风险较小,最终导致违法成本远小于违法收益。要改变这种局面,不仅要完善两部法律的规制方法,提高处罚的严厉程度,而且还要革新两种监督制约机制,提高法律的贯彻执行力。     

构建特别立功制度之设想——破解有组织犯罪泛滥之难

要破解有组织犯罪泛滥之难,必须将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组织者、领导者绳之以法。然而,由于有组织犯罪的隐蔽性、犯罪方式的复杂性,加之内部血腥的惩戒制度,有组织犯罪集团的领导者、组织者的罪行难以查证。因此,有必要引入特别立功制度,通过减免刑罚的措施,换取有组织犯罪内部罪行较轻者提供证据,证明幕后主导者的罪行。构建这种制度是应对有组织犯罪泛滥的现实需要,是回应国际公约的应有之义,是规范司法活动的自然结果。特别立功不会伤及正义、不会危及预防,其风险可控。     

中西著作权演进路径比较与省思——以宋代版权分析为中心

目前学界与立法界将版权与著作权两个概念视作同义,导致了著作权史研究的混乱.在分清二者不同含义的基础上,可以将著作权发展史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尊重"文学产权"的习惯时期、版权保护时期以及著作权保护时期.从中外历史上看,我国宋代率先实行了版权保护.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我国对著作权的保护一直徘徊在版权阶段,只是到了近代在被动地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才开始制定著作权法.西方社会实施版权保护虽然晚于我国,但却率先发展出完备的著作权制度.     

以客观解释论解读重婚罪

依据客观解释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理解“婚姻”,可以导出“合法性”不是婚姻的本质属性;以刑法的理念为指导解读“夫妻名义”,可以知道“夫妻名义”是婚姻实质的客观表述而不是口头的宣称;以刑法的目的导向洞察“重婚”,能够明白“重婚”的本质是二个或二个以上婚姻关系的并存与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