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     

论杜甫诗歌对宋诗的影响

杜诗对宋诗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宋人在诗学观念上推崇杜诗,他们继承杜甫"诗史"精神,写出了关心国事民生的诗歌;宋代诗人在诗歌风格上学习杜诗,也注重学习杜诗的诗歌技巧;宋人模拟杜诗,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并集杜入乐;宋人在诗歌创作中经常模拟杜诗题目,有时又以杜诗为韵。     

杨慎六朝诗学述论

杨慎的六朝诗学,从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层面,通过考察六朝诗歌艺术为唐律之源,及为唐代诗人所借鉴,申明六朝诗歌对唐诗的开启意义。将文学批评运用于六朝诗歌的文献梳理中,拓展了六朝诗学批评的领域与方法。     

庾信诗歌批评——杨慎建构六朝诗学的典型个案

作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庾信以其“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的诗歌成就和文学史地位以及“绮艳清新”的诗风成为杨慎论述六朝诗学观的典型个案。杨慎在前七子宗汉魏、盛唐诗歌的复古诗学思潮中对庾信诗歌亲睐有加,倡导“尊唐”而不可“卑六代”,从诗歌声律、诗歌内容的承接和发展以及诗歌美学风格多方面建构六朝诗学观,将六朝诗歌的审美特质和诗歌史地位提高到了新的水准,显示出杨慎六朝诗学独特的理论价值。     

北宋诗人使用杜诗典故论略

在宋代崇杜、学杜的背景下,北宋诗人作诗喜用杜诗典故。北宋初期的王禹偁是最早较多使用杜诗典故的诗人。北宋中期的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部分诗人都大量使用杜诗典故,苏轼是北宋使用杜诗典故最多的诗人。江西诗派也普遍喜用杜诗典故,江西诗派中使用杜诗典故最多的诗人是黄庭坚。     

新发现的两条研杜资料

“诗圣”一词首出于杨慎,见其《词品·序》,而非王嗣奭;杜诗有两处记录安史叛军焚烧唐室宗庙,古今杜诗注本均失注,而两唐书皆有相关记载。     

悲慨：杜甫的生命感悟与杜诗诗美品格

司空图是晚唐著名的诗论家,他的《二十四诗品》是中国诗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杜甫是中国古代一位集大成的诗人,他的诗作代表了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悲慨一品与杜甫的作品及人生经历对照起来阅读,可以找到二者精神内质上的契合点。杜诗集中而全面地体现了司空图所提出的悲慨风格的美学特点,即忧生之嗟和悲天悯人之怀。可以这样说,杜诗是对诗学美学中的悲慨的最有力的注解。     

近三十年来杨慎研究述评

作为著述之富为明代第一的杨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他的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秉承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对杨慎典籍的校勘整理;二是对杨慎诗学和文学创作的深度研究,特别是对杨慎俗文学的研究成绩较大;三是对杨慎学术思想的多维度研究,包括杨慎哲学、考据学和古音学。     

近三十年来杨慎研究述评

作为著述之富为明代第一的杨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他的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秉承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对杨慎典籍的校勘整理;二是对杨慎诗学和文学创作的深度研究,特别是对杨慎俗文学的研究成绩较大;三是对杨慎学术思想的多维度研究,包括杨慎哲学、考据学和古音学。     

从悖论诗学的视角考察杜甫诗歌艺术的意象组合

今年是＂诗圣＂杜甫诞辰1300年,＂杜诗学＂研究领域理应努力通过当代中西学术的汇通和中西诗学理论的契合,以新的研究视角深入审视杜诗艺术的特质,不应视之为玄妙的＂奇变＂或＂天机＂。运用当前国内外文学批评界悖论诗学理论来考察,杜诗艺术在句法意象组合方面具有典型的诗学悖论特质,亦即前贤诗评家所谓的＂新变＂或＂格变＂。当代＂杜诗学＂的构建理应展开悖论诗学的新视阈,多层次地深入阐释杜诗艺术的奥秘与魅力,使之真正成为一门国际化的学问,以有利于在世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增强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     

杨万里“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诗学理论的内涵解构

“以文为诗”是宋诗的主流创作思想,而南宋中兴诗人杨万里却提出“诗非文也,必诗人为之”的创作理念,从而打破了宋诗的总体创作格局。这一诗学思想是宋诗演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的提出具有两方面动因：其一是对宋诗“以文为诗”观念的反拨;其二是对理学家文学观念的修正。正是二者的合力作用,扭转了宋诗的发展方向,杨万里也因此成为两宋诗风变异的转关人物。     

论《西昆酬唱集》在“唐音”向“宋调”转化中的作用

《西昆酬唱集》是宋初杨亿编选的一部唱和诗集,是“西昆体”的代表著作,在唐诗向宋诗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题材内容看,《西昆酬唱集》中的感事述怀诗、咏物诗和言情诗等比唐诗更广泛深刻地描写日常生活,使诗歌更趋通俗化;从艺术功能看,《西昆酬唱集》开启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点;从传承和影响看,《西昆酬唱集》既充分学习和吸收了几位唐诗大家的创作成就,又发展和影响了一批宋诗大家的创作倾向,在“唐音”向“宋调”转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论《西昆酬唱集》诗人与西昆体

西昆体在宋初与白体、晚唐体鼎足而立,但是三者之中,对前者的研究最为不足。本文通过对西昆体代表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和《西昆酬唱集》中其他十四位诗人的具体分析得出:杨亿最早宗李商隐,但是首先进行西昆体风格创作的却是钱刘二人,并且三人对西昆体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其余十四位诗人在西昆体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但都不容忽视。     

一支深情的长箫——论新边塞诗婉约派代表诗人李瑜的诗歌

在新边塞诗的代表诗人中,李瑜在诗风上既与杨牧的热情、旷达、豪放和章德益的恢宏、奇幻、瑰丽不同,也与周涛的雄浑、潇洒、悲壮有着显著的区别。基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点,李瑜形成自己独特的抒情方式、语言特征,甚至选择了特殊的诗体形式,成为新边塞"婉约派"的一个典型代表诗人。     

论清代的咏史乐府诗

清代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乐府诗创作,由于现实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咏史怀古类的题材乃成为了诗人们的最爱,因之,各种类型的咏史乐府诗即因此而产生。其中,以尤侗《明史乐府》与洪亮吉《晋南北朝史乐府》最具代表性。尤侗与洪亮吉与元末杨维桢、明初李东阳又被合称为"咏史乐府四大家"。四人的咏史乐府诗,在长达600年的历史长河里,既前后相续、一脉相承,又各具个性与风采,代表着咏史乐府诗史上的四座高标。     

杨时诗歌审美意蕴论析

杨时诗歌体裁多样,题材丰富,既有理学家的哲人之思,亦有文学诗人的一般情怀,这二者或表现为“诗冶与“思冶的较为完满的圆融性,亦表现为“道德相冶与“物象相冶的并峙两分,作为理学家诗人情怀发抒的作品则展示了理学诗人杨时多层次的心灵现实。杨时诗风主以中正平和、雅澹从容,亦不乏昂扬豪迈、雄肆苍健之风。     

宋人对柳宗元诗歌的评述

宋人对柳宗元诗歌的认识和评述 ,随着宋诗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北宋诗文革新作家欧阳修、梅尧臣充分肯定了柳诗刻画山水、摅写忧愤的特点 ,苏轼则对柳诗“简古”、“淡泊”的艺术特征 ,作了深刻的揭示和精辟的论述。北宋后期以后的诗坛上 ,“江西诗派”盛行 ,他们一方面坚持柳诗学陶、质朴简至的看法 ,另一方面则从字法、句法、章法等形式技巧上探讨柳诗。南宋后期 ,严羽、刘克庄也对柳诗发表了许多见解 ,其要旨是从艺术特征以及柳宗元其人其诗的关系上进行论述。总之 ,宋人对柳诗的评述大体上揭示了柳宗元诗歌的基本特征     

元代乐府与铁崖本色

元代的乐府诗创作,是乐府诗史上最为繁荣发达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乐府诗的创作队伍主要由少数民族诗人与汉民族诗人组成,二者的人数之众,作品数量之多,在乐府诗史上均盛况空前。乐府诗之于蒙元一代,不仅进入了高贵典雅的“应制”行列,并且于元末还由杨维桢等人掀起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创作高潮。在这一创作高潮中,杨维桢既以1227首的乐府诗之量成为了乐府诗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位诗人,又因此而形成了其“铁崖乐府”的本色特征。     

中国古典山水诗和英国浪漫主义自然诗美感意识之比较

文章旨在探讨中国古典山水诗和英国浪漫主义自然诗中所体现出的美感意识上的差别及其成因。文中以王维和华兹华斯的诗为代表作比较并指出,中国古代诗人在创作中采取的是一种"以物观物"的观照方式,作者不以主观的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景物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的姿态,景物直现读者眼前;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则将美感的主位放在诗人的智心中,以智心的活动而不以山水景物自足的存在为依据。论文进一步探讨了两种审美方式的形成过程。中国诗歌创作因受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和佛教"妙悟说"的影响,强调形象的直觉体验,接近了自然天然的美学理想。而英国浪漫主义作为当时理性思潮的反叛者的姿态出现,诗歌中时刻流露出对主客观之间的分裂竭力加以弥补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