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的政府失灵及对策

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的自利性是造成政府失灵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治理政府失灵,必须从制度上克制其自利性,一方面限制政府经济职权范围和立法活动,并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另一方面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行政垄断,移植市场化的经营模式改进政府运作,通过法治化和市场化的手段提高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效率。     

论“政府干预失灵”

当市场上出现了麻烦的时候，人们总是不约而同地立刻想起国家及其政府，想通过政府的超经济力量去消除这些麻烦。然而，由于政府行政运行机制的功能性缺陷，致使政府的干预行为并不尽如人意。信息失真、决策滞后、“寻租”行为等往往使“政府干预失灵”，造成许多恶果，不仅如此，政府无休无止地干预经济生活所依赖的理论基础也是值得人们怀疑的。     

政府经济学与经济法学关系研究

政府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是市场失灵,其研究对象是政府如何干预国民经济。经济法是调整一定的经济关系的法规,也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政府经济学与经济法或经济法学有共同的研究起点———市场失灵,政府对市场失灵的规制,即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则构成了政府经济学和经济法学共同的研究对象。政府经济学与经济法学关系密切,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的一面,二者相互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治理视野下中国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调整

治理理论正在全球风靡,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发生使学者再次把眼光投向了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需要更多主体的参与。社区发源于社会,与公民联系得最为密切,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社区无不被政府控制着,民主意识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公民也要走出“政府人”、“单位人”的束缚,实现自我管理。政府对社区的一元管理格局必将被多元主体共管的格局所代替。     

城市土地的政府管制研究

管制是以法规为依据基于市场失灵的政府干预行为。城市土地市场的失灵主要表现在外在性、不完全的信息以及社会公平等方面。政府管制城市土地的方式包括对土地产权的管制、对土地使用的管制以及对土地交易的管制等。政府对城市土地管制的效果是双重的,除了在消除城市土地市场失灵的积极作用外,有时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如造成土地供给的短缺以及地价的上涨。市场有失灵,政府管制也同样有缺陷,现实的选择并不是非此即彼,而应该是对同样具有缺陷的二者的权衡。     

经济法视角下政府经济权力边界的审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考察中心

市场失灵决定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确有必要,但市场调节的决定性地位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我国自培育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政府干预经济职能从"大包大揽"到逐步让市场调节这只无形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直至应然的决定性作用。然而,政府的经济权力过大和权力边界不清晰以及越权迄今依然存在,实然层面抑制了市场调节进一步发生发展。故而,政府的经济调节权力运行必须遵循维护市场竞争(竞争性)、合法性、适度性、中立性、公共性等基本原则。为了落实这些原则,必须对政府干预市场行为进行公共利益衡量与维护,利害关系主体参与相关法律和政策制定,对政府经济权力进行实体法约束和程序法审查、矫正与救济。     

论经济法与国家干预的关系

随着国家的出现产生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其法律表现形式便是经济法。把握经济法的起源及定义以便于厘清经济法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得到了各界的认同。通过对经济关系中宏观调控、市场主体、市场秩序和社会分配四要素进行调节,经济法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内在缺陷,在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国家干预市场的法治化发展,并且为国家干预的法治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市场自由、政府干预与“中国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引发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刻调整的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若干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的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问题被提了出来。任何理论的建立都是具有一组假设条件的。新自由主义的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完全竞争假设,如果这些假设不成立或需要放松,那么,结论当然要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并不可能也不应该终结市场自由。在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中,既有市场失灵,也有政府失灵,包括利率失灵、监管失灵和货币政策失灵。通过观察这场危机中各国政府的救市行动以及产生的效应,可以看到政府干预出现了“新综合”的趋势。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是指当市场不能自动出清时,即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和刺激有效需求,以帮助市场恢复均衡。政府干预的“新综合”是指,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的三个扩展;常态的政府干预与非常态的政府干预;商品市场的政府干预与资本市场的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与微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两种意义上的政府干预。纵观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不难发现,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异同主要是由政府作用所致;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成败,也是由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政府作用的“度”的把握决定的。尽管现在还不存在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但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中国模式”也许将是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东亚模式”并列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正确认识“中国模式”的政府作用和国有经济地位,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WTO与宪法制度安排

入世将使中国市场化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当大幅度减少 ,防止和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 ,以体现社会正义。政府失灵的根源是宪法约束失灵 ,改变宪法约束失灵和限制这种超过公众需要的政府扩张的根本途径是宪法改革 ,WTO通过对其成员国的宪法制度安排施加影响来实现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市场条件下政府行为缺陷的原因分析

市场的失灵 ,需要政府干预 ,而政府的行为同样存在缺陷。本文分析了政府行为缺陷的主客观原因 ,认为在市场条件下 ,政府行为缺陷有一定的必然性 ,除了采取措施弥补政府行为缺陷外 ,公众也应该增强容忍度 ,寻求对政府行为的适度满意。     

体制化“空转”： 发展悖境中社区工作站运行的组织行为分析——以S市X社区为例

社区工作站作为承接政府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的新型社会组织，似乎并未真正摒弃行政化积弊及普遍性怠政现象，凸显出事实与价值背离的发展悖境态势。在当前新工作情境下，社区工作站无论是窗口、街头还是社区,其实都呈现出无工作负荷的“空转”状态，并彰显惯习性运作的体制化印记，而体制化“空转”的致因逻辑又在于情境暗示效应下的规章制度软性约束、街道办“示范效应”及社区工作“应付法则”。对此，有必要由情境反思予以解悖，从“干净的石板（clean slate）”出发，在政策原点上破解社区工作站的运行困境，尝试社区工作站的机构撤并及职能删减,以摒除社区公共服务工作中本不该有的体制化“空转”状态，力促基层组织体制改革去行政化的不二取向。     

甘孜州民居旅游开发中的社区参与研究

在甘孜州的民居旅游开发中引入社区参与,分析在开发过程中的社区参与与否的表征,建立有效的社区参与机制,找出社区参与民居旅游开发的措施,切实解决社区参与的相关问题。     

试论社区参与在区域旅游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社区旅游以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目前已成为区域旅游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探讨了社区与旅游景区建设发展、社区居民与景区经营管理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针对社区参与旅游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带普遍性问题,从理论与实践角度提出了思考和建议,希望能对区域旅游发展提供参考作用。     

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云南怒江州秋那桶社区参与模式研究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短期旅游休闲形式近年来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文章通过分析社区内经济、社区文化环境以及社区居民参与程度,对怒江州秋那桶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进行研究,提出了依托旅游项目设置型的社区参与模式这一新型社区参与模式,并总结其优缺点以及发展路径。结果表明:依托旅游项目设置型的社区参与模式与其他种社区参与模式不同,其主要通过大型项目组和项目管理小组共同明确细则来达到公平利益分配。     

中外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的脉络和进展

社区参与是影响目的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旅游研究中的热点和前沿领域。学术界对社区参与旅游的关注和研究最先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国家,但中国学术界和西方学术界对于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的缘起和历程有所不同。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得到旅游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并被纳入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框架之中。但总体而言,我国社区参与研究滞后于西方旅游学界,多是在西方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做出的反应性分析,前瞻性和原创性不够。     

地方政府参与城市和谐社区发展进程中的运行模式分析

指出政府参与社区发展是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具体体现,也是非原生型社区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而政府在参与社区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又成为城市和谐社区发展的极大障碍;提出地方政府在转变政府职能、变更政府管理方式的基础上,要向社区提供组织、政策和财政上的支持,逐步实现政府参与社区建设的目标,即社区自治和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实现。     

浙江省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评价

从生态旅游资源、生态旅游环境、生态旅游社区、生态旅游开发条件、生态旅游发展五个方面建立了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技术计算了评价指标权重,构建了评价指标综合的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模型,并建立了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的总体评价等级。以浙江省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浙江省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综合评价得分为7.198,为生态旅游的II级水平;（2）为了促进浙江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建议从发展战略、产品开发、市场营销、旅游交通、社区参与和区域合作等方面采取措施。     

政府主导下社区参与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模式——以北川县擂鼓镇吉娜羌寨为例

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已成为民族地区扶贫致富的手段之一。本文以四川省北川县擂鼓镇吉娜羌寨为例,从"政府主导、社区参与"的角度探讨了民族地区定居点建设和旅游开发模式的相关问题。吉娜羌寨定居点的建设和旅游开发,应当根据灾后重建的实际情况和羌族村落的传统,采取"政府主导下社区参与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模式"。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统筹规划;社区广泛参与,发挥主要利益主体作用,形成合力,着眼长远利益,走民族定居点建设和旅游开发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农村精英的协同发展与困境解析——基于浙江乡村旅游文化内涵建设的研究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单薄是造成乡村旅游品质低下的根本原因。加强乡村旅游文化内涵建设是一个多方联动的过程,以安吉”竹叶龙”复兴为例,从动态的视角剖析农村精英在乡村旅游文化内涵建设中的建构与消解作用。正视和应对乡村旅游文化内涵建设,一要以精英均势助推乡村旅游文化内涵建设;二要加强精英与民众的团结,鼓励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文化内涵建设。     

政府信用缺失的原因分析

政府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和源泉,起着表率和示范作用。当前政府存在的信用缺失问题,不仅已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和公共管理的效能,而且也成为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缺失的重要原因。按照近代西方的社会契约理论,政府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是权力异化的倾向和政治体制自身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