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格与人际生态的张力--以谢迁“余姚人毋选京官”事件为中心

正德初年,刘瑾为打击谢迁等异己力量,连坐全体“余姚人”的京官仕途,兴起“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反映了当时以谢迁为中心的阁臣与宦官、阁臣与阁臣之间的政治人际生态。“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折射出谢迁的政治人格,展现了以谢迁为代表的传统士人的君子气节和从道不从君的价值追求。     

《周易》“鼎”卦政治思想探微

“鼎”是《周易》中特殊的政治意象,而“鼎”卦之中蕴含着深刻的“为君之道”思想,反映出西周政治文化所追求的养贤保民、任贤而治的“贤君政治”理念。君臣观是“鼎”卦的核心内涵所在,从“尊君”的政治立场出发,强调尚贤、养贤、用贤与君臣共济的政治实践,在“任贤而治”中达到君臣关系之和谐,实现理想的“贤人政治”。以“贤人政治”为用,以“贤君政治”为本,充分发挥统治者以“柔”驭臣之治术,在“旧邦维新”的政治思考中构建以德治国,君尊臣辅的理想的君、臣关系,实现王朝政治发展的稳定性、正当性和有效性,这是“鼎”卦的根本的政治理想,其深刻折射出西周政治文化的思想内涵及精神。     

秦末汉初儒士之精神趋向

秦末大乱,部分儒士以群体形式坚守＂士志于道＂的精神传统,个别儒士则随时知变。汉初天下一统,儒士主体自觉意识增强,于思想、精神和政治实体等诸多层面提升儒学的文化理性和社会实践功用,使儒学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汉初儒士政治存在意识的强化,彰显了一种新的精神动向。     

儒学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方式探析

儒学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方式有三种:中央王朝向少数民族地区推广、传播儒学;少数民族统治者学习和推广儒学;边塞儒臣和少数民族儒士对儒学的传播弘扬。     

孔孟的为政之道及其现代价值

孔孟为政之道的核心是“为政以德”,主要体现在:君要遵守君道,政治上推行王道、倡导仁政德治;经济上实行养民、惠民、富民的政策;对外以和为贵,反对不义战争。臣要遵守臣道,忠君尊王;恪守名分;在德不在位。同时统治者还要掌握教民之道,以道、德、仁为内容,诗、礼、乐为形式教化百姓,使他们能自觉地服从统治。通过现代的诠释与改造,孔孟为政之道传统价值的精华在现代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中可发挥积极作用。     

孔子“道”范畴的哲学阐释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在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及其意义。孔子的“道”范畴具有天道观与人道观的涵义，人道观是其重心。就人道观而言，孔子的“道”主要是指以“仁”为最高范畴的价值理论体系，它蕴涵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目标；以“礼”为核心的价值准则；以“正名”为核心的政治理想；以“中庸”为核心的方法论和以“君子”为核心的理想人格。     

初唐谏文的尚道精神

初唐谏文围绕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国策,针对君主的决策提出异议、进行谏止乃至抨击,臣不从君的现象非常突出。进谏者将君道而不是君主奉为最高权威,体现出尚道精神。谏文依据儒家仁政、王道的思想,执经力谏,广引六经及孔子之言,以经旨为论点,且将其作为论证技巧中的核心理论支柱,尤其是首尾的引用,作用更为明显。魏徵“良臣”之论对君臣之义的探索,发展了传统的“臣道”说,诠释了尚道精神的深层内涵。     

项羽与怀王:项羽政治品格的历史分析——以王夫之评论为中心

从先秦至汉初,不存在后人所理解的君臣尊卑之道,君尊臣卑以君守君道为前提,不能以厚实的君尊臣卑观念衡量项羽与怀王的关系。怀王排抑项羽在先,项羽独立发展在后,以当时君臣权利和义务衡量之,项羽没有绝对服从怀王的义务。古今学者对项羽放逐义帝而后弑之、背怀王之约的理解并非历史的真实。刘邦对项羽的批评正体现了项羽政治品格的光明磊落。     

帝王眼中的华夷之分与君臣之伦——从《大义觉迷录》看雍正的政治思想

本文以《大义觉迷录》为依据，详细论述了雍正帝的政治思想：当“天下一统”之时，”君臣之伦”占据上风，“华夷之分”已无实质上的意义，“君臣之伦”突显，即所谓君要行君之德，臣要行臣之德，而清朝的皇帝都是有德之君，施行德政，因此天下之人理应臣服于清朝。     

诸葛亮悲剧形象的文化反思

诸葛亮是以儒士身份参与政治、军事斗争而最终走向悲剧结局的典型谋士形象,无论是小说形象还是历史人物,他都极具人格魅力而在知识分子心里产生深远影响。儒士文化性格、＂道＂与＂势＂的矛盾关系、儒士文化习性都促使悲剧文化心态的产生,对儒士文化的反思可得出悲剧的必然性源于儒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距离过小的特点。     

试论北宋政治的准宪政特征

宪政之基本精神是以根本大法限制最高政治权力。宋代中国政治已经具有若干接近于宪政的准宪政特征：宋太祖、太宗的家法,实际上是宋代政权的组织原则,在约束皇权方面,相当于一部高级法在发挥作用;北宋皇权、相权、台谏三权并立,是有效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敷设;北宋的文官制度,以科举考试、业绩考核、高薪养官等制度为中心,已具有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雏形;北宋的党争,以政见之不同为主要争论中心,可谓政党政治的雏形。北宋的准宪政政治对宋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宋讲武礼初探

在中国历史上,讲武礼是一项古老的传统礼仪制度。先秦时代,讲武礼已是天子、国君检阅军队与昭显国力的重要手段。至宋代,讲武礼最初依然发挥着炫耀国威、激励军功的作用,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北宋"崇文抑武"国策的不断推行,军事与武力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受到压制,国家的尚武精神日渐消退,讲武礼遂走向形式化和边缘化。讲武礼在宋神宗朝纵然有过短暂的复兴与变化,表达了当政者的强国、强军意愿,但最终因朝政的紊乱而在王朝的礼制和政治中完全消失。     

武当山太子坡狮子峰"老君岩"石窟造像考

武当山太子坡狮子峰佛、道摩崖造像群的开凿年代及身份,历来颇有争议,明、清所有版本的<武当山志>均沿用明初武当山玉虚宫提点任自垣断为北宋道教老君造像的说法,然而,根据现存摩崖石刻以及历史背景和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它应为佛教的产物;也非北宋时期的造像,应为唐代作品.任的观点比实际凿刻时间晚400多年,至今讹传近600年.     

以人为本与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

作为宋代法律思想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是贯穿有宋一代始终的生命线。随着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变迁,宋代法律思想也与时俱进:从宋初的体恤民情、重视吏治,中经王安石变法开始利义均重、积极以法律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南宋时期既注重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又注意适应社会发展。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对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进行法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宋代《四书》学研究述评

宋代《四书》学的兴起与演进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内容。学界对宋代《四书》学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的范式也趋于多元化。尽管如此,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相关文献有待进一步的收集与整理;另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也应当鉴别吸收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进而分析宋代《四书》学与社会、政治、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推进宋代《四书》学研究的深化。     

论宋初《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组诗中的文化意蕴

宋朝君臣之间常常互相酬唱。《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组诗是由宋太宗朝旧相司空等三十几名文臣在特定场合下同题唱和的一组诗歌。它切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化主流。本文将结合组诗诗歌内容,从孝悌伦理、以孝治天下、三教合流三方面来阐述《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组诗中的宋初文化。     

对朱熹君权制约论的历史性考察

君权制约问题与君主集权相伴而生。中国封建社会君权制约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道德规劝,一是灾异谴告。朱熹"理欲二分"、"以理制欲"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制约君权,这是朱熹在宋代君权进一步集中的社会背景下对传统"道德规劝"和"灾异谴告"君权制约理论的继承、综合与升华。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赵宋国号考说

赵匡胤的“宋”国号 ,本来源于其篡周前亲领的节度州“宋州” ;然而由于种种的机缘巧合 ,即在赵宋当代 ,文人们对于宋国号的诠释 ,也已越来越复杂与神秘。此复杂与神秘的诠释 ,又进而广泛影响了当时乃至后世的政治与文     

从儆灾诏令看北宋君主对天文灾异的应对

《宋大诏令集》所载儆灾诏令是自然灾害及特殊天文现象发生之时北宋君主颁布的诏令。就其内容来看,此类诏令的重点并不是诸如蠲免赋税、放粮赈灾等具体救灾措施,而是君主罪己思过、赦降罪囚、遣使巡察等针对百姓进行精神和心理抚慰的应对举措,蕴含着宣示君主仁德、树立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秩序的文化、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