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儒林外史》与佛教空性的契合

《儒林外史》为清代小说家吴敬梓所写的一部著名章回体长篇小说。该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的书写模式,呈现出一个百位文人轮番登场追名逐利、尔虞我诈的儒林实况,堪称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这部优秀的古典小说在对科举、文人进行讽刺、揭露的同时,以佛教空性观点来否定世俗的功名利禄,并以空性思想劝导世人,彰显并升华了小说的寓意。     

清代科举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清前期科举社会士人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通过讽刺江南士人的众生相,抨击的是已经日益腐败的科举制度。我们今天要读懂《儒林外史》,必须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如要搞清《儒林外史》中童生、贡生、监生、生员、用才、举人、进士等一批与科举考试有关的重要称谓,就必须搞明白清代科举资格考试。     

谐讽士林两奇葩——《围城》、《儒林外史》比较之管窥

《围城》与《儒林外史》是两部不同时代的讽刺小说,均以高超的讽刺艺术擅长.在炮容上又都是知识分子小说,非常值得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围城》在讽刺艺术上既有与《儒林外史》一脉相承之处,亦有创新的地方.在主题上,《围城》既堪称一部"新《儒林外史》"又超越了《儒林外史》,上升为一种哲理的境界.     

论《醒世姻缘传》的讽刺艺术及其在讽刺小说史上的地位

《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满溢着讽刺意味的小说,作者对于世风日下的现实深怀不满,对于"前后世姻缘"中男女主人公为主的世人身上表现出的种种丑态进行了尖锐的讥讽。与之前的小说不同的是,这种讽刺已经成为了小说的叙事基调。因此,它是一部讽刺手法广泛存在的小说,是《儒林外史》之前非常重要的讽刺小说,应被列入中国讽刺小说之列。     

批判儒家教育思想的生动材料——读《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产生于清代乾隆初年,即十八世纪四十年代。这个时期,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已逐步解体,行将崩溃。《儒林外史》以生动的艺术形象,着重从科举制度这一侧面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封建社会儒家知识分子的百丑图,并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丑恶,为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及其科举     

以思想贯穿结构,以反讽为基调的文人成熟之作——论《儒林外史》独特的艺术贡献

《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最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其艺术成就标志着中国小说的进步,在中国和世界文学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它在艺术上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突破传统说书体小说的叙事模式,进入纯文人书面化创作;第二,调动夸张、对比、反差和悲喜剧杂糅与突转的讽刺手法,达到反讽艺术的巅峰;第三,创造以思想贯穿结构的连环短篇形式,创新了小说结构方式。从其独特的艺术贡献来看,《儒林外史》与《红楼梦》是同时代产生的两部辉耀文坛、名垂千古的不朽巨著。     

试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它全面地反映了漫漫封建长夜最黑暗时期处于封建统治下的人们的生活及精神面貌。尤其是作者吴敬梓把笔对准了当时的儒林阶层,写出了种种世相,严厉地指出了他们精神空虚和道德堕落的醒目现实。虽然小说中也写了借以代表作者正面理想的人、事,但《儒林外史》的价值并不在此,而恰恰是作者对封建社会不合理事物的批判。这种批判很大程度上是以讽刺的形式表现的。因此,虽说“讽刺小说”这一名称还不能完全包括这部作品的内容,但,正如对丑恶事物的批判是作品思想内容上的主要成就一样,杰出的讽刺艺术也正是这部小说艺术上的突出成就。整部小说作品的成功,是与这一突出成就紧密联系在     

反儒欤? 尊儒欤?——就《儒林外史》思想主流问题谈一点看法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部杰出的讽刺性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t迨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丈戚而能谐,宛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儒林外史》的成就的确是很高的。然而,它“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却决不等于说它是反儒的。在“四人邦”所谓儒法斗争贯穿一部中国史的谬论影响下,前些年有的人片面地看问题,从形式上看问     

《儒林外史》与黑色幽默

《儒林外史》被鲁迅称作是中国讽刺小说的杰出作品。但是,鲁迅所说的讽刺与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讽刺是有区别的,把《儒林外史》看成是幽默小说更具合理性。《儒林外史》的幽默是悲伤、冷峻、绝望、荒诞的幽默,和美国文学流派中的“黑色幽默”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是作者对残酷现实的一种过激的心理反应。     

鲁迅与二十年代的讽刺小说

一讽刺小说作为一种文体,一种样式,在中国不算发达。按照鲁迅的观点:“小说中寓讥讽者”,虽“晋唐已有,而在明之人情小说为尤多。在清朝,讽刺小说反少有,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在此之前,讽刺作为一种手法,一种职能,一种色彩,虽然早已散见在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之中,但是作为一种文学体式的确立,是直到清代《儒林外史》的出现,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在此之后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相去亦     

《青史演义》研究综评

蒙古族第一部历史小说《青史演义》的学术研究从国外发轫到国内兴盛,至今已度百年春秋。倾注了几代学人的心血,茁壮成长的学苑奇葩——《青史演义》研究拥有曾经的收获,也面临着当下的瓶颈。综评课题开创者们的学术高度,意在展望我辈学人新的跨越、新的突破。     

《三国演义》人物描写略论

《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并非像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叙好人完全是好 ,坏人完全是坏” ,而是在基本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对人物进行了全面和多方位的刻画。尤其在曹操、关羽、周瑜、刘备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既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也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 ,或二者兼而有之 ,从而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描写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语》释名

书名中的"论"字作"伦理"解、"讨论"解、"杂陈"解、"选择"解都是不正确的,只有"编纂"义是正解.这牵涉到词汇上的本义后见现象:即引申义使用在前,本义大量使用在后.《论语》的"语"字取对话义.此外,《论语》的定名时间在西汉,属于书名的定名在后,成书在前.     

科学史中“内史”与“外史”划分的消解——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立场看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在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上经历的一些变化和争论,大多涉及对“内史论”与“外史论”的界定、区分和评价。就此问题,国内学者多以“内史”为重,一些关注“外史”的学者也往往坚持内外史的综合。然而,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这种讨论的前提是坚持“内外史”的彼此对立存在,认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要求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进行社会学分析。由此科学观出发,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纯粹的科学“内史”不复存在,“内史”与“外史”的界限相应地也被消解。     

对《论语》“今之学者为人”的诠释与宋代儒学的内倾

从先秦到汉唐时期,众多学者都对"今之学者为人"一语进行了解释,且大多偏向从负面理解"为人",但具体解释又并不一致。到宋代,对"为人"的理解方面的歧异进一步加大。有的学者认为"为人"没有贬义,有的学者则把"为人"完全作贬义使用。南宋中期,朱熹进一步强化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区分,将为人之学作为为己之学的对立面加以彻底否定。对"为人"诠释的这种变化,是宋代儒学内倾的反映。当时,众多儒家学者将理论思考的重心从社会政治实践领域转向内在的心性修养,因而,强调内在心性修养的"为己"之学受到格外的重视与强调,而"为人"作为"为己"的对立面,则逐渐被赋予了完全的负面色彩。     

论脂评之“狱神庙”是平凡庙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狱神庙”研究回顾及质疑

历来红学界对“狱神庙”均莫衷一是,最有影响的是吴世昌的“监狱论”,从20世纪80年代红学研究提倡“还红楼梦以红楼”,旨在回归文本起至今,对它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息。综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前人之成果,并表示质疑,结合史料及前80回内证,“狱神庙”只是普通而平凡之庙宇。     

试论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中的恶魔性

德国伟大作家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讲述的是一个面临创作困境 ,以生命为代价 ,与魔鬼签约换取创作灵感的天才音乐家莱维屈恩的创作生涯。恶魔性指的就是艺术家通过与魔鬼签约来获得的一种天才的创造能力 ,与魔鬼签约也就是与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无意识的深度遭遇。但是 ,魔鬼又不仅仅是音乐家自身的生命现象 ,即恶魔性的象征 ,它同时还影射了现实世界中与法西斯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德国现代思潮。托马斯·曼通过对恶魔性的描述 ,影射了德国现代思潮的蜕变 ,因此构成了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和歌德的《浮士德》的不同。     

论荀子的科学精神

有学者认为,儒家学派经荀子而固定了立场,这是很有道理的。正是荀子思想体系的建立,使得儒家学派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了。苟子的科学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天人相分,尊重自然,重在“相参”;人性能知,物理可知,重在“学也”;“解蔽”“求正”,“知道”“体道”,重在“行之”;“治乱非天”,“人妖”可畏,重在“上明而政平”;人性本“恶”,去“恶”从善,重在“伪也”。     

“郑声淫”意义阐释

《诗经》不仅反映了当时“饥者”之苦、“劳者”之辛,还反映了“爱者”之情。从《郑风》之诗、“郑声”之谓、“郑声”之“淫”三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一为孔子所言“郑声淫”意在“声之过中”而与淫乱无涉,一为“郑声”的抒情指向实属“爱者歌其情”。从中或可意会孔子重礼亦重情的论诗思想。     

马歇尔“折衷主义”一说的来龙去脉

关于马歇尔体系特征的概括和评价,历来存在明显的歧异。大多数西方学者都采用“综合”一词予以肯定和颂扬。始终冠以“折衷主义”提法的是原苏联学者,不过他们并未全盘否定它。我国学者的有关论述则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必须强调,搞清“折衷主义”这种概括和评价的来龙去脉,对于准确把握马氏学说和重新审视经济学史研究的若干传统见解,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