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辩”与符号论的困境

"言意之辩"与符号论者面临着相同的困境语言-符号系统和其所指-意义之间的矛盾.他们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在指出文学符号系统的具象性、不确定性方面有着共识.但在解决这种困境的方法论上都陷入自我矛盾的境地.其根源在于有着同样的对人类理性的怀疑和对各自文化或科学的误读.比较中西方文艺批评在这方面的异同,目的就是寻求中西方批评精神的融合,解除方法论所面临的困境.     

比较诗学的方法论危机——兼对“比较”的历史语义学的追溯

“比较”曾是比较诗学最具代表性的方法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一度过于局限于“比较”的文字内涵,“比较”之于比较诗学的方法论意义曾经备受质疑。随着比较诗学边界的不断扩张,一些学者纷纷提出“跨越”比较诗学的“比较”边界。本文认为,否定“比较”之于比较诗学的方法论意义,对于比较诗学的学科发展是不利的。本文所从事的对于“比较”的历史语义学的追溯是要表明,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比较”都将是比较诗学的方法论基石。     

比较诗学的可操作性探索--论迈纳《比较诗学》在方法论上的意义

该文认为,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从比较方法的可操作性角度探讨了比较文学界长期困惑的一些问题."跨文化比较"是异质文化比较,这个概念的具体运用使比较的目的得以实现.对比较中介的把握,为比较寻找到了可操作性的入口,使比较诗学的基本问题可比性问题明晰起来.相对主义原则的确立,使比较中的文化中心主义、民族虚美主义从方法论上得到遏制.我们需要做的是在迈纳的思路上继续下去,建立一个可以制约相对主义的参照系,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真正具有可操作性,从方法上最终确立它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     

近三十年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研究述评

自1979年至今，中外学界关于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的研究走过了30多年。这段研究史大致可以“四个阶段”和“两大主潮”加以概括:“四个阶段”即研究的初始期(1979—1986)、发展期(1987—1999)、论争期(2000—2007)和沉潜期(2008至今)；“两大主潮”指的则是“打通说”和“阐释循环说”两大宏观研究的趋势。对这一研究史的考察有助于整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可藉此发现当前“钱学”方法论研究的三大困境，即比重失调、概念危机和问题意识的欠缺。寻求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成为实现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研究新进展的当务之急。     

朱光潜的诗学建构、美学研究及人生态度

朱光潜的诗学建构既有自觉的中西比较意识,又具调和折衷的方法论特征.他的美学研究也体现出鲜明的融通中西的特色.之所以会如此,则与朱光潜"不即不离"的人生态度密切相关.人生态度、美学研究、诗学建构这三者,在朱光潜那里,既是一个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再到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在表现形态上由隐在趋于显在的过程.     

"疏离"与钱锺书诗学

"疏离"是钱锺书诗学方法论体系中涉及研究主体的重要范畴之一,在钱氏诗学中具有独特的方法论意义."疏离"强调主体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在一个适当的心理距离上审视对象,认清研究中的各类影响,排除他人与自身的干扰,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做出实事求是的独立判断.它与钱锺书所说的"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一起,确保了诗学研究的科学性.     

论叶维廉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学者叶雏廉对中西比较诗学的主要贡献是：通过质疑西方新旧文学理论直接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可行性，创造性地提出“文化模子”学说，以关注中西文化的互照互省。他对寻找东西方文学的共同规律，建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架构做出了积极贡献。“文化模子”为中西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是“跨文明研究”这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在方法论上的具体化。     

方法论意义上的《中国之欧洲》 ——兼及比较诗学研究的一种启示

艾田蒲(RenéEtiemble)的比较文化巨著《中国之欧洲》具有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在语言层面上,这部著作表现出形象性与思辨性的高度统一;逻辑层面上则以归谬法的使用为特色;论述策略上忠实体现了作者提出的"比较诗学"的特性——历史考证与审美思考的结合;结构层面上则倾向于"起—承—转—合"的完整运思。这一独特的方法论体系或许可以为比较诗学的研究提供一种启示:既然从意识层面入手解决各类"中心主义"、民族主义困难重重,从学理层面进行的辨析又常常陷入曲高和寡的窘境,那么,以方法的运作清除偏见所赖以滋生的土壤,或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种真正清醒、公正而又不失美感的比较诗学。     

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人文之道

本文旨在探讨比较文学的自身形构、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比较文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比较文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自在的译介阐发实践、自觉的关系研究和自为的比较诗学。其中比较诗学是比较文学的自身反思和自我立法的灵魂,包括诗学的平行比较、比较诗学关系史研究和比较文学的自身诗学三个环节。比较文学是自身反思和自身实践的;通过自身实践,比较文学为人文科学提供了共通的方法论模型,并作为实践的自我认识成为新时代人文主义的标志和先锋。     

方法论意义上的《中国之欧洲》--兼及比较诗学研究的一种启示

艾田蒲（ Rene Etiemble）的比较文化巨著《中国之欧洲》具有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在语言层面上，这部著作表现出形象性与思辨性的高度统一；逻辑层面上则以归谬法的使用为特色；论述策略上忠实体现了作者提出的“比较诗学”的特性---历史考证与审美思考的结合；结构层面上则倾向于“起-承-转-合”的完整运思。这一独特的方法论体系或许可以为比较诗学的研究提供一种启示：既然从意识层面入手解决各类“中心主义”、民族主义困难重重，从学理层面进行的辨析又常常陷入曲高和寡的窘境，那么，以方法的运作清除偏见所赖以滋生的土壤，或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种真正清醒、公正而又不失美感的比较诗学。     

论比较诗学及其他者视域的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

在全球化时代的汉语学术界,比较诗学研究是中外文论走向汇通性研究所展开的主流方向,比较视域是比较诗学在学科研究上得以安身立命的本体,他者视域是比较视域构成的内在品质,他者视域在比较诗学研究中秉有的两种文化立场。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研究者以及国际汉学家所使用的一个专用术语,以语言与民族血亲关系的本质差异性而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本质上互为异质文化,即两者互为异类,对方都是自己的非我因素。比较诗学研究者诉求跳出本土学术研究领域的单边文化主义,主张以一种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的开放眼光来从事普适性的、整体性的、国际性的中外诗学研究,从而规避本土文论研究的一元性和惟民族性。比较诗学研究中的比较视域主张中外诗学研究之间的相互看视,主张中外诗学双方之间互为他者,认同一个民族的诗学相对于另一个民族诗学来说,两者之间就像镜与灯一样,可以相互镜照与相互照亮。交集理论是比较诗学在学科理论建设上简明及有效回答视域融合及比较研究如何可能的学理观念。     

现代汉语文化语境下对“比较诗学”的误读

比较诗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学术内部还是学术外部普遍存在着对这一学科概念的误读。目前,对比较诗学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误读:首先是文类学或文体学层面的误读,其次是诗学的比较,及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这种误读产生的关键点在于对"诗学"、"比较"这两个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定位不准确,尤其是对"诗学"概念的误读。在后现代和全球化语境之下,为了比较诗学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比较诗学的误读加以澄清。     

互文性与比较诗学视域的融合

比较视域是比较诗学汇通性研究的主体，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构成了比较视域的基本内涵。文本之间互文性的客观存在使异质文化（如中西文化）诗学理论文本间互为交织、互为引义、互为转换的网络互渗层面得以成立，为比较视域融合（交集）的确立奠定了存在基础，从而为比较视域的拓展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只有建立在互文关系之上，以融合的比较视域为本体的比较诗学研究才是真正学理意义上的互照互识的汇通性研究。     

论比较文艺学的学科发展

比较文艺学迄今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产生既是比较文学理论化的结果,也是现代文艺学走向比较研究的结果。在不长的发展历程中,比较文艺学已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在西方学界,比较文艺学的研究视域基本局限于欧美文化圈内部。中国学者则主张打破东西方文化的界限,谋求中西文艺理论、乃至东西方文艺理论之间的对话。比较文艺学有助于探寻不同文论体系之间的一致性和可沟通性,也有助于彰显不同文论体系的各自特色,因而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和发展潜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比较文艺学将不断拓展研究视域,逐渐走向世界范围内各种文论之间的真正平等和对话,其自身的理论建设也将更加完善和成熟。它在未来的文化交流中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戏剧”、“抒情诗”与“叙事文学”——多维视角下的“比较诗学”研究

以全球性语境下的比较诗学意识和拓展维度为参照，从基础“文类”和“相对主义”的视角看，厄尔·迈纳对比较诗学的阐释无疑便另具深刻意蕴．它势必对当下比较诗学研究建构体系中的得与失视境的探寻提供突破性的认识、借鉴和有益的启示。揭示此点的同时，旨在透过厄尔·迈纳对“文类”与“相对主义”两大概念进行暗合性的梳理、阐释和涵括。激发当下的中西比较诗学理论的汇通性拓展和开放性观照，显然对比较诗学的未来探讨有着重大的价值意义。     

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

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的关系可以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的逻辑进程来加以考察。比较诗学的发生理论主要包含诗歌、宇宙、听众和诗人四个基本要素。在比较诗学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产生过模仿主义理论、实用主义理论、表现主义理论和客观主义理论四大基本理论。以往的研究,大都是从文学的发生出发来探讨诗学的发生。论者认为,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的关系亦可以从诗学的立场而予以反向的审视。从比较诗学产生发展的角度,考察一般的文学发生论,可以拓宽和加深我们对文学发生论的认识。     

比较诗学的名与实

比较诗学是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最大热点,但普遍存在对安田朴的比较诗学概念的“误解”。从学科建设的实际看,比较诗学之实在前,名在后,所谓1963年安田朴预言产生比较诗学,是一个现代学术童话。因此,要搞好比较诗学研究,必须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左手必须知道右手在做什么”;必须从“知其二”迈向“察其三”,坚持“第三者原则”。     

路径与窗口——论刘若愚及在美国学界崛起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

多年来,华裔学者在西方学术语境下操用英语所展开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在美国学界崛起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即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其中首席学者就是刘若愚。不同于汉语本土的国别诗学研究,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的学术目的,是为了把中国诗学准确地介绍给西方学者,也是为了使中国诗学走出单边的汉语学术语境,融入世界文学理论的家族谱系,因此这就决定他们必须把中国诗学汇通与整合到西方诗学体系中,以此使西方学者能够透过其熟悉的本土诗学理论作为沟通的路径和对话的窗口,来接受与研究中国诗学,所以他们所从事的比较诗学研究是在一种颇具相当难度的汉英诗学理论话语的转换中,使中国诗学思想及中国诗学研究走向国际学术界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考量,华裔族群的比较诗学研究所操用的是一种杂混的学术英语,其中浸润着来自于中国诗学文化传统的诸种信息,而对中国汉语学者来说,这些学术信息也成为中国学者步入西方诗学体系的路径与窗口。     

论九十年代前期乐黛云的比较诗学视野--以《世界诗学大辞典》为例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人物之一,乐黛云在90年代前期就对中国比较诗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主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体现了乐先生独特的比较诗学视野:正本清源,平等对话;寻求共同诗心。该辞典虽有词条收录不全,创新、思辨不足等缺陷,但在中西比较诗学史及其个人学术发展史上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