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牡丹亭》的女性形象

《西厢记》和《牡丹亭》被誉为我国古典戏剧的“双璧” ,不仅因为它们突破了前人关于爱情婚姻的主题内涵 ,而且分别塑造了崔莺莺和杜丽娘这两个各具时代特点的女性形象     

《创造十年》与郭沫若关于创造社历史的自我辩护

针对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斥创造社“才子+流氓”的批评，郭沫若在其自传《创造十年》中通过重构创造社历史进行了自我辩护。他既有意建构创造社“挽救新文学危机”的发生之因，塑造其“建设新文学”的历史地位，又以“行帮意识”为中心梳理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史，将双方冲突转换为党同伐异下的不理智行为以弥合观念立场上的对立。这既是出于维系左翼阵营内部统一战线的考量，也为解释创造社之转向革命做出了合理铺垫。而有意塑造创造社打破文化垄断与话语霸权的反抗者形象，则为证明其历史先进性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传写史”的自传创作折射出五四一代在文坛格局发生重组的1930年代试图掌握阐释历史主动权与自我经典化的动机。     

《资本论》的历史哲学意蕴

马克思是历史哲学领域中的旗帜性人物。在对以“永恒论”为基调的“一般历史哲学”的“批判性拒绝”中,马克思推出了以“发展论”为核心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遵循了哲学服务历史的基本取向,并沿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稳步推进了他的“历史之思”:一是依托于唯物史观的分析范式,深入物质生产领域探掘了历史的本质与规律,二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武器切近现代工商业实践格局,洞悉了资本主义的前景和命运。据此而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竭力探掘社会历史的根源并展开对资本主导下的经济运行规则和文化道德机制的实质性批判,确证了以生产方式为基础、以人类解放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历史哲学运思路向。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就是一种基于实践的历史性批判,它在回应“时代之问”中完成了关于人类“历史之谜”的哲学思考。这种历史哲学以“世界历史”为基本定向,以“人类社会”为立脚点,实现了对“当代的自我阐明”,开辟了历史哲学的新境界和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方向。     

评《中国新诗审美范式的历史转型》

一、“问题意识”对“线性思维”的超越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史的书写凸显出两种范式,其一是依照时间顺序、以思潮流派为框架的诗歌史线性描述,其二则是对“现代主义诗歌”发展脉络的系统清理.而吕周聚先生的新著《中国新诗审美范式的历史转型》[1]即是有意突破固有研究范式的一次成功尝试,这部著作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所呈现出的特定的问题意识完成了对诗歌史研究“线性思维”模式的超越,它弃绝了以往流派式的、线性的诗歌史研究范式,从“审美范式”的角度契入现代中国新诗,在社会、文化的广泛关联中探寻新诗审美范式的流变与历史转型.该书在对社会、文化背景深人勘探的基础之上,对现代诗歌文本进行广泛深入解读,辨析出现代中国新诗的七种审美范式,分别是清新自然的诗美风格、狂飙突进的浪漫抒情、朦胧含蓄的诗美追求、形式主义诗歌美学、颓废主义诗歌的唯美追求、承载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审美追求以及以象征隐喻玄学的智性美.以“审美风格”为线索,对中国新诗进行“非线性”的分析与整合,敞开了新诗史研究新的维度.     

历史空间中的审美发现与理性阐释--论熊召政的长篇系列小说《张居正》

熊召政的《张居正》，在营构思路上贯穿着对历史的理性观照，并借助历史人物的得失荣辱对当代生活提供喻示。张居正的形象塑造，在总体评价上是成功的，作家在对历史上致力于改革重臣的叙写中，融入了对当下社会改革的理性思考，但对其成于“狂”也失于“狂”的悲剧因素还深入开掘得不够，文本中过多闲笔也多少有些消解了小说的史诗性品格。     

不同历史想象中的女性形象——论《长恨歌》与《白鹿原》叙事中的两性差异

《白鹿原》与《长恨歌》先后于上世纪90年代问世,两部长篇小说都将笔触指向了“历史”,但两者对于历史的建构却是大相径庭：前者建构的历史是一种“斗争模式”,后者则是“合作关系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想象中,两位作家又分别塑造了“妖女”、“圣女”、“女人”三种不同的女性形象。不同的历史想象与女性形象背后折射出的是复杂的性别意识话语,反映了女性主体建构的困境,更引发了我们对于如何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去完成女性自我建构的再度深思。     

论傻子形象的审美价值——读阿来的《尘埃落定》

“尘埃”及“尘埃落定”在阿来的长篇处女作《尘埃落定》中具有极大的隐喻性。主人公傻子是作家精心选择和成功塑造的艺术形象 ,他的命运构成了小说的情节主线。作品在展示傻子的人生遭遇和情感历程中 ,再现了藏族封建土司制度由盛而衰、由存而亡的历史过程。在傻子形象上寄托了作家对社会历史及人生的独特思考。     

《史记》《历史》比较论

中西史学,分途发展。中国自春秋以来,以司马迁为旗帜,史学酝酿发展,两千余年,蔚为一博大精深的学问。而西方世界则以希罗多得为先锋,承继希腊传统,迄至今日,史学绚丽辉煌。司马迁与希罗多德,《史记》与《历史》,看上去,两者风格迥然相异,无可比较,然而他们同属历史学家,一东一西,相互辉映,司马迁的《史记》被中国史家奉为“正始之祖”,希罗多德由于撰成《历史》,被西方史家尊为“历史之父”。我们可以说,中西方史籍浩若烟海,其中恐怕就是《史记》和《历史》对于东西方史学乃至整个文化影响最大。将两者互作比较,究其短长,将有益于新史学。     

于细微处见功力——论历史巨片《开国大典》的细节描写

由长影摄制、李前宽、萧桂云执导的《开国大典》是一部献给国庆四十周年的历史巨片,编导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人民共和国诞生前这段历史,用史诗般的大手笔,真实地再现了一九四九年两种历史命运最后决战的事实:特别是在国共两党领袖人物的塑造上有重大突破,摆脱了过去对毛泽东“神化”、对蒋介石“丑化”的老套,还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增强了人物造型的立体感、历史的真实感和可信性。这些不仅显示了编导者驾驭重大历史题材的过人胆识和艺术功力,也给观众以深刻的教育和启迪,本文主要拟就影片如何通过真实而典型的细节来描示国共两党领袖人物的心态,塑造他们的鲜     

《美食家》人物塑造的原型考察与文化分析

陆文夫小说《美食家》问世以来,其影响在国内外延续至今。作家遵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生活中熟知的人物为原型,提炼、刻画、塑造小说人物形象,准确传达作品深刻的文化主旨。小说以作者为原型塑造“高小庭”形象,凸显了美食文化的政治内涵与历史深度;以周瘦鹃和作者为原型塑造“朱自冶”形象,印证了美食文化的普世价值与顽强生命力;以胡凤君和管毓柔为原型塑造“孔碧霞”形象,展现了美食文化的多彩魅力与艺术形象。《美食家》以典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体现了作家深厚的文学创作功力,这也是小说在海内外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历史与审美

历史传记的最高境界是审美境界。历史传记的审美化包括这样两个特点：第一 ,它对历史人物的态度是理解性的,而非褒贬性的;第二,它对历史人物的判断是欣赏性的,而非评论性的。历史认识的审美取向不是某一种特殊的或特定的视角,而是一种普遍的或超越的视角。它的基本原则是凡历史都是美的。审美判断是最具个性化的判断形式。而历史评价的审美判断就意味着它要求在评价历史时,必须尽最大可能地承认和肯定每一个人对历史所独有的评价原则和判断标准。     

古代诗词用典的美学意义

我国古代儒、道文化审美内质的差异,引导了古代诗坛对“清水芙蓉”与“错彩镂金”两种美的高下评价。诗词用典作为“错彩镂金”美特征之一,历来不为多数诗论家提倡。但作为表达思想、传达情感的通约方式,古代诗词用典自有其独到的美学意义。     

试论身体美学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意义

西方身体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长流,这其中人们对身体意义的认识主要可分为四个阶段,形成四种基本的理论范式:唯灵论、身体决定论、身灵合一论、观念符号论.而身体美学的兴起主要标识了三层意义:对肉体的审美关怀;对伦理,道德,知识教育学的反拔;展现女性叙事话语的独特视角.     

《周易》与民族审美文化

本文认为《周易》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元典，不仅以其文化典籍的形式作用于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同时还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扎根于民族成员的意识深处；通过审美范畴的建构与艺术媒介的选择，规范着民族审美思想的特征；并且在思维方法与审美观念两个方面显示出它对民族审美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周易》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     

"兴会"的诗学价值及其对诗学重构的意义

“兴会”主要是指审美主体（心）与客体（物）偶然突发的交流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层的审美体验。“兴会”有着重要的诗学价值,是中国审美主义诗学的重要理论范畴,也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方式的显现。“兴会”对中国现代诗学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以其多层次多领域多维度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在诗学重构中有着重要的的作用。     

误译之鉴——对张传彪教授“译海拾贝”专栏的译学思考

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汉英两种语言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积淀不仅仅表现在字面上。汉英两个民族在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审美取向、哲学传统、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需要译者透过字面去挖掘。张传彪"译海拾贝"系列文章正是在揭示导致语言与文化误读,指出避开英汉误译陷阱方面,显示其独特的价值。     

儒道佛思想对日本“幽玄”范畴形成之影响

中国的儒道佛三家思想对日本审美意识产生了很大影响。"幽玄"作为日本审美意识中最重要的审美范畴,充分显现了日本民族的审美趣味和欣赏的审美情态。而儒道佛思想在其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渗透到诸多艺术领域,且在本民族的土壤上,创造了在借鉴中国儒、道、佛思想基础上的独特审美传统和审美情趣。     

论山水画的审美内涵：“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古代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世界关系的基本思想,同时也是古代审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水画从唐代开始一直成为中国传统画派的主流,其审美价值常常凌驾于其他题材之上,析其原因,山水画不是单纯的风景画,而是具有其独特审美内涵,它体现了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关系,表现出宇宙精神与人格精神相统一的最高境界。     

境生象外意发其中——浅谈唐宋诗词中夕阳意象的意境表现

意象是客观物象与审美主体情意的组合,审美主体的独特情感使得意象具有了无尽的审美意蕴。唐宋诗词中出现的夕阳意象以其独特的审美特征被诗人借以抒发自己的人生领悟。由夕阳意象营造出的意境展现了一种历史的阔大,在生动明晰的夕阳图景之外,隐约呈现出诸多层次的缥缈空灵的意象情趣,给读者创造了一个"境生象外,意发其中"的广阔审美空间。     

论外语教育的美育功能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外语教育中蕴含着独特的美育功能，教学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外语教育的美育功能，提高学生的审美和鉴赏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