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效应与中国城市群发展机制探究

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已然成为参与区域竞争与合作的重要载体,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的路径探究就成为核心问题.而空间经济学中所阐述的空间效应可以成为解释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机制.在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主要表现为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空间外部性与局部地理溢出,而城市群间则表现为全局地理溢出.     

“京津冀发展研究”特色栏目征稿启事

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皆为我国重要都市圈和经济带,京津冀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1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城市群制度创新——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城市合作与发展,已成为我国融入世界经济后应对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之一,当前的区域协调发展日渐呈现城市群崛起趋势.但实际过程中,以城市群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现还面临不少制约因素.从制度层面透视我国城市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隐性或显性的问题,可以发现,目前支撑中国城市间顺利合作与发展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很弱,惟有改变城市发展机制及相应制度安排,推行城市群制度创新,才能确保区域协调发展的()现.     

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人口聚散规律和驱动因素研究

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城市群发展方式更易实现的目标。影响城市群人口聚散的驱动因素有些方面与城市类似:可分为由资源环境决定的内在驱动因素和政策导向、公共服务水平等主导的外在驱动因素。在市场与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内在与外在要素分别通过内链与外链形成两条相互影响的驱动路径共同影响人口聚散；有些则不同:城市群内各城市间可通过“规模借用”与“功能借用”实现要素的交换与替代,更易于克服内在和外在驱动因素壁垒,整体实现资本、人力资源等要素的更高配置效率。在对城市群人口聚散规律及驱动因素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利用生产函数构建数理模型,引入资源要素与政策要素,并以首都都市圈中“一核两翼”结构为例进行了仿真分析,探究各驱动要素对人口聚散的作用强度与实现路径。实现人口疏解与承接的关键是提高城市间要素的可替代性与驱动弹性,城市群间可通过合作机制(借用规模)实现要素的交换与替代。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城市群人口数量和分布合理化的思路:正确认识城市群人口承载力与城市功能定位的内涵；以高质量发展战略为契机,强化市场作用,以产业合理布局带动城市间人口合理分布；改革管理体制,降低省际边界障碍和户籍障碍,推进城市群内部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水平均等化,促进形成与城市群和群中各城市功能定位相匹配的人口聚散形式。     

关中-天水经济区各中心城市城市流强度测算与分析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获批,标志着＂大关中＂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战略推进阶段。选择城市主要外向服务部门从业人员数为指标,根据城市流强度计算公式,对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各中心城市城市流强度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高城市流强度值中心城市西安是经济区集聚辐射中心;中城市流强度值中心城市天水、咸阳,是区域次级集聚辐射中心,为次级区域中心城市;低城市流强度值中心城市铜川、商洛、渭南、宝鸡、杨凌,是地方集聚和辐射中心。进而提出强化城市流的区域发展政策：建立合理的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增强城市间经济空间联系;明确城市功能与产业定位,强化城市间分工与协作;建立跨区域合作组织,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区域联动打造京津秦旅游战略联盟

京津秦作为环渤海区域的三个旅游城市,地理位置优越、旅游资源丰富、互补性强,为实现区域联动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新马泰＂区域旅游战略联盟的成功也为京津秦的合作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京津秦三地应在整合资源、共同宣传、统筹管理、深入开发等方面着手打造京津秦旅游战略联盟,实现区域共赢。     

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测度及耦合协调评价——来自26城市2002-2015年的面板数据

为准确评价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状态,通过建立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选取26个城市2002-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算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逐年上升的时序特征,群内各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截面差异明显;资源子系统综合指数增长幅度最大,环境子系统次之,再次是产业子系统,人口子系统综合指数增长幅度最小,各子系统指数变化轨迹、升降幅度和截面特征不一致,使得26个城市综合发展指数呈现出发展平稳型、持续波动型和跳跃型3种波动类型;长三角城市群的耦合度和城市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不同年份的耦合协调度类型各异,城市间内部协调性不高,人口与其他子系统的矛盾突出,虽然两两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在逐年升高,但人口与其他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偏低,当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矛盾依然突出。据此认为应推动长三角城市群人口、产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     

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理念及其评价分析

城市群是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主体,更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主体形态.打破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行政壁垒,实现行政边界、地理边界和经济边界的耦合,以城市群整体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单个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回顾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从城市可持续发展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转变的必要性及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并采用规范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21个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现状,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和山东半岛4个城市群属于高水平可持续发展型,其余17个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基于研究结论,笔者认为可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优化空间结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三方面着手提升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差异互补与协同——山东半岛城市群合作与发展的一种思路

城市发展是区域发展在空间上的增长极。区域可持续发展应基于城市间的资源禀赋,实施差异互补,追求协同发展。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的挑战。把握半岛城市群的总体资源条件,识别其各自的优势(差异),走互补与协同发展之路,应作为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在实施这一战略时要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职能的差异互补。     

大珠三角未来的城市群格局

大珠三角地区与环渤海、长三角地区一样是中国最发达的三大都市圈之一，其经济政治地位十分显著。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使各城市间的协调发展尤为重要，必须从全球、全国和区域三个层次进行统筹与分工，才能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中外城市群发展及其对中原城市群的启示

城市群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一种高级空间组织形式,是区域实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区域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点.本文从界定城市群的基本理论入手,通过对国内外城市群发展的现状和特点进行研究,并结合河南省中原城市群的发展现状分析,提出促进中原城市群进一步发展的重点举措.     

以国土空间布局的优化推进“十四五”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关键阶段,从空间布局、制度创新和城市发展等层面,对“十四五”时期中国构建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体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在空间布局层面,需要以因地制宜的区域重大战略为引导,进一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做强、做精重点开发区与保护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起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 在制度创新层面,通过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深化区域合作新机制和建立面向现代化的区域政策调控机制,以现代化制度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 在城市发展层面,通过提升城市人的现代化,打造城市经济现代化和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规划科学的城市群结构,建设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基础设施、要素之间的共建共享与自由流动机制,建设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城市群2000—2012年市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城市空间结构高级形态——城市群的框架内,基于 2000—2012 年市级面板数据,研究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溢出或极化效应,结果发现:(1)针对十大城市群 136 个城市的分析证实,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正向溢出效应;(2)针对不同城市群的分类分析发现,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的影响会出现 U形关系,如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北京的发展在 2007 年之前抑制了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而 2007 年之后转为正向溢出效应;(3)城市群内部结构的异质性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山东半岛城市群济南、青岛的双中心结构对外围城市的共同影响较单个城市更为显著。此外,研究结果还证实以受教育水平衡量的人力资本对以熟练劳动力为主的低端制造业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较低,政府规模对市场投资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具有积极影响。     

对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思考

城市和城市群在一个区域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具有巨大的经济和区位发展优势,中原城市群一体化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     

我国城市群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城市群在我国发展势头强劲,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城市群的产生渊源和发展机制入手,分析了我国当前城市群发展的现状和主要存在的问题,对我国城市群经济健康协调发展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研究

准确认识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系,有利于拓展数字经济影响的评估视角,也为发挥数字经济和区域一体化的融合倍增效应提供有益思路。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辐射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数据要素跨域流通打破了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市场分割,助推城市群边界的有效扩大。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主要通过两个作用机制,一是推动创新主体跨城市跨区域进行合作创新,促进城市协同创新网络发育壮大;二是提升城市空间集中度,增强邻近空间范围内的城市要素集聚能力。数字经济的网络性、跳跃性及外部性特征放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构建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和要素统筹配置机制正当其时。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群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城市群。所谓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1～2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由于城市群可以扩大聚集经济的优势,城市群有利于统筹规划,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群有利于不同模式城市之间优势互补,城市群可以扩大城市化中的辐射作用,因此,统筹规划、发展和建设城市群是城市化战略的优势选择。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度比较研究——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协调发展对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文章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和协调发展划分标准,采用熵值法、集聚能力评级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及其包含城市的金融集聚能力、产业集聚能力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利用ArcGIS 软件对其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分异展示。结果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群,其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高;城市群和城市群内具体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是已经形成集聚效应的城市群,其内部的城市总体呈现出“领导—跟进”式发展,具体表现为发达城市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城市群内包含的城市协调发展并非同步,金融集聚效应与产业集聚效应在不同城市发挥的作用不一致,第二产业占比越大的城市,产业集聚效应越明显。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研究--以四川省四大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空间结构作为城镇体系的三大结构之一,是城市群发展程度、阶段与过程在空间上的反映,是各个城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等在地域空间上的投影,城市群发展必然伴随着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变化。在明确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内涵、基本要素、演化路径及阶段等内容的基础上,以四川省四大城市群为例,探索四川省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的路径,提出按照“培育点、打造群、健全线”的基本思路,构建“三位一体”的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以期对更广范围内的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构建与完善提供参考,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