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下）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以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论孔颖达的《丧服》制度礼文诠释

唐代以后,《丧服》制度及其礼文诠释进入一个集成式发展阶段,颇具超越前代、重构新局的宏大气概,孔颖达《礼记正义》便极具代表性.考察《曾子问》《丧服小记》诸篇相关诠释可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继承并发展了两汉魏晋南北朝《丧服》学诠释的众多成就,无论是诠释涉略面、诠释理路、诠释体式的选择,还是对此前各家经文诠释纷争见解的选择,都彰显出礼文诠释的独到之处.在《丧服》制度及其礼文的诠释过程中,孔颖达持有自己的诠释出发点和《丧服》制度弘旨观;在疏通申解《丧服》制度礼文及其郑《注》的过程中,他又继承延续并创新性地发展了前人诠释焦点、诠释方法等方面成果,形成一整套独具个性化的诠释理念、诠释方法与诠释特色,对唐代乃至此后《丧服》学的诠释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南朝皇侃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价值（下）

皇侃是南北朝时期经学注疏学发展中重要的南学代表,他的《礼记义疏》和北朝熊安生的同名著述一样,在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当中有比较多的保留,陆德明《经典释文·礼记音义》也有很多字词音义和断句方面的对比,使后世得以看到皇侃礼记学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在郑玄《礼记注》的基础上对《礼记》解说所体现的学术特点。通过分析孔颖达对皇侃解说所表现的取舍态度、议论和评判,还有后世礼家及学者对皇侃与孔疏所作的评议,皇侃礼记学的价值和经学史意义也得以呈现。     

南朝皇侃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价值（上）

皇侃是南北朝时期经学注疏学发展中重要的南学代表,他的《礼记义疏》和北朝熊安生的同名著述一样,在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当中有比较多的保留,陆德明《经典释文·礼记音义》也有很多字词音义和断句方面的对比,使后世得以看到皇侃礼记学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在郑玄《礼记注》的基础上对《礼记》解说所体现的学术特点。通过分析孔颖达对皇侃解说所表现的取舍态度、议论和评判,还有后世礼家及学者对皇解与孔疏所作的评议,皇侃礼记学的价值和经学史意义也得以呈现。     

读《礼记质疑》札记

《礼记质疑》是清代学者郭嵩焘所著的一部《礼记》研究著作,主要内容是针对《礼记》郑玄《注》、孔颖达《疏》进行的辩驳。阅读《礼记质疑》的一些札记,通过将相关内容与历代学者的研究著作进行对照比较,可以发现郑注孔疏确有疏漏,郭氏之说有可取之处,也仍存在可商确的地方。     

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礼记》49篇的初本,为西汉今文礼家戴圣所编纂。自西汉至东汉,《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的本子。东汉末年郑玄据诸本加以校勘,并为之作《注》,列之为《三礼》之一。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除一度几为王学夺席,他皆惟郑学独尊,且唐于《三礼》独重《礼记》。宋元明时期,《礼记》学颇染宋学习气。清代号称经学复盛,然《礼记》学则未堪其称,诸经独《礼记》无新《疏》。     

吴澄对《礼记·玉藻》篇的改编及其意义辨析

元代吴澄《礼记纂言》对传世小戴《礼记》中的十九篇有所改编,其中包括《玉藻》篇。吴澄将原本《玉藻》篇的章句段落以七个方面来归类,并按照具体的解读在开篇部分之后就将原本的段句章次顺序做了调整和改编,由此形成了一个不同的篇章结构。这些调整本身的逻辑依据,既有对东汉郑玄《礼记注》和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疏文,以及宋代学者的解说当中的相关发现和提示而加以参照与借鉴的地方,也有吴澄自己切合原文的解读而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创见之处。通过相应的对比考察和解读分析,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吴澄所进行的具体调整和改编的通观性、合理性及合逻辑性。吴澄所做的调整和改编,也堪称是《礼记》章句之学的一个重要文本,对于认识和理解《礼记·玉藻》篇的礼学价值无疑有着独特的经学史意义。     

读《礼记质疑》札记

<礼记质疑>是清代学者郭嵩焘所著的一部<礼记>研究著作,主要内容是针对<礼记>郑玄<注>、孔颖达<疏>进行的辩驳.阅读<礼记质疑>的一些札记,通过将相关内容与历代学者的研究著作进行对照比较,可以发现郑注孔疏确有疏漏,郭氏之说有可取之处,也仍存在可商确的地方.     

王肃的礼记学及其后世影响

王肃作为继东汉卢植和郑玄之后出现的礼学家,以其《礼记注》和《圣证论》中与郑玄有所不同的礼学观点,从而成为独自名家的一派,其礼记学著述及学说的传播与传承,对后世礼学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从集中在诸多礼学问题上王肃与郑玄的认识和理解的不同,以及历经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的后世学者对王肃礼记学的各种观点的肯定与否,既呈现出传统经典学术传承中的时代性异同与特点,也表明在唐人标树的“礼是郑学”之外,还有值得后人关注和探析的别样的礼学观点及其学术价值意义所在。     

东汉以来《礼记》的流传（上）

《礼记》虽以“记”命名,但与“经”一样,具有同等的地位。三国魏时,《札记》入经,并设置《礼记》博士。唐孔颖达主持撰写《礼记正义》后,《礼记》代替《仪礼》,正式成为《五经》之一,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经典,一直延续到清末。封建政府的倡导,宋卫浞《礼记集说》、元陈浩《礼记集说》、清《礼记义疏》、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等论著的撰写,给《礼记》增加了新鲜血液,进一步提高了《礼记》的地位,也促进了《礼记》的流传。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器技术的发展,大量《礼记》研究著作得以影印出版,并电子化、网络化,为《礼记》的传播,开辟了新途径。为了《礼记》更好的传播,必须利用传世善本,对重要的《礼记》著作进行整理,以便电子化;同时,要对历代《礼记》研究的成绩,进行全面的总结,完成《礼记汇校集注》、《礼记注疏汇校》等课题,这是《礼记》能长久传播的基础工作。     

汉代＂诗礼互证＂的学术范式——以郑玄注释为考察范畴

“诗礼互证”是汉代儒家经典诠释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学术命题，早在宋代便有学者开始提出概念，并对此后的《诗》、《礼》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现代学术研究视野考察这一学术范式，对它的概念和分类情况予以界定，指出“以礼证诗”和“以诗证礼”两大要素各自有其学术源始，并通过以郑玄为代表的汉人注释典籍语料分析，探索两大要素各自的注释形态，进而挖掘这种学术范式在后世乃至当代的学术研究价值，有助于总结传统学术研究的个性特征，启发与拓展当代的学术研究思维与理路。     

皮锡瑞《王制》研究评析

清儒尤其晚清今文学家重视《王制》研究,皮锡瑞承前人之绪,对《王制》的文字训诂与名物典制、《王制》郑注的是非得失、《王制》的成书时代及其性质、《王制》与《周礼》的异同优劣等问题作了反复探讨,最后撰成《王制笺》一书,将清代的《王制》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通过检视皮锡瑞的《王制》研究及其对待郑注的态度,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出他从专守古文到兼宗今古最后独尊今文的治经历程,这也是清代经学演进的一个缩影.     

李如圭《仪礼集释》申注特色探析——李如圭礼学研究之解经学考察（二）

在宋代《仪礼》学研究史上,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申注类释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对郑《注》语词的释注方面,还是在郑《注》礼经仪文节度训释的申解补充方面,也无论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申注方面,或者是在郑《注》校勘语料及其语词的释音申注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鲜明的申注特色,在整个《仪礼》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的重要地位。     

东汉以来《礼记》的流传（下）

《礼记》虽以＂记＂命名,但与＂经＂一样,具有同等的地位。三国魏时,《礼记》入经,并设置《礼记》博士。唐孔颖达主持撰写《礼记正义》后,《礼记》代替《仪礼》,正式成为《五经》之一,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经典,一直延续到清末。封建政府的倡导,宋卫湜《礼记集说》、元陈澔《礼记集说》、清《礼记义疏》、孙？独窦羌狻贰⒅毂？《礼记训纂》等论著的撰写,给《礼记》增加了新鲜血液,进一步提高了《礼记》的地位,也促进了《礼记》的流传。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器技术的发展,大量《礼记》研究著作得以影印出版,并电子化、网络化,为《礼记》的传播,开辟了新途径。为了《礼记》更好的传播,必须利用传世善本,对重要的《礼记》著作进行整理,以便电子化;同时,要对历代《礼记》研究的成绩,进行全面的总结,完成《礼记汇校集注》、《礼记注疏汇校》等课题,这是《礼记》能长久传播的基础工作。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的为政以诚思想——兼与《礼记正义·中庸》比较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实为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上篇第十四至十七章和下篇第十八至二十章的合并。这一合并用"诚"予以连贯,以"诚"为枢纽,蕴含了朱熹的为政以诚思想。《中庸章句·哀公问政》以"真实无妄"释"诚",从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层面来界定"诚",认为"诚"要比"五达道"、"三达德"以及"九经"之法更为根本,体现了比"为政以德"更进一步的为政以诚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元代吴澄对《礼记》篇章整合重缀的价值探析

元代吴澄的《礼记纂言》收录了原本《礼记》的三十六篇，并对其中的十九篇进行了章节段句上的调整，颇具有重新编联和整合重缀的意味，目的在于使这些篇章的本文更加接近写作时的原貌而解读上更为晓畅。对于吴澄的这一整理工作，后世历史上褒贬不一。就其最终的价值和意义而言，只有通过对其调整后的篇章进行对比性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体会吴澄在解读这些篇章本文上的通篇考虑和具体逻辑，以及其经典价值和文本价值是如何体现的。吴澄对《丧服小记》一篇的段句调整幅度是最大的，因而最具代表性，以其为例，亦可管窥吴澄《礼记纂言》的经学史价值。     

郑玄笺注引《尔雅》初探

通过对郑玄在笺《诗》注《礼》过程中征引《尔雅》的特点及其在雅学史上的影响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指出郑玄笺注引《尔雅》主要有以下特点：引《尔雅》证成己说、据诸经经文改《尔雅》、以声通义破诸经假借等,其中以声通义破诸经假借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同时,探讨了后世《尔雅》注家征引郑玄注的情况,认为郑玄笺注有助于我们了解《尔雅》所释词语历史文化背景、有助于后人对《尔雅》版本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