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经营：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消薄”行为研究

目前中国城乡和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仍然显著。如何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和治理的重要议题。以浙江省D区的强村公司为例,分析地方政府旨在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消薄”行为在县域社会的运作过程、机制与制度成因。地方政府动员村庄加入强村公司,统一开展多种形式的市场化经营,通过收益分红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此举缩小了乡村区域发展差距,以创新形式实现了地方政府的“消薄”目标。地方政府通过塑造政策合法性、县域政治统合与公益型代理等机制实现“消薄”行为的有效运作。目标考核体系下的创新竞争、体制监督下的低风险发展偏好以及集体经济的治理价值等制度因素,形塑了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强公益经营行为的特点,其政策实践为村集体经济提供了迈向均等发展的机会。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基层困境与现实悖论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既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农民和农村发展的内在需求。农村集体经济在实践中面临产业发展的经济制约和政治考核的行政制约,容易出现实践运作与制度目标脱节、集体经济名实分离的发展悖论。具体表现为：发展集体经济被“任务化、指标化”,行政压力加剧基层的形式主义;集体经济外部依赖性强,自我持续发展能力不足;集体经济“有收入、无带动”,农民参与感、获得感不强。学界在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行政策解读和制度诠释的同时,更应正视基层现实中的难点问题,在对现实的理解和反思中完善政策设计与实践路径,适度、客观地引导集体经济稳步发展。     

论我国乡镇的建制规模、职能定位与机构设置

“乡镇”作为国家依法设置的一种地方行政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管理农村行政事务和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通行做法。但在中国,自秦朝至清末的两千多年,“皇权止于县政”,乡里制度集中地反映了宗法性与行政性的高度整合。历史上许多朝代的乡镇建制规模、组织原则、层级划分、职能定位、机构设置等等远不像县政权那样整齐划一,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间断性、跳跃性等等特征。进入20世纪的一百年,“乡镇”虽然成为我国县以下的地方行政建制,但是一直存在着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国家政权与农民自治互相渗透,乡镇行政体制与财政体制互相脱节的严重问题。因此,我们应站在政府体制创新与经济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高度去认识和把握乡镇改革的基本方向,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科学地、审慎地对待“撤并乡镇”的问题,决不能再搞“一刀切”。     

社会重构国家：动力、条件和意蕴——以当代中国农民为行动主体的分析

在当代中国,以农民为行动主体的社会力量重构国家的动力来源于三个方面,即生存压力、经济理性和权利诉求。上层的宽容、默许和支持,干部的理解和配合,以及农民行为的理性和策略性都有助于社会重构国家的实现。社会虽然某种程度上“重构”国家,但最终决定权在国家；另外,“重构”并不仅仅是促成体制变迁甚至瓦解,它也有助于现有体制的存续。     

中国政治学的苏联传统及其实践

如何解释中国政治学的组织建制以政治教育的训练体制为中心，这是中国政治学史研究必须回应的问题。从苏联政治教育传统出发，讨论根据地的干部政治教育实践，可以发现，中国革命的核心是“政才”的训练，这决定着中国政治学的组织建制必须围绕着基础理论层面的知识阐释与革命主体对理论的掌握，此即“政治教育”与“政治训练”的起源。同时，由“以俄为师”的留苏精英通过根据地干部培训学校的嫁接，逐渐形成了中国政治学的组织化建制模式。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他者”的浮沉：评贾平凹长篇小说新作《高兴》

贾平凹新作《高兴》塑造了一个具有新质的农民形象——刘高兴。他自觉认同城市，却遭到城市中国的拒绝。“垃圾伴生物”是进城农民在“城市中国”存在的隐喻性描述，无论是表层话语还是深层文化结构，刘高兴都是“城市中国”的他者。“最丑，也最俗”的五富是乡土中国农民形象的“代表”。刘高兴作为城市的“先适者”，自觉地带领“五富们”进入城市生活之中。刘高兴追求的不是个体解放，而是一个群体的解放问题。拒绝个体超脱、追求群体解放的刘高兴形象使当代底层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揭示贾平凹对当代乡土中国农民整体命运的思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宅基地盘活机制构建研究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是激发农村集体土地发展活力、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和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制度安排。该文指出，全面构建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的长效体制机制，需要从创新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产权激励与约束机制、完善宅基地盘活的农村土地“多规合一”规划引领机制、构建以人为本的农户闲置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流转机制、创新探索农村闲置宅基地和农户闲置农房有效利用机制、健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盘活后的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强化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全环节的中介服务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各类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和强化农村宅基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日常监督管理治理机制八个方面入手。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研究——陕西省袁家村的经验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也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但要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还必须有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环境保障作为支撑。本文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案例进行解剖,讨论在共同富裕的微观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研究表明：(1)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但这并不构成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条件,要想实现“村庄强”和“农民富”的双重目标,还必须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前提下,构建科学的分配机制与治理环境;(2)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受乡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影响,因而在进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分配时必须充分吸收乡土社会运行规则,通过逆市场化的方式来推动分配机制创新,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在村域内实现公平分配;(3)良好的村庄治理生态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集体成果公平分配的保障,因而在推动经济发展和集体收益分配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改善村庄治理生态,以此构建集体经济发展、农民共同富裕和村庄实现善治的良好格局。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该文分析了农村双层经营体制运行中存在“分”之有余，“统”之不足和缺乏土地流转法律机制等主要问题，提出改组、发展集体经济组织，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统”的功能，正确把握“统”与“分”的尺度和稳定承包关系，建立土地流转机制等发展、完善双层经营体制若干对策，旨在为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农业经营制度提供有益建议。     

新时期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创新模式——广东南海“政经分离”模式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农村体制改革的深水区,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不断累积。在此,广东南海一直处在制度与体制改革创新的前沿。“政经分离”是南海探索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的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分析和研究这一新生事物对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农村发展深层次问题具有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     

农民、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宪法内涵解释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立法的学术讨论中，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等是焦点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应对，需要从宪法的视角研究。基于对中国现行宪法文本的宏观理解，可以发现存在三重宪法秩序，每一重宪法秩序又包含着二元因素。依据对中国现行宪法文本解读所形成的框架，农民可以解释为作为集合性概念的农民和作为公民概念的农民，农民集体可以解释为自治的村民集体和经营的农民集体，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是经营的农民集体的组织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立法设计需要面对由村民集体与村民委员会、农民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地方政府等主体构成的复杂体制，否则难以保证立法的质量。从宪法角度解释相关概念，就是试图为立法活动提供宪法资源和宪法指引。     

关于“底层”研究的相关概念分析

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底层”日益成为倍受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研究范畴。为了更有效地解决“底层”问题，厘清“底层”研究中尚未明晰化的相关概念就迫在眉睫。社会学分层研究、人类学“他者”研究和史学“庶民”视角是当代“底层”研究的重要理论体系。通过梳理和分析以上学术脉络之下的“底层”概念及其相关研究，发现无明确定义的“底层”概念通常被置于或结构性的或文化的解释框架，二者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的互补有助于理解“底层”和深入底层研究，进一步实现对“底层”问题的解决。     

“三变”视域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内在机理、运行机制和实证分析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深化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集体产权归属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不严、流转不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集体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现代农业发展滞后,必然要求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引领、制度保障和实践探索构建了集体产权改革的良好制度环境.旌德县的改革实践明确了集体产权主体、创新了集体经济经营模式、推动了集体经济稳健发展、拓展了四条壮大集体经济的途径.其主要做法是清产核资、成员界定、折股量化、成立主体,取得了一定改革成效,但也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完善股权设置和流转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理顺党支部、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健全农村经营管理体系.     

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动力学因素

面对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发展变化,从哲学创新主体意识的觉醒到面对多元文化时要树立的正确态度,再到谋求中国在国内外全方位发展道路的实践探索,都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提供了外在的动力学因素。哲学理论自身的发展也体现出创新性的需求和特征,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是在坚持基础上发展和在发展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也是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同时并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之相互渗透和交融的必然发展趋势,这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学因素。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具备人力资源和社会建制的动力机制保障因素。     

贝克“制度风险观”述评

在当代发展中，风险问题日益成为一个重大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贝克创立的风险社会理论对作为现代性产物的风险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制度反思是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的一大特色。对当代中国而言。应对现代性风险的重要实践选择，就是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具体探索既发挥现代性制度的积极作用又对现代性制度的内在消极性进行有效制约的“制度行动”方略。因此，研究贝克的“制度风险观”，对处于“经典现代性”与“反思性现代性”双重境遇中的当代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     

重庆三权抵押制度的风险控制研究

重庆三权抵押制度创新实践的“合法性”，指的是中国的现实“立法法”惯例即“改革”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支撑的“制度创新试验”具有根本合法性；通过对重庆三权抵押制度试点的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对建议，突出合伙制度在中西部地区三权抵押风险控制中的优越性，论述相关配套制度以及来自实践的制度创新。     

农民的制度创新何以可能?——改革初期农民制度创新的成因及启示

在传统解释范式中,农民的制度行为带有天然的保守性,难以实现制度创新,而改革初期的中国农民却以一系列的制度实践展示了难得的制度首创精神。这是如何实现的?改革初期的农民制度创新,是在"现实制度需求的直接推动下,以乡土传统为纽带,以集体化传统为依托,在乡土精英的主导下"实现的,具有乡土性和制度化的特征。在新农村建设和新城镇化背景下,应从构筑新型的农民与制度关系、发掘农村社会资本、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等三个方面促进农民的制度创新实践。     

身份认同与爱情叙事——当前“底层小说”的两个关键词

在农村经济转型、新生代农民问题开始浮现的时期,“底层小说”的作者敏锐地把握了转型期新生代农民的思想动态,对于当代的社会现实作出了艺术上的回应。通过“身份认同”和“爱情叙事”两个关键词,来考察“底层小说”所反映的底层人群内心世界的焦虑情绪,以及两栖于城乡之际的生活际遇给他们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底层作品通过爱情叙事这一策略来缓解主人公的身份焦虑。     

推进快速城市化地区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

快速城市化地区正在试行的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是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实现新形式和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促进农民增收的新途径,是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制度创新。实践取得一定成效,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阻碍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鉴于此,笔者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当前快速城市化地区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现状和特点,分析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完善改革对策建议,为推进快速城市化地区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