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宰辅年表》：史源与评价——兼论《明史》纂修取向的变化

《明史·宰辅年表》是＂二十四史＂之一《明史》的四表之一。该表以《明史稿·宰辅年表》为底本,并参据明朝＂国史＂《明实录》编写而成。由于缺乏对史料的辨析及必要的考证,该表较为粗疏,质量并不高。而由该表的编写,可窥见《明史》修纂取向的变化,及其在清代学术风尚变迁中的特殊地位。     

宏观实证 抉隐探微——评樊树志先生《晚明史》

樊树志先生长期致力于明清史的研究，《晚明史》是其厚积薄发之作，宏观实证，抉隐探微，精彩卓荦之处良多。阔大的视角，两个别致的着眼点，叙事史笔的生动勾勒，深度学术积累下的卓识洞见，学术动态的紧密关注与推进，慨然幽深的历史感慨，这些因素铸成了该书的成功和特色。该书成为晚明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论方壮猷的史学贡献——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元史讲义》为中心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方壮猷《元史讲义》反映了他在元史研究领域的成就。方壮猷在元史领域的创见涉及蒙古族源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系统论证蒙古源于东胡的观点,勾勒出蒙古族起源的路径;二是认为达靼与室韦可以混称,解决了蒙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方壮猷治史惯于以历史语言方法与史料考证相结合,十分重视使用新材料。其学术视野宽广,能够运用国际共通的专业语言,就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对话。     

义理、考证、文章三结合的学术精品——读徐规教授的《仰素集》

著名宋史专家徐规教授总的史学思想是务实,不尚空论。他继承、发展了传统的重“义理、考证、文章”的治史方法,成果卓著。最近出版的他的论著集《仰素集》,就是这三者有机结合的一部学术精品。     

赵翼的历史哲学及其对乾嘉学风的影响

以钱大昕、赵翼和王鸣盛等人为代表的乾嘉历史考证学派,长期致力于校订史籍文本、编排史料、考论史实等工作,直接影响到了乾嘉学术向证实、考据学风的整体移易。其中赵翼融归纳与综合为一体的治史方法论、"义理必参之以时势"的历史哲学,以及"所欲咸得遂"的伦理学思想,证明乾嘉考证史家群体性的"史篡"、"史考"之学背后隐藏着一套无形的历史与道德形上学。这一历史与道德的形上学主张把史学从唯道德主义偏颇中给解放出来,整体表现由好议论转而好实证、由重褒贬转而重时势的这一重大思想异动与时代特征。     

居延汉简与劳榦的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

劳榦对居延汉简的整理与分类,继承了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的做法而有所变通,按照简牍的种类将居延汉简的释文分为文书、薄录、薄籍、信札、经籍、杂类六个大类,每一种类之下又按性质与内容分为若干小类。在治史旨趣上,劳榦经历了由汉简为本位的历史考证向以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为重心的转变。他将居延汉简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对汉代西北边疆的烽燧制度、官制系统、防御建置、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西北边郡经济发展、民众生活风貌等问题进行了多重维度的考证,开创了民国时期两汉史研究的新局面。     

戴裔煊教授新著《〈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出版

我校历史系戴裔煊教授,长期潜心研究澳门史,并把《明史·佛郎机传》作为明代中葡关系和澳门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他发现传文由于时代的局限、语言文字的隔阂和误信误据错误的记载,以致在牵涉重大问题的史实本身,疏漏舛讹百出。于是,对传文重新探索考核,补阙正误,写成《〈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一书,于一九八四年一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王瑶与“清华学风”——兼及《中古文学史论》的方法与意义

王瑶在20世纪80年代对清华文科学风的表彰,引出了学界关于"清华学派"的讨论,但迄今为止,关于这一学派的内在学理与涵盖范围,却众说纷纭。将这一议题置于王瑶自身的学术渊源及其论说语境中来讨论,不难发现,他所阐述的"清华学风",其学理基础建立在冯友兰、陈寅恪等清华学人对二三十年代实证史学之方法与前提的修正与反思之上;而王瑶自己撰于1942—1948年的《中古文学史论》,则与同时期朱自清的《诗言志辨》及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共同构成了这一学风的产物:它们采取了一种近于客观的"历史的"阐释方法,同时又对历史中知识观念与批评价值的变迁保持高度的敏感,从而突破了"五四"以来"重估价值"式的文学史研究范型,在学术史上代表了后"五四"时代一种对传统和历史更为开放的文史研究的新路径。     

清初注释学视野下的《苏诗补注》

查慎行的《苏诗补注》,秉承了清初重视考证的学风,注重对苏轼诗中"今典"的考证,详细地解释了地理、职官、名物等历史名词,尤其是历史地理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查慎行还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对苏轼诗中的句意、篇意进行了可靠的解释。《苏诗补注》是对宋代苏轼诗注本的有力补充,是清代诗歌注释的典型著作。     

论抗战时期范文澜的史学研究

抗战时期。范文澜的治史旨趣发生了根本转变,他由一名正统派汉学经师成长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这一时期,他构筑中国通史新体系,开辟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新境地,还首创用唯物史观总结经学;取得了多方面的史学成就。不过,由于时代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范著也存在非历史主义倾向等问题。     

论傅斯年《诗经》研究的方法和贡献

傅斯年是现代卓越的史学大师。研治《诗经》承“史学就是史料学”之学术观念,从史学和语言学角度入手,以科学的方法,考证《诗经》产生的时代、地域及用诗情况等,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他是近现代第一个提出“《诗》是文学”的学者。在《诗》学研究上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考辨张竹坡家世生平 撰述《金瓶梅》研究长编——吴敢金学研究综论

吴敢的《金瓶梅》研究主要用力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一是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研究。主要代表性著作即《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和《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它们为金学大厦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石。同时,吴敢担负了《金瓶梅》研究者队伍集结的学术使命,即学会与学刊的筹建和创办,他的这一学术活动为金学研究的学风建设以及各种学术典范建构做出了自己的实绩。     

钱谦益的明史考证及影响

钱谦益一生致力于明代史学考证。详细地分析了《太祖实录辩证》史料征引的特色，归纳了其考证方法与原则，并从清官修《明史》对钱谦益史学成就的采纳上，挖掘了其明史考证的影响。     

清代《孟子》考据学综论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考据学鼎盛期,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并形成“时代思潮”。清人考《孟》,涉及孟子本人与家世,孟子生卒年月与游历时地,孟子游事之君与弟子,《孟子》作者与篇章次序,《孟子》字词句章与思想主张,名物训诂与典章制度,可谓无所不考,卓然有成。成果丰硕,考证全面,研治深入,影响深远。     

博士生导师樊树志教授

樊树志．男，1937年11月生，辽宁沈阳人，1957年由浙江杭高（杭州一中）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62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1978年任讲师，1985年任副教授．1991年任教授，1994年任博士生导师。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任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指导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尤以江南市镇研究而斐声文坛。现为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兼任该学会刊物《明史研究》编委。历任上海市高校招生考试历史命题组组长、上海市上海研究中心研究员．1986…     

乾嘉学术两种风格的统一——略论王鸣盛的治史特点

清代学者王鸣盛治学兼具经史,以经学起家,却以史学名世;其治史,既有众多精良的考证成果,又有不少生动的历史评论,在乾嘉学派中独树一帜;同时他又能够较好地将微观考辨与宏观考察结合起来,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认识.通过对王鸣盛治学特点的总结,可以为更加科学地分析乾嘉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提供重要的参考.     

历史考证和史学思想——以钱大昕为例

考证与思想并不矛盾,考证学者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史学思想的方式,他们往往寓思想于考证之中,议论与考证相结合,把史学思想建立在考辨求实的学术基础之上。他们多能贯通经史,移治经之方法以治史,对于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在治学理念上,把考证与经世看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统一关系,他们在解释、建构某种政治道德说教时,不脱离文献和历史本身。     

《明史》对《明史稿》的修订——以《黄淮传》和《胡广传》为例

《明史》是以《明史稿》为蓝本进行修订的。尽管《明史》存在一些讹误,但总体说来,《明史》的修纂还是相当严密的。其在修纂过程中,虽大部分内容沿袭了《明史稿》,但对《明史稿》存在的不符合史实之处,进行了严密的考证与修订,进而以符合史实的面貌出现。《明史》对《明史稿》的修订,主要从文字讹误之修正、史料之补充、史实之订正等几个方面进行。     

《资本论》创作史再研究:新文献与新视野

20世纪80年代《资本论》创作史研究曾经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热点学术问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201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中的第II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已经全部出齐,为对《资本论》创作史的再研究提供全新的文献学基础,"市场经济语境中的劳动价值分析范式"开启了这一《资本论》研究新视野。文献和视野的翻新,使得对《资本论》创作史的再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与精心指导下,逐渐兴盛于延安地区的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潮。它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扩大,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之间的积极配合。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共党史、农民问题、民族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等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学术成就,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在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以及治史方法上的鲜明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使之不仅成为整个中国史学得以新陈代谢乃至成功转型的关键一环,更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以后的发展树立了学术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