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逻辑学中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

本文从法律教育的定位出发,分析了应用型法学教育培养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重要性,阐述了法律逻辑学在培养学生法律思维能力中的基础性作用,并针对目前高校法律逻辑学教学过程中普遍欠缺"法律"特色的问题,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见,以期使法律逻辑学彰显更大的应用价值。     

谈谈定罪三段论的概念及其特征

<正> 随着法律逻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形式逻辑在法律领域中应用的特点逐渐被揭示出来,以致法律逻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应用逻辑学科,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而定罪三段论作为法律逻辑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已成为法律逻辑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拟就定罪三段论的概念及其特征,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同仁。     

《法律逻辑学》教学中的几点思考

逻辑学知识是法学理论通向法学实践的桥梁.在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环境下,法学人士的逻辑学知识水平普遍不高.加强法学本科教育中法律逻辑学的教学工作,是提高法学人士逻辑学水平的必要条件.从讲授该门课程的切身经历出发,结合案卷调查,对法学本科阶段是否有必要开设《法律逻辑学》、在什么阶段开设以及如何提高教学质量进行了一些思考.只有根据学生的基础知识水平,采取多种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才可能提高教学质量.     

论法逻辑学

法逻辑学是法学与逻辑学交叉渗透产生的一门新兴的边缘性科学.长期以来该门学科得不到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我国出版的《法律逻辑学》、《法律专业逻辑学》虽已有三四个版本,但是它们共同的观点是,法逻辑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法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形式逻辑研究的对象,其内容和体系与形式逻辑完全相同.笔者认为以上观点是不科学的,它既阻碍了逻辑学向特殊领域的深入开拓,又把法学的研究与逻辑学的研究割裂开来,孤立起     

浅谈法律逻辑学教学方法

法律逻辑学因其内容繁多、复杂 ,给法学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为此 ,本文从法律逻辑学课程体系设置和教学方法论等角度提出了解决本课程实际教学中所遇问题的一些理论和方法。     

传统逻辑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和现代化

传统逻辑在我国经历了30年代的批判、50—60年代的讨论、80年代后也几经沉浮。尽管传统逻辑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逻辑学遭冷遇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这对我国哲学及科学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逻辑学与认识论在本质上的同一——论杜国庠逻辑思想的特色

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杜国庠指出逻辑学与认识论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杜国庠认为,客观辩证法是逻辑学和认识论统一的基础;三大逻辑传统都富含认识论的因素是重要例证;认识是流动的,逻辑是定式化的;逻辑学和认识论是具体的、历史的一致,要坚持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认识二者的关系。     

论温公颐关于形式逻辑真实性与正确性的讨论

20世纪50至60年代,我国逻辑学界掀起了一场逻辑大讨论,这场讨论影响深远.形式逻辑真实性与正确性的问题作为讨论的焦点之一,受到了很多学者包括温公颐先生的关注.为了对形式逻辑的真实性与正确性有一个更为清晰的了解,进而对逻辑学根本性的问题以及对今天的逻辑学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梳理了温先生对真实性与正确性的理论分析,并回顾50年代至60年代逻辑大讨论中对于这一重要问题的探讨.     

不应忘却的逻辑应用史——与《逻辑学百年》的作者们商榷

逻辑在中国走过了百年的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逻辑学百年》作为中国逻辑百年里程碑式的著作,对中国逻辑百年的发展脉络作了较详细地探讨并对逻辑理论的重要成果作了概述,把中国逻辑百年历史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但是,它却忽视了我国逻辑学的应用和发展。在我国逻辑学百年的历史发展中,逻辑理论的引入、完善和发展一刻都离不开逻辑的应用。人们是始终把逻辑学作为思维工具,使其在思维实际的运用中,得以不断地完善与发展的。逻辑应用是逻辑发展的动力之一。如果不谈逻辑应用,轻视逻辑应用的理论,逻辑学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逻辑应用仍将是我国逻辑学研究与教学的中心。     

走向一种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资本逻辑学派简论

资本逻辑学派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致力于分析资本和国家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国家活动的局限性：强调从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原则推导出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和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资本逻辑学派是唯物主义国家理论的一种深化和拓展。     

法律逻辑视阈下的“禁止”和“允许”

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来看，“‘不禁止P’等于‘允许P”’不能证明“不禁止的即等于允许的”。“不禁止的即等于允许的”涉及的是全部行为（P和非P），而“‘不禁止P’等于‘允许P”’只涉及部分行为（P），非P中存在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这部分行为必然不是法律禁止的，但也不能逻辑地推出就是法律允许的。     

近年来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评析——从“两个证据规定”到“刑诉法修正案”

在复杂而多元的中国法律体系中,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及时出台,不仅引入了证据裁判、程序法定等一系列现代证据法原则,而且确立了质证审查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刑事证据法的人权保障水平和科学性。当然,当前刑事证据法规范也存在规则冲突和细致性不足等缺陷。成效与局限并存与“试错逻辑”和“博弈逻辑”并存有较大的关系,试错逻辑使得一部分改革举措更具有实务可操作性,但博弈逻辑也使得证据规则的制定与落实存在隐忧。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逻辑与时代意义

黑格尔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是在继承和超越西方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逻辑是:家庭(伦理性与实体性的统一)——市民社会(伦理性与实体性消失,个体独立性得到彰显)——国家(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相统一的伦理和精神);其运行逻辑是:市民社会是一个"需要的体系",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个人需要升华为社会需要,个人的特殊性升华为市民社会的普遍性,这就是市民社会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意义。     

衡平原则及其在东海划界中的适用

衡平原则是大陆架划界中已经确立的习惯法规则,它的基本理念可以追溯到1909年常设仲裁法院的瑞典和挪威格里期巴丹那岛案。在该案中,常设仲裁法院首次“衡平考虑”了现实情况。在随后的国际实践中,各国都将衡平原则作为大陆架划界的前提和基础,经过国际法院和国际司法实践的推动,衡平原则逐步成为大陆架划界中受到普遍承认的习惯法规则。文章从衡平原则的发展过程人手,分析了衡平原则的法律地位和发展趋势,认为在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中,衡平原则应当是首先适用的国际法规则。     

国际贸易运输法强制性体制“内在逻辑体系”的合理性

从某种意义上看,强制性体制是国际贸易运输法特别是海上货物运输法的核心和特质。在＂海商法文化＂的维度下,基于对国际贸易运输法强制性体制价值论的＂内在逻辑体系＂和运输法体系的自足性分析,运输法强制性的＂二维价值结构＂的提出具有合理性。而在＂内在逻辑体系＂范畴上,特殊主义的强制性体制价值论,特别是＂内在逻辑体系＂意义上的运输法强制性体制,在诠释运输法某些制度的应然性、理解海上运输法的自足体系以及预示运输法发展趋向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功用。     

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起源及其法律价值简

古已有之的伦理道德孕育着企业的社会责任。大公司的出现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催生了管理者资本主义,管理者资本主义开始挑战自由经济及其所信奉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从而产生现代企业的社会责任思想。企业社会责任是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及“软法”责任的统一,而法律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和底线。正义、秩序、效率是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价值目标。企业的社会责任既有私法社会本位的深厚基础,又有自身的特性,其目标是为了实现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环境与社会之间的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信托法》逻辑自洽性的不足与修正

中国《信托法》制定时,国内法学界对信托制度的研究总体上比较薄弱,缺乏对信托制度的本土化及信托法系统性构建的深入思考,导致《信托法》存在许多问题,除了目前已被法学界关注的一些制度设计上的不合理或不妥当之外,还存在一个为当前学界忽略但又颇为突出的问题,即《信托法》自身的逻辑自洽性不足问题,主要体现在《信托法》内部存在彼此冲突、前后矛盾或规则之间不统一的现象。逻辑自洽性是衡量一部法律是否完善的基本标尺,欠缺逻辑自洽性的法律会影响其自身的科学性,还会影响其对社会生活的有序及有效调整。     

从政治主体到法律主体：宪法权利主体的嬗变

我国宪法文本中的权利义务主体经历了从人民到公民的嬗变。这一变化是一种主体性的回归,即从政治主体回归到法律主体。体现了社会变化发展与法律进步,既拓展了权利义务主体范围,又充实了权利义务内涵,实现了宪法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统一。权利义务主体的整体性使得人人平等观念有了法理逻辑,同时也为主体的身份识别与保护提供了宪法基础。这一进步是历史性的,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阶段性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宪法至上的法治理念及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统帅地位。     

试析法律推理的含义和特征

较为常用的法律推理的涵义有三种:第一,法律推理是形式逻辑推理在法律中的应用;第二,法律推理就是法律规范推理;第三,法律推理是法律适用的推理。作者对这些定义进行评价。法律推理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法律推理的思维功能是论辩推理;第二,法律推理的总体思维模式属于"演绎论证模式";第三,法律推理的逻辑结构是形式逻辑推理与论辩推理的综合运用;第四,法律推理的推理功能表现为一种实践推理。     

汉语法学：语境、修辞与逻辑——一个方法论视角的论述

汉语法学命题（概念）的提出，在法学方法视角，可予以多层面的分析和观察。其中语境视角的条件和预设、修辞视角的摹状和设问、逻辑视角的判断和推论等是在方法论立场上分析该命题能否成立的主要途径。基于如上三种方法和思路，尝试对汉语法学命题成立与否的语境、修辞和逻辑进行三维的处理和论析。在语境方面，汉语法学的文内语境涉及语言运用、语言运用者、华人法学和汉语运用者法学、本土表达和继受表达等问题的界定，而其文外语境则涉及汉语世界的法学家对汉语法学有所创造的功利一价值期待。在修辞方面，对汉语法学一词，可以借用摹状、双关和设问三个方面的修辞格进行深入剖析。在逻辑方面，汉语法学无论从概念（内涵和外延）、判断（真假），还是从推论视角，都有其独特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