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代礼制与大学生的道德教育

礼是古老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法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对高校学生加强礼制教育对新型人才的培养具有重大意义。拟就古代礼制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关系进行探讨。     

《蒙古秘史》礼制研究

《蒙古秘史》提供了蒙古族礼制起源和发展的最早史料,主要记载了蒙古族早期的婚俗之礼、安达之礼、祭祀之礼、禁忌之礼和饮食之礼等。这些礼制以蒙古族天命论信仰为信托,是天命神学的礼制之规范。《蒙古秘史》之礼制反映了蒙古族礼制起源的时间和来源的多样性以及注重仪式的本质属性。     

西周青铜铭文射礼研究

射礼是西周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礼中属于嘉礼。射由技术到礼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射由实用性演变为政治性的历史过程。《三礼》中关于射礼的记载很多。西周时期青铜铭文所记射礼,有大射礼、宾射礼和燕射礼;有射礼进行比赛和教化的专门场所——射宫;足见射礼在西周社会的重要政治地位。西周射礼与《仪礼·大射仪》在参射人员的等级上、具体注重的射事内容和射礼的作用功能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从西周早期的大射礼、宾射礼向晚期燕射礼的转变,从青铜铭文中的射礼注重“礼”到《仪礼·大射仪》注重“仪”的转变,暗涵着西周礼制的逐渐松弛、礼乐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     

齐鲁文化与两汉礼制及礼学

所谓齐鲁文化是指先秦齐国和鲁国以东夷文化和周文化为渊源而发展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是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主要源头。两汉时期所实行的礼仪制度与作为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礼学”基本上都是承源于齐鲁之学。汉王朝开国伊始 ,鲁人叔孙通就根据儒家学说为统一的大汉帝国制定了一套规范社会政治生活的礼仪制度 ,并编撰《仪品》十六篇与《汉礼器制度》 ,不仅奠定了有汉一代的礼制基础 ,而且为其后约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礼制确立了基本模式。汉代的“封禅”与“明堂”制度也主要是在齐鲁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和确立的。此外 ,汉代的《仪礼》之学、二戴《礼记》之学与《周礼》之学也都与齐鲁之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复归"先王之道":德川日本古学派"家礼"思想的批判

德川日本时代的儒家知识人在摆脱佛教丧葬仪轨束缚后,全面继受朱子《家礼》并积极倡导先王礼制中的"古义"思想,将死生观建立在《家礼》仪式的日常实践上,这是日本社会受容朱子学的一项重要课题.与此同时,为使儒家生命礼仪进一步本土化,并论证德川时代家礼与中国"先王道统"一脉相承的合法性,以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代表的古学派知识人主张跳出宋儒"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的礼理一体观,从"道者统名"的角度重新理解"先王之道"与家礼中"孝弟之道"的关系,并试图在批判宋儒礼学的基础上证明华夏儒学道统的"日本化".古学派通过对家礼思想的本土改造,其本质是要在东亚儒学世界的彼此对视中重新界定"华夷观",对"他者"文化解构的同时彰显"自文化中心主义".     

东汉《论语》训释的礼学意蕴发微

东汉儒者抱持通经致用之旨,在《论语》训释中着重还原礼学的历史传承,推阐礼学的现实功用,透过辨析礼容、考述礼制、发挥礼义等方式展现儒家礼学的丰富意蕴。包咸训释《论语》承继西汉儒者依文衍义的特点,着重阐扬礼学的教化功能。马融对《论语》的诠释则参酌《仪礼》《周礼》,通过经典间的互证以考订礼制,显示出训诂之学对章句之学的逐步取...     

古籍整理的新成果,礼学研究的新收获——评丁鼎先生校释的《新定三礼图》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礼”,是指《仪礼》、《礼记》和《周礼》这三部非常重要的儒家经典。“三礼”是我国古代礼文化的主要载体。三礼之学在古代虽然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但三礼素称难治。由于三礼文字古奥,规制繁杂,再加上时代悬隔,制度变迁,因而后人对于三礼中关于古代礼制的记述往往众说纷纭,莫名究竟。尤其是对于“三礼”中有关舆服、宫室、器具的款式、形制的记载难以准确的阅读和理解。有时仅凭文字解说,往往难以尽意。以图说礼,或能收到直观明确的功效。于是东汉时,著名经学家郑…     

《风俗通义》与东汉礼制之反思——以《愆礼》《过誉》中所载事例为基础

应劭在《风俗通义》之《愆礼》《过誉》两卷中以17个事例刻画了东汉时期士大夫阶层在践行礼制规定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乱象,包括服丧违礼、扭曲亲情、因私废公、恃才蔑礼四类,主要表现在政治关系与伦理关系两个方面。通过对这些事例的考察,不难发现东汉后期礼制的混乱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实与汉代一贯重视儒家经典并将之与仕途晋升相关联的政策导向有密切关系。     

从“君子死、冠不免”到“快乐礼仪”

“礼不可废”——这是我国古代社交场合中人们最常听见的一个词语。 中国素称“礼义之邦”,这不仅是指中国人讲究文明礼貌,更重要的是指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以礼治国是古代中国的一大特征。礼,实际上已上升到政治制度的范畴,正是由于礼制的推行,才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文明。     

中国农业社会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探微

在中国农业社会儒教礼制的文化架构中,政府信任关系表现为一种习俗型的信任关系,它以血缘共同体为原生点,与作为“情感一伦常”社会关系模式同构的,在学术表述中,是以“礼”来加以概括的。因而,习俗型信任关系也是被作为“礼”和受到礼俗规范的。习俗型信任关系也是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反过来作用于中国农业社会统治体系,发挥着维护统治秩序的功能。     

理解文化及其可持续发展

文化是相对稳定的人为程序和为人取向的统一。体现人的超越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是非自然的存在 ,但不应处于反自然状态。自然界不能容忍过分异化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是自觉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和保持生态平衡的文化。要摆脱人类文化的困境 ,必须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战争状态”转向“永久和平”。由“战争文化”向“和平文化”的转变 ,是人类面临的最具深刻意义的文化转型     

生态女性主义思潮中的温馨小品——论《与狼为伴》中的两性欲望与自然之关系

英国女作家安杰拉·卡特通过戏仿经典童话《小红帽》创作出了短篇小说《与狼为伴》,探索了男性、女性和自然之间的交互关系,呼应了正在兴起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潮,成为一篇颇具特色的温馨小品。小说颠覆了父权文化和人类中心主义赖以建立的二元对立体系,指出男性和女性都是该体系的受害者。小说进一步展现了女性欲望自身的解放及其对男性欲望的解放,并揭示了这种解放所带来的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描绘出了一幅生态文明惜界的姜好图景。     

生态美学--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平衡

生态美学包括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两大系统 ,而各自又有其分支系统 ,保持各系统的生态平衡以及两大系统之间的平衡对于审美与艺术的发生、价值构成有重大意义。在人与自然逐渐隔离的今天 ,生态美学的使命就是追求更深刻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的和谐 ,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平衡与统一     

解读伍尔夫《到灯塔去》中的生态女性主义观

通过对伍尔夫经典之作《到灯塔去》的解读，展示她如何对自然特征以及自然与人类的相互关系进行细致描述，揭示自然与女性一样，如何努力摆脱受压制、受破坏的地位，解构父权社会“二元对立”的结构，并最终阐释“天人合一”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顺“天”造“物”——中国食品包装设计与生态文化建设

食品包装设计是指在实践基础上为了实现自由本质而对关涉人与自然之间质、能及信息交换的食品包装所进行的计划和谋划;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思想,又是人类生态文明发展的缩影。中国生态文化的发展与包装生态设计的演变实质上是两者相互生成的过程;当前中国食品包装设计正面临着历史性的境遇,而在食品包装设计中只有从超越主客二分、回归天人合一、完善制度并通过研读古籍、探访民间、民族和向大自然学习等方面展开,进行顺“天”造“物”,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生态文化的建设和生活的创新。     

从人类主体性到个体主体性——论李泽厚实践美学的主体性观念

主体性概念曾经是中国新时期思想文化界最前卫、最具有先锋性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曾经凝聚和表达了中国学术界对现代化的渴求,对文革时期泯灭人性、压制个性的控诉,以及对一种更为理性、人性化的思想文化的追求。然而,随着当代解构主义思潮的引进,这一曾经是最为先锋性的概念遭到质疑。不过,人们在批判主体性思想时,实际上对它的内涵并未作深究。而事实上,它的内涵远为复杂,它的积极意义也远未穷尽。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还恰好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哲学。     

海南黎族习惯法价值的法理学分析

黎族习惯法形成于黎族在干百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从黎族习惯法中不仅可以看到黎族人民对本民族社会内部、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和谐稳定的秩序价值的追求,其对待非婚生子女的态度以及“赔命价”制度凸显了其对效益价值的重视。同时,黎族习惯法中所蕴含的正义、民主价值从执行者的公正无私以及人民群众对审判活动的民主参与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的影响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为李渔具有不定于一尊的怀疑精神、疏狂和倨傲的性格以及鲜明的创作个性。王阳明的心学和明清之际的实学两方面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使李渔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具有心学为体、实学为用的性质。李渔热心治史,说明他受实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他建立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也大有裨益。     

韩国大儒李退溪的性情观

对于人性中恶的问题,中韩儒家思想家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中国儒家的性情论是韩国大儒李退溪的理论先驱,在继承中国朱熹等思想家的基础上,李退溪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性情学说,对于处理人类现今面临的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天人合一”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古老的天人观,是中华民族文化库藏中的瑰宝。“天人合一”既肯定“天人一体”,又划定“天”“人”的职能,从而明确“人”对天地万物的责任和担当。这种责任和担当主要体现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态理念或日生态伦理上。这种生态理念或日生态伦理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和理性的智慧,推动着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共生共长,走到了今天。可见,我们提出生态文明,亦是由之演化、发展而来。因此,应以“天人合一”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温故知新、拨乱反正、务实创新,为我们的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