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明代庚戌之变

明朝嘉靖时期,蒙汉两族统治者的关系颇为紧张,战争频繁,蒙古铁骑“扰我疆场,迄无宁岁.”明朝军队也不时深入漠北,“捣巢”、“赶马”、烧荒”,骚扰蒙古后方.嘉靖遥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又一次率军南下,兵临北京城下,明廷处于危急状态.这一年是庚戌年,故史称这一事件为“庚戌之变”.关于这一事变,国内外学者多有论述,不少同志仅仅把它作为明朝腐败政治的一个苦果来认识;也     

略论明代大同镇战略地位与边防建设

明代大同镇边防建设与战略地位息息相关。在战事紧张,战略地位较高时期,明廷大兴边防建设;在战事缓和,战略地位较低时期,边防建设也会相对减少。有明一代,边防建设从未中断,但明朝中后期,明蒙交战中明朝失利较多。本文通过对明朝大同镇战略地位与边防建设关系的系统探讨,旨在分析明蒙交战中,明朝失败之原因。     

监察御史制与明代政治

明代的监察御史制是明代中央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明朝最高统治者控制人民、监察官吏、网罗人才、实行中央集权统治的得力工具,对明代的政治具有较大的影响。本文拟从监察御史在明朝各个时期的活动情况来探究一下它与明代政治的关系。监察御史之职始设于隋唐,下及明清,明代共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其职责为:“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在内两京刷卷,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巡视仓场,巡     

郧阳抚治形成时期的三位一体结构及其历史地位

郧阳抚治的设立起于解决荆襄流民问题的需要,其早期举措是暂时委派“抚治荆襄等处”官员,郧阳抚治的年代,上限应从天顺八年开始;开设郧阳府也是抚治流民的产物,原杰提出“郧阳”之名并对郧阳府的建设做出重要贡献;“抚治荆襄”官移镇郧阳府,改称“抚治郧阳”;成化十五年五月起,郧阳抚治从早期的暂设时期开始进入了制度化时期;同期设立的湖广行都司保障了日后辖区的社会稳定,在明朝国家政治军事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项忠早期的建言和实施的一些军政措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郧阳抚治具有的“三位一体”的结构,在明朝的督抚制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

由于《明实录》“国史”的权威地位,明代君臣各派均将之作为争夺的一个制高点。于是,作为明朝政府组织修纂的史书,《明实录》便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明代政治和权力斗争之中。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一是君主干预修纂,借机贬斥与自己有仇怨的前任君主,以立己威,巩固统治;二是史臣利用修纂实录的机会,攻击政敌,任情褒贬;三是明末政治集团染指《明实录》,利用该书进行政治决斗,由此导致了该书曲笔诬饰的泛滥。     

明代隆、万年间的海寇商人

在明代海外贸易史上,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隆庆初年,明朝于福建海澄月港局部开放海禁,允许海商告给文引出洋兴贩,标志着明代的民间海外贸易开始从“非法”转为“合法”的活动。然而,明朝在这一时期实行的饷税贸易制度,以及其对民间海商所采取的种种限制和迫害,依然极大地阻碍着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正常发展。本文拟考察和分析明代隆、万年间在明朝饷税贸易制度限制之下的民间海商,如何由商转寇以及其活动变化发展的规律。     

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女性——长孙皇后

长孙皇后是唐太宗即位初册封的,也是唐太宗所册封的唯一的一位皇后。唐初开创“贞观之治”,无可否认主要是一代明君唐太宗的任贤纳谏,顺应时代潮流,采取措施得当。但也得力于长孙皇后有力的配合与协助,在开创“贞观之治”中,长孙皇后也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长孙皇后是一位有见解、识大体的女性,与唐太宗的政治思想十分合拍,志同道合,是唐太宗的贤内助,她     

张居正与言官

张居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立足于封建自救的改革家。从张居正出任首揆的那一天起,他的每一措施,每一举动,无不牵连着众多的言官;他生前抱负的实现,甚至他死后的荣辱;都与言官不无干系。因此,探讨张居正与言官的关系;找出他们之间关系背后的内涵;对于我们加深对明代言官特性的认识,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张居正所生活的时代,明王朝正处于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经过“土木之变”,“庚戌之变”,加上南方倭寇的骚扰,使明王朝疲于应付。同时,流民运动、农民起义,以     

从“关中锁钥”到“西陲都会”：明清银川城市意象变迁

银川城在明朝是西北军事防御重镇,九边重镇之一,有“关中锁钥”之称。然随着中原王朝边疆经略的变动以及地方行政体系的变革,银川由西北军镇进而转变为地方行政中心,并发展成为“西陲一大都会”。由明入清时期银川城市意象不断变迁,这些意象的变化表面看来是对一城市表象表达的改变,实则是城市功能变迁的直接反映,其变迁发展与中原王朝边疆经略政策以及地方军政体系演变有较大关系。     

明代皇权与中央双轨辅政体制述评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皇权高度发达的时期,朱元璋和以后嗣君为了实现“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对国家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形成了明朝独特的政治体系———中央双轨辅政体制,使皇权得到了空前强化。     

再论“满俊事件”

成化年间发生的“满俊事件”对明中后期政局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文章从明代文献对土达的记载入手，就满俊事件的原因、结果及明廷对土达的安抚及由此而引起的对固原边备的政策调整等事宜进行了考论。     

王渔洋"神韵"概念溯源

本文首先通过追溯"神韵"的语源,肯定前人认为它系由画论移植于诗学是目前根据文献所能得出的假说。又经广泛考查历代文献,发现在元代"神韵"已用于诗文评,其审美内涵则到明代中叶基本已定型,至迟在胡直的诗论中已有较成熟的理论概括。这一结论澄清了学界认为胡应麟始用"神韵"论诗的不确之说。最后,考察王渔洋早年创作和批评中使用"神韵"概念的情况,认为王渔洋最初使用"神韵"概念是不自觉的,经钱谦益品题后,日益意识到"神韵"的理论意义,自觉地加以申说发挥,最终被诗坛广为接受,尊奉为其诗学的核心范畴,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中华民族主义观与国情观的转换

本文主要探讨“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族主义观与国情观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转换。百年来，人们总是从阶级和阶级斗争方向去评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观和国情观。读一读孙先生的原著，我们蓦然发现孙先生的民族主义和国情观，比如核心问题“恢复中华”、“五族共和”、“西体中用”、“一律平等”、“国共合作”等。首先是从中华爱国主义的基础——中华民族主义及民族使命去认识和实践的。从而使我们终于明白，虽然孙中山自嘲“不值一文”和“无拳无勇”，却能主导海内外华人合力推翻满清帝国、继而倡导国共合作以推翻北洋军阀的革命。     

明清徐渭散文研究述略

徐渭散文研究经历了晚明的火爆之后,在清代转为萧条,主流评价也由以肯定为主转向以否定为主,由以热烈揄扬为主转向以冷峻剖析为主,关于分期、特色、渊源和地位四个方面的问题由此得到了正反两方面的深入探讨。     

英雄何宜,紧箍何力,心行何贵?——孙悟空形象再议(《〈西游记〉美学问议录》之五)

对孙悟空被称做英雄或好汉形象的特征要从《西游记》文本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去做考察。小说中英雄立象文脉与当时文化思潮发展,特别是心学新进流派代表人物评议英雄的价值取向有关系。原情论势与接近百姓日用等思路在寓言小说里英雄特色形成中起着推动作用。紧箍作为金色头箍同棒上金箍、金睛火眼及总体上金猴与心猿一体兼象等因素紧密呼应,为孙悟空形象内外相应、气骨相成提供关键因素,起着贯穿寓言题旨的作用。作为体现全书寓意的主要角色,孙悟空从称号到事迹都显示了重心行的可贵。心猿成佛作为"五众成真"的代表,显示向上精神的教益。     

梁启超和孙中山货币思想比较研究

梁启超和孙中山针对清末民初财政困难,币制混乱的状况都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货币主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货币思想。由于社会经历和认识角度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一定的异同。梁启超和孙中山在货币本质认识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关于中国究竟实行什么样的货币本位制问题,梁启超前后多变但总体能够抓住货币本位发展的趋势,而孙中山主张学习日本实行金本位制,但实际却提出缺乏可行性的实物本位制构想;梁启超对纸币的态度是消极的,而孙中山则准确预见到货币发展的动向,积极主张发行纸币。     

承学统者,未有不善于文——关于黄宗羲文统思想

黄宗羲对文统的论述是基于对学统的思考而提出的,“承学统者,未有不善于文”是黄宗羲论述文统的重心。王阳明在明代学统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在文统中的地位却有勉强之处。黄宗羲以学统的承继者自居,并积极建立新的文统。由此,我们可看到他和其师之间的差异。     

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看民国“训政”

孙中山作为我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家,其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统治,并成功地建立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建立＂民主＂与＂宪政＂则是孙中山民主革命中最为基本的内容。孙中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把革命后建立的民国的政治建设过程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支撑着他的三阶段建设思想的哲学基础正是＂知难行易＂学说。     

阐释学视野的花木兰与女性解放的维度

本文选择了明末清初、晚清、五四、抗战至解放、2 0世纪八九十年代等历史发展中新思潮涌动、改良、变革、转型的重要时期围绕花木兰原型的理解阐释来展开论述。注目女性自我独立意识和两性冲突 ,就花木兰历史评价中出现的两种声音显扬赞颂和怀疑针贬进行具体的历史文化分析 ,从而完整展示了中国妇女解放进程中走过的由类向个人的奋斗历程 ,并预示她将最终走向完美的“个人联合体     

屠隆对七子派格调理论的发展和突破

明代万历年间,七子派格调理论的流弊日趋明显,加上晚明心学思潮兴起,个性解放思潮蓬勃发展,以及公安派对格调理论的猛烈攻击,七子派成员也不断地对格调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属于七子派成员“末五子”之一的屠隆在诗歌评价标准、重视创作主体性、提倡诗歌风格多样性等方面,对七子派格调理论作了重大的发展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