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应用中国证券市场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影响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的因素，结果发现上市公司规模、自由现金流量和两职合一对董事会规模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上市年限、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公司成长性与董事会规模显著负相关。影响独立董事比例的主要是自由现金流量和公司成长性，自由现金流量越大，公司成长性越高，民营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比例越高。文章的研究为进一步了解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决定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     

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关联交易实证分析

目前,有关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的文献比较丰富,但缺乏对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鉴此,以沪深市场2007—2008年度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回归模型考察股权结构与关联交易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显示：民营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控制链层级对关联交易规模产生显著正影响;制度环境的改善能抑制终极控制人因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所引发的侵占动机;终极控制人为自然人时,对公司的侵害程度较小。     

山东省上市公司内部监控效率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山东省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基于我国上市公司二元体制考察了上市公司内部监控机制对于公司绩效的影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样本民营上市公司监控效率要高于国有上市公司;监事会规模、持股比例、会议次数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不显著;董事会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业绩的提高;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样本内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在提高监控效率还需要提高。     

政治不确定性与上市公司业绩预告

上市公司的决策受到当地政治环境的影响,采用2004—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市委书记更替衡量政治不确定性,采用logit和GLS模型实证研究政治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存在政治不确定性时,上市公司披露业绩预告的意愿显著提高,自愿披露业绩预告的公司数量也相应增多,但披露业绩预告的时间有所推迟,尤其是对国有上市公司影响比较显著;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治不确定性对提高国有上市公司自愿性业绩预告的影响较为显著;政治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的精确度和准确性影响不显著。     

浙江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绩效敏感性研究

选取2007-2009年浙江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浙江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从薪酬一公司绩效敏感性角度,验证了浙江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粘性特征,即公司绩效上升时薪酬的增加幅度显著高于绩效下降时薪酬的减少幅度.     

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

文章对2003～2008年期间的106家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以解释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并采取面板数据模型,对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进行了分析,验证了先前提出的3个假设,得到如下结论:公司绩效与所有者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比值呈负相关;大的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规模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提高绩效;高管薪酬激励度与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而股权激励度则能提高绩效。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民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研究

文章根据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不同,以我国2007~2009年具有机构投资者的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机构投资者与民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民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倒U型关系,这个比例的临界点大约在8%左右。这说明我国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制约受其持股比例的限制。     

新材料上市公司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分析了新材料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使用Tobit模型对该经营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新材料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在下降;公司规模对新材料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对新材料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呈显著的正向影响;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总资产周转率、专利申请数、技术人员比例和国有控股对新材料上市公司经营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政治联系对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

债务融资是公司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债务期限结构直接影响资本成本和运营效率,文章研究了政治联系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文章使用2002~2009年我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在以往文献基础上,增加了当地上市公司数量和经济影响力作为计量政治联系的变量,以长期借款比例来替代债务期限结构。结果发现,（1）其他条件不变时,当地上市公司的数量越少,长期借款比例越高;（2）其他条件不变时,经济影响力越大,长期借款比例越高。     

民营企业组织特征与政治关联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民营企业组织特征对其建立政治关联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处于成长期或衰退期时,其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更强;企业市场导向越明显,其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越弱;政治关联与企业规模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直接上市公司的市场导向对政治关联的影响更显著.     

关于上市公司企业并购相关问题的统计分析

本文选取2001-2003年发生并购行为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作为收购者的上市公司,其公司规模变动、会计业绩与高管薪酬的变动正相关,但与托宾Q值显著负相关。这表明高管积极推动的并购行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增加他们谋取福利的能力。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高管的监督制约作用的动力大小和方向不太一致。     

高新技术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效应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128家高新技术上市公司1998-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对公司总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等企业绩效变量与高管薪酬、持股比例等薪酬激励变量所进行的回归分析,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的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对高新技术公司薪酬绩效的敏感度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薪酬激励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企业绩效与高管薪酬和高管持股比例均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的薪酬绩效敏感度偏低.     

民营上市公司与非民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比较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民营与非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都很关注两者绩效的差异,从而引申出民营化还是国有化的争论,以及股权治理、公司治理模式改革的探讨等等。在不考虑会计信息质量这一前提下很容易导致我们民营与非民营两类企业的经营业绩做出错误判断。本文试通过     

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并购重组行为的影响

文章以沪深交易所2007年9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司治理机制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为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股权结构是影响上市公司成为并购重组目标公司的重要因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国有股比例与上市公司成为并购重组目标公司的可能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董事会治理对并购重组行为影响并不显著,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以及独立董事的比例与上市公司成为并购重组目标公司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中国上市公司的市场结构与关联交易分析

关联交易是隧道行为的主要方式之一,以往的研究认为公司治理是决定关联交易的主要因素。文章以市场结构影响绩效,绩效决定公司价值,公司价值影响关联交易的成本,从而影响关联交易规模为逻辑线索,实证分析了市场结构对中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规模的影响,发现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且市场结构也是中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盛行的原因之一。     

影响上市公司董事会构成的因素分析——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其构成并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受到公司特征、行业环境、制度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故结合中国新兴加转轨的特殊经济背景,利用2004—2008年间196家中国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检验了公司经营复杂性、监督成本、私人收益、CEO影响力、股权结构、制度环境六个因素对中国公司董事会构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经营复杂性、监督成本、私人收益、CEO影响力四个因素对中国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构成的影响同国外已有结论存在很大差异;股权结构和制度环境是影响中国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构成的重要因素。     

上市公司经营者报酬与公司绩效关系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我国上市公司经营者报酬与公司绩效等指标的统计分析发现,经营者现金报酬与上市公司绩效、规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营者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规模虽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公司所在行业和地区因素影响经营者报酬水平。     

上市公司高管和职工薪酬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

上市公司是我国国有企业的支柱,其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少有人研究。坐标图形加上半对数加权最小二乘回归的统计结果显示,企业高管薪酬、高管平均薪酬、最高高管薪酬和职工薪酬与企业绩效相关性是显著的,而且是呈现先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再减少上升速度甚至下降的曲线相关性。增加最高高管薪酬产生最大的影响,高管总薪酬的变动引起净资产收益率其次。     

银行债权公司治理效应的差异化路径选择

文章从产权视角系统分析了银行债权影响公司治理绩效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银行债权主要通过激励机制和控制权机制对企业的代理成本和治理绩效产生影响,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特殊的产权性质,使得银行债权影响公司治理绩效的机制失效,进一步的经验分析还表明,银行债权对于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绩效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通过短期债权来实现的,而其对于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绩效的积极影响则主要是通过长期债权来实现的,因此由于产权的不同,银行债权对于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路径将存在显著差异.     

上市公司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的有效性研究

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是中国上市公司中最主要的两种管理层激励方式,而能否为股东创创造价值则是判断管理层激励是否有效的一般标准.文章以2006年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修正后的托宾Q值作为衡量企业价值的指标,着重考察了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的贡献.结果发现:前者对提升企业价值能够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后者则无益于公司市场价值的增加.这意味着中国上市公司当前的管理层激励主要依靠提高管理层的薪酬而得以实现,而管理层持股需要继续得到监管政策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