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

文章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切入，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省级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弘扬、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重要机制，其中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促进作用大于企业家创业精神；数字经济对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的门槛效应，当两者超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生产分割、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生产阶段分割的研究视角

国际分工模式已发生根本性改变,全球价值链分工正成为当下世界经济运行的新特征。本文首先基于生产阶段分割法识别与测度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各自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的具体情况,基于此深入考察了生产分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国内生产分割还是国际生产分割,均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该结果通过一系列内生性和扩展性分析检验,结论依然稳健。另外,在调节效应检验部分,本文还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于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具有不可忽视的调节作用,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对一国(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还能强化全球生产分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效果。本文为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供了理论支持。     

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长江三角洲数据的实证

文章基于长江三角洲2011—2021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及其不同维度的影响，并探究区域一体化是否具有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三个维度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数字经济既能直接促进共同富裕，也能通过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绿色信贷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绿色信贷可以通过激励和约束双重机制影响中国工业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SBM-DEA模型测度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再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绿色信贷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进一步基于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最后运用逐步回归法探究信贷规模与信贷成本的间接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总体上呈现“倒N”型趋势，绿色信贷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内生性检验发现：在系统GMM模型与2SLS模型的双重检验下，绿色信贷对地区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仍然显著。区域异质性分析得出：绿色信贷对于金融发展水平处于第二梯队地区的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除直接影响外，绿色信贷通过信贷规模与信贷成本两个部分中介间接影响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中间品进口作为国际技术溢出的主要途径,对促进一国生产及出口结构升级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统计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基于进口产品种类变化的利得视角,考察了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对企业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效应。研究显示:企业从国外进口更多种类的中间品有助于促进其出口复杂度的提升,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更换核心指标测度方法等多种检验后,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从影响机理上看,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主要通过“产品创新”的直接途径和“生产率提升”的间接途径来推动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此外,受进口来源国类别、企业所有制形式以及行业技术特征等异质性因素的影响,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对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程度存在不同。本文从经验上证明了“以进口强出口”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对评估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扩大进口”政策的经济效益,以及推动“贸易强国”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

文章从数字经济的协同渗透效应和挤出效应出发，结合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利用2016—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相关数据，验证了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适度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并以此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且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数字经济、乡村产业振兴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带来新引擎,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通过梳理数字经济影响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机制,构建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和乡村产业振兴指标体系,并利用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及乡村产业振兴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提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乡村产业振兴是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中介渠道;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表现得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应用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和双元创新理论，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双元创新和制度环境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信息效应、增值效应和创新效应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能够发挥有效的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双元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此外，制度环境可以起到有效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在东部地区更显著。     

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乡村振兴是缩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分析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乡村振兴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分地区来看,在经济发达地区,乡村振兴对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乡村振兴主要通过技术创新、绿色普惠金融、公共服务正向影响共同富裕,其中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最强、绿色普惠金融次之、公共服务最弱。因此,应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筑牢共同富裕根基底盘;着力建设技术创新引领高地,贯通科技循环通路;强化绿色普惠金融服务,延伸金融覆盖范围。打造多元化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社会保障供给,力求充分发挥乡村振兴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与机制检验

文章测度了我国2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覆盖广度仍是现阶段作用发挥的主要途径。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提升创新创业活跃度、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是数字金融释放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红利的重要机制。     

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结合投入产出表,在考虑到加工贸易后,构建并测算了1992-2010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品的复合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及国内技术含量的贡献指数;利用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复合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复合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总体上呈现了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而国内技术含量贡献指数总体上趋于下降。(2) 对于复合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而言,其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即国内技术贡献度普遍较低。（3）FDI对于复合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的提升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进口贸易则显著为负;资本在长期内具有积极作用,人力资本和研发有助于促进行业FDI的技术外溢。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分析

基于增加值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分解模型,本文对我国制造业前向与后向产业关联下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进行测度,实证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吸收能力与技术差距两个重要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同时,运用双重差分、工具变量法以及GMM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①我国制造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国际间知识溢出效应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②吸收能力能够强化这一正向影响关系;③技术差距在后向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中呈倒U 型调节作用,而在前向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中呈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推动了网络嵌入理论和知识溢出理论从组织网络向全球价值链领域的繁衍,丰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利用全球价值链嵌入实现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技术创新耦合适调性研究——基于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总量、投入及产出三维视角

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技术创新具有高度的耦合关系。从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总量、投入与产出三维角度研究技术创新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耦合协调性。采用因子分析法将衡量技术创新的多个变量进行数据浓缩,并通过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ECM模型和VAR模型等分析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技术创新的耦合适调程度。分析结果显示:无论从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总量还是投入与产出角度来看,技术创新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方面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对技术创新的产业需求驱动作用也较弱,二者双边耦合强度不显著。并且相关技术创新资源变量所起的作用也存在很大差异,未来如果没有协调二者发展的制度或政策的介入,偏离趋势将进一步加剧。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     

资本技能互补与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决定

本文基于三要素双层嵌套式CES生产函数和质量阶梯型技术创新模型，通过对企业行为的理论分析，揭示了决定技术进步方向的各种因素，发现技术进步的方向取决于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资本技能互补的间接效应和劳动力市场内部的规模效应。其中，资本技能互补效应引致技术进步偏向于技能的机制有二：一是通过体现于资本的技术水平提高偏向于技能劳动，二是通过资本规模的扩大偏向于技能劳动。运用贝叶斯参数估计方法对中国1991-2016年期间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指数的实证测算结果表明，资本技能互补效应对于决定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作用巨大，尽管在此期间直接效应偏向于非技能劳动，但是由于资本技能互补的间接效应和要素配置的规模效应偏向于技能劳动，且二者的作用强度均大于直接效应，从而使得中国的技术整体呈现出技能劳动偏向。     

对外贸易与制造业机器人使用:行业开放促进技术进步的新证据

本文基于国际机器人联盟提供的制造业分行业机器人数据,以2009年六部委联合出台的汽车出口促进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行业对外贸易对机器人使用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汽车出口促进政策实施以后,汽车生产行业及与汽车生产关系紧密的行业,机器人存量和增量规模相比其他行业有更大幅度提高,证明行业对外贸易水平提高,会显著增加机器人使用规模,并且无论出口还是进口水平提高,都会同样促进机器人存量和增量增长。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本文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行业开放提高机器人使用规模,依靠用工替代和研发鼓励两条路径实现。本研究为行业开放促进技术进步提供了新的理论和证据,也为国家制定人工智能发展计划提出了有益建议。     

中美贸易摩擦、美国进口冲击与中国企业创新

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基于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从整体上来看，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优化了企业的专利申请结构，对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企业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无显著影响。②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内资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创新总产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创新总产出增加是由于高质量创新（发明专利）与低质量创新（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同时显著提升导致的；外资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创新总产出下降是由于低质量创新显著下降、高质量创新变化不显著导致的，对低生产率企业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高生产率企业。③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增加了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为了应对美国进口冲击，中国企业积极应对，增加研发投入支出、优化就业结构、扩大就业规模，加快高质量创新，从而产生了“逃离竞争效应”。     

卖空机制能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在理论提出卖空机制“信息增益效应”和“压力减损效应”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卖空机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卖空交易机制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体表现为放松卖空管制后上市公司的技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变化率均有显著提升。渠道检验发现,卖空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提升效应主要通过畅通信息传递、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发挥作用。此外,较之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卖空机制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表现得更为强烈。本研究推动了微观金融和宏观经济增长的融合,并为资本市场改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生存——考虑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的分析

本文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出口传导效应为切入点，采用我国222个城市数据和微观工业企业数据，通过Cloglog模型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出口生存的影响并进行了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的扩展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专业化分工外溢、综合成本节约效应降低企业面临的出口风险，提高出口生存的概率，但上述效应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由于“拥挤效应”阻碍了企业的出口生存和可持续性，内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风险，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提升西部地区企业出口成功概率的作用更大；此外，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特征使得多样化集聚成为影响企业出口生存的主要机制，专业化集聚的作用相对较小。本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我国企业出口生存的作用机制，对政府管理者更加精准与科学地制定服务业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