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奖励政策落实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是国家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按规定给予的荣誉、财物和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奖励优惠措施,帮助他们提高生产、生活水平和有关社会福利,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得到多方面的实惠,激励育龄公民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既是推动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的影响因素,既有个人、家庭等微观因素,也有政府、社会等宏观因素。研究…     

新形势下计生利导机制的调整和完善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是人口计生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指政府通过制定政策,采取奖励、优先优惠、救助扶持、补充社会保障等手段,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得到诸多优惠、优待和照顾,从而引导生育主体主动自愿实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建立,让计划生育家庭在经济上得到实惠,自觉实行生育政策,对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思考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是政府为推动计划生育工作健康发展,引导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给予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以经济补偿和政策倾斜的机制。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主要特点是政府主导、利益调节、奖惩并重、政策推动、长期稳定。江西省南昌市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至今已经实行了将近6年,为了解利导机制的实行效果和存在的不足,我们走访了南昌市的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对他们的生活情况进行了了     

关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思考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是以调节经济利益为主要手段,引导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一种运作方式。其特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经济利益倾斜政策和法律,并提供与之相适应的服务,使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得到实惠,不实行计划生育的人感到吃亏,进而引导群众把婚育行为与家庭经济得失挂起钩来,让人们产生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愿望和行动。由此不难看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是一种由外因引起内因变化,最终由内因起决定作用的计划生育治本措施。     

保障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构建立体式的利益导向机制

近年来,我市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抓住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有利时机,优先加大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投入,从制度和机制上保障计划生育家庭的合法权益,积极构建立体式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人口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影响因素的介入,我们在实践中通过“奖”、“优”、“扶”、“补”、“减”、“免”以及限制、制约等手段,充分利用经济杠杆的调控作用,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得到多方面优惠、优待和照顾,使不符合法定条件而生育多子女的公民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和制约,激励育龄对象从切身利益出发,衡量生育孩子的成本与效益之…     

建立利益导向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正> 建立和推行计划生育的利益导向机制,以利益导向机制激励和引导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是深化计划生育改革、使计划生育工作由行政管理型逐步走向社会服务型的重要标志。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把党的计划生育政策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结合于生产、生活、生育服务之中,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造成群众不希望计划外生育的环境,拓宽了人口控制手段,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作用原理

农民家庭的生育需求可以分为"柔性"和"刚性"两种类型,"养老保障"和"发展家庭经济"是两项最主要的"柔性"生育需求,这两项需求可以通过建立可靠的养老保障制度和施以经济利益扶助的手段加以替代满足,从而使由这两项需求产生的再生育冲动受到削弱和抑制,这是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做法能够发挥抑制农民家庭超政策生育的基本原因。利益导向机制中的利益诱导替代再生育的效果,与利益种类满足家庭需求的程度、利益量大小、被扶助家庭富裕程度和利益获得可靠性预期等4个因素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利益导向机制作为调节农民家庭生育行为的手段,具有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良性价值取向。     

我国农村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构建——基于子女成本和效用的分析

本文从计划生育政策下我国农村子女效用角度出发,分析了农村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补偿、激励、导向、保障功能等功能,提出建立利益导向机制的3个角度,即针对计生家庭的父母、子女和整个家庭3部分实施的优惠性的利益机制,指出利益导向机制的优惠措施要具有易获得性、体现地区差异性,并强调利益导向机制要同生育文化一同建设、相互促进。     

计划生育“三结合”利益导向机制的适应性基础

本文从生育动机、生育需求角度考查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生育“三结合”对我国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工作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原因。文中指出，生育动机的多样性、可变性及某些生育需求的可替代性是“三结合”利益导向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基本原因，用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手段对生育需求进行综合调节是“三结合”利益导向机制的基本特征。“三结合”是主动利用市场经济快速增长的良好机遇，利用管理介入手段使孩子成本效益原理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从而削弱对多孩和男孩偏好的需求，达到促使人们计划生育的目的。     

关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几点理论思考

本文通过回顾总结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产生与发展的实践，力图从理论上概括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内涵、形式、原则、类别、目的与特征；指出社会公平原则是计划生育利益导向的价值准则；人们生育需求可变性与可替代性是利益导向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有针对性地对育龄群众的生育需求进行调适是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基本特征；利益导向可分为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两类形式，以“三结合”为代表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具有间接补偿性质，它是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的核心内容；“三结合”主动利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生育孩子机会成本和养育成本增高对过度生育的抑制作用，不仅具有使计划生育工作化难为易的策略性质，而且具有对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旧生育观念产生“釜底抽薪”作用的战略性质；本文最后探讨了利益导向机制在当前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两个转变”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失业率、年龄结构与人口迁移率的相关性研究

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及实践两种角度，对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年龄结构及失业率是人口迁移率大小的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的相关性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 21世纪我国人口的迁移做了预测。     

甘肃省人才问题研究

本文对近10年来甘肃省人才状况进行了简要总结和分析.通过对人才总量及相对存量、人才的地区分布、人才的行业、职业构成以及科技、教育(主要是师资)状况的分析,就我省人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指出了症结所在.     

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248名八旬老人与437名七旬老人的生活质量(QOL)与生活满意度(DSL)的调查分析,发现八旬老人生活质量不如七旬老人,但生活满意度却优于七旬组;八旬老人呼吸系统与五官科疾病多见,但影响八旬老人生活质量的主要疾病是心脑血管疾病与糖尿病;婚姻状况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有重大影响.     

农民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以南京市为例,在描述外来农民工劳动权益现状的基础上,采用相关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是否拖欠、劳动安全的状况及日工作时间的长短4个方面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就业的行业和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对于劳动权益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工会会员身份、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等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没有显著的影响.     

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家庭规模、代数、结构和居住安排等方面,描述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特征.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为2.46人;平均1.54代人;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占68.6％),单人家庭次之(占27.0％),主干家庭和其他家庭各占3.3％和1.1％;2/3的子女与流动父母同住.但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掩盖了较大的地区性差别:中部地区和跨县流动者的家庭规模最大、代数最多、家庭结构更复杂、子女更易与父母团聚,而在东部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跨省流动者中,家庭规模最小、代数最少、结构最简单,团聚更不易.这些特点透视出,各地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家庭团聚设置的门槛不同,同时也折射出流动人口的自选择性.     

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隶属等级分析

基于反映健康不同维度上的50个变量,本文用隶属等级模型将1998年被访高龄老人的健康状态分为健康、比较健康、功能受限、体弱多病、极度虚弱五个纯类.分析结果表明,健康隶属度随龄增加而递减趋势明显,城乡在健康隶属等级上的差异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总体上说,健康隶属等级年龄差异大于性别差异,性别差异大于城乡差异.     

提高安徽省人口文化素质的思路与对策

安徽省经济基础薄弱,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教育事业总体上比较落后,导致安徽省人口,尤其是劳动人口文化素质偏低,严重地制约了安徽省经济的发展。针对安徽省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人口文化素质的实际状况,结合省情省力和"科教兴皖"战略,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包括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调整教育结构;增大政府教育投入,并建立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巩固和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优化农村教育结构;加强师资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等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     

对我国人口城市化道路的思考

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对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走什么样的人口城市化发展道路一直是一个很重要又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反思,提出了我国应走以规模扩大式为主的人口城市化道路。     

The Importance of the Geographic Level of Analysis in the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The Case of Spain

There is a growing literature on the assessment of quality of life conditions in geographically and/or politically divided regions. Sometimes these territories are countries within a specified supranational structure, such as the European Union, for instance, and sometimes they are regions within countries. There is also some research that focuses on the municipal level of analysis,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life in cities. In the end what the researcher obtains is, at best, an average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specified territory. However, if results are intended to have policy implication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variance in living conditions within regions. In this paper we attempt to quantify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ree different geographic levels of analysis in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Spanish population. The geo-political division in Spain consists firstly of regions called Comunidades Autónomas, which are then divided into provinces which in turn are divided into municipalities. We are interested in evaluating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quality of life conditions of an average person living in a given municipality are explained by the province and region in which the municipality is located. To do so, we first construct a composite indicator of quality of life (QoL) for the 643 largest municipalities of Spain using 19 variables which are weighted using Value Efficiency Analysis (VEA). VEA is a refinement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that imposes some consistency on the weights of the indicators used to construct the aggregate index. The indicators cover aspects related to consumption, social services, housing, transport, environment, labour market, health, culture and leisure, education and security. We then make a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the VEA scores to asses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hree levels of geo-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unicipal level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accounting for 52% of the variance in QoL. Regions explain 38% while provinces only account for a moderate 10%. Therefore, political action at the regional and municipal level would seem to have a larger impact on QoL indica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