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省际人口迁移因素的陕西省人口发展趋势预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变动，我国省际人口迁移规模急剧增长。省际人口迁移已成为影响区域人口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陕西省为例。了解陕西省的省际迁移人口的规模大小和年龄分布特征，分析在引入省际人口迁移因素时，陕西省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如何变化。研究结果发现：陕西省迁入人口呈现年轻态特征，多为处于就业初期的年轻人口，减缓了陕西省人口老龄化速度。     

1985～2000年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后的区域经济差异持续扩大是促动我国人口迁移空前活跃的主要因素 ,而日趋活跃的人口迁移亦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区域差异变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将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结合起来 ,通过测算我国 1 985～ 1 990、 1 990～ 1 995和 1 995～ 2 0 0 0年各省区在人口迁移前后“人口-GDP”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验证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减缓作用。在此基础上 ,测算相应时段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情况下的各区域理论人口规模和人口迁移潜力 ,并分析了我国迁移人口的释放速度。     

中国九十年代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及其机制

依据各种人口调查资料，对９０年代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进行了定量描述，并利用人口迁移模型对省际间人口迁移量的要因进行了计量分析。主要结论如下：①长期迁往乡外、县外的人口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并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化而不断扩大；②在迁移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迁移人口的迁出地结构和流向都在发生变化；③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但总迁移人口中迁往省（市区）外的比率却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④省际间人口迁移量的计算分析结果显示：省际间的人口迁移量主要受迁移人口存量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或收入水平的相对差异只是迁移的前提条件而非决定因素，距离的远近和成长率水平的相对差异分别对省际人口迁移量有负面和正面影响，但并非十分重要     

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与我国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相关性研究

从乡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以下称乡—城人口迁移）是一种重要的人口迁移形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增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利与弊，使乡—城人口迁移成为我国政府及学术界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因而对我国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发展过程及形成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迁移人口的定义很多，本文中的迁移人口既包括户籍所在地未发生变化，仅改变了居住地的流动人口。迁移人口离开居住地的时间为半年。１．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发展过程一般说来，一国的城市化水平在没有达到较高水平前，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迁移…     

中国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之分析

经济因素,历来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根据这一点,本文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应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定量考察和分析了中国80年代后半期区域经济因素中经济收入与经济规模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关系及其特征。研究发现:经济规模因素对人口迁移(量)的影响比较大,经济收入因素的影响相对比较小;经济规模因素主要是影响人口的迁出,经济收入因素主要是影响人口的迁入;经济规模因素对迁出人口的供给及迁移量的大小具有决定性影响,经济收入因素对人口迁移的流向选择及其分布模式具有重要的导引、定型作用。     

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描述了1990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在人口迁移的活跃程度和空间分布的新特征。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1990年和2000年影响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的综合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结论显示:人均GDP差距已经成为影响人口迁移的首要因素,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力在逐渐上升。针对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影响,本文对京津冀地区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人口迁移和流动对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一、人口迁移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 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正常情况下,人口迁移与人口城镇化总是同步进行的。过去30多年,我国人口迁移与人口城镇化有一段时期也大致是这样,但是,由于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人口迁移与人口城镇化进程之间往往显得关系不密切。因素之一是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率高,既影响城镇吸收乡村人口的数量,又增大了总人口的基数,从而影响了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因素之二是非经济性人口移动影响了人口城镇化的正常行程。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城市工业和其他建设陷于停滞和萎缩状态,阻碍了乡村人口向城镇的正常转移,加上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人口城镇化进程不能不受到很大影响。但是,总的说来,     

中国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浅析

80年代后期以来 ,人口迁移中的户口迁移和非户口迁移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因此很有必要研究影响中国人口迁移的相关因素。本文认为 ,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的因素很多 ,但其中距离、经济因素和人口变量因素起主要作用 ,这符合我国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近年来我国人口迁移研究的研究设计与数据特点

从人口迁移研究的研究设计和数据特点出发 ,本文对人口迁移研究的数据类型和我国近年来人口研究的数据特点进行了总结和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人口迁移研究应当加强对流出地、非迁移人口和长期数据的搜集 ,以及对人口迁移的各方面影响的研究     

影响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个人特征分析──兼论“时间”因素在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性

利用１９８８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本文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个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等个人特征在决定个人是否进行省际人口迁移方面有着显著影响作用。 利用该次调查提供的省际人口迁移“时间”信息，本文对“时间”因素在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利用人口迁移发生时点上的个人特征来分析个人进行省际人口迁移的概率，比利用调查时点上的个人特征来分析个人进行省际人口迁移的概率，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时间”因素在人口迁移研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     

中国人口的迁移转变——基于迁移率的考察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侧重死亡和生育转变过程的测量、描述和解释,地理学家将迁移转变纳入人口转变框架,以完善人口转变理论。不过与死亡和生育转变研究不同,中国的迁移研究侧重基于对迁移流动人口规模和结构的考察分析,少有采用人口学意义上的迁移率指标的研究。文章利用2010—2015年历次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合并数据,通过人口学方法和泊松回归模型,计算和分析了1950—2015年中国人口迁移率趋势及社会经济差异。中国的迁移转变在宏观趋势上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高度一致。与死亡和生育转变相比,其波折性更强,说明更易受到经济社会政策变化的冲击。同时也观察到逢“0”和逢“5”年份的申报偏好。另外,迁移的社会经济差异明显。男性迁移率高于女性,但是两性差异在不断缩小;乡城迁移和未婚迁移大幅度增长;而越来越多受教育程度较高人群加入迁移,使得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具有越高的迁移率。可以认为基于迁移率的考察揭示了中国迁移转变更具体生动的过程。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城乡劳动力流动与迁移回报率

本文从微观主体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提出应该将迁移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单独进行考察。通过讨论迁移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发现与教育投资相比，迁移能得到较高的回报率，迁移回报率是吸引农村劳动力选择迁移流动到城市的重要因素。由此得出结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是一种理性选择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要改变中国二十年来农村劳动力以低教育水平、低收入水平为特征的循环流动。必须尽快改善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特别是教育环境．     

东北地区离婚率特征分析及原因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我国的离婚率也不断上升。离婚率节节攀升,既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也映射出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化,不能简单地用好与坏来为这种社会现象定性。从1995~2008年全国各地区粗离婚率来看,东北地区的离婚率在全国各地区离婚率排名中始终名列前茅,并且呈逐年上升的变化趋势。东北地区离婚率偏高的原因,除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类似的社会、经济等原因外,还与东北地区特有的城市化水平、受教育程度、区域文化、民族构成、人口流动规模等密切相关,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负担还是红利：新疆人口迁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量化研究

针对新疆人口净迁入急剧减少、人才流失加剧、劳动力出现有限供给，政府劳动力政策出现偏差等现象，分别从贡献率与边际效应两个视角对人口迁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量化研究。根据改进后的经济增长率分解法测算了人口迁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后发现，1978-2013年，人口净迁入使新疆经济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理论与拓展的C-D生产函数测算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后发现，人口净迁移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可以提高0.24个百分点。量化研究的结果表明，新疆一直以来是我国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区，人口迁入并不构成新疆经济发展的负担，反而为经济发展带来了红利。     

年龄别死亡率数据异常的检验与讨论

由人口调查结果计算得到的年龄别死亡率 ,一般不能直接应用于人口研究中 ,还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检验和修匀。本文提出了用死亡率的差分来检验、判定调查死亡率异常的发生 ,并用它分析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全国和各省区人口死亡率的数据质量 ,在此基础上 ,讨论了发生异常的原因。     

宁夏人口死亡率成因分析

宁夏人口死亡率自2000年以来连续7年低于5‰,为全国最低水平。本文从建国以来宁夏人口死亡率的变化特征、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们的生活方式、人口的年龄构成等方面对宁夏人口死亡率偏低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科学的政策理论依据。     

中国人口老龄化冲击下出生率变动的经济效果

快速老龄化对我国经济产生广泛的影响,我国也先后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以提高出生率来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问题.然而,已有研究主要是基于过去人口变化的特征事实作出的,而我国在老龄化冲击下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将会改变人口原有的变化趋势,这是已有研究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本文以"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为契机,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冲击下出生率变动的经济效果,研究发现提高出生率总体上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冲击,但也会付出物价上涨、经济波动增加及社会福利下降的代价.在以上结论基础上,本文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稳定低生育水平 理性与实践的思辩

作者对稳定低生育水平进行了界定 ,认为在 2 1世纪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定义低生育水平为等于或低于更替生育水平。作者还结合我国 30年计划生育政策演变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理性的思辩 ,并指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30年实践的科学总结     

各地区死亡率比较方法的改进及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人们在分析各地区的人口死亡率时,都是用直接死亡率进行分析比较。然而在我国各地区人口基数不同的情况下,采用直接死亡率进行比较会带来很大的误差。本文对传统的死亡率进行了调节,并利用五普时各地区的死亡率进行了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