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分家类型与三代直系家庭的变动趋势——基于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笔者已有关于农村分家类型数量模型的分析,对家庭结构再生产过程中的分化因素与组合因素进行了归纳,揭示了家庭结构再生产的内在逻辑,构建分家类型对家庭类型的微观作用机制．进而据此解释1990—2000年三代直系家庭的历史变动,并预测未来独子家庭结构再生产的变动趋势。结论是：（1）家庭结构再生产的过程中,家庭结构的分裂因素对组合因素的优势日益明显,无论是在独子家庭还是在多子家庭都是这样。（2）自1990年以来三代直系家庭比重上升的内在原因是多子分家类型的急剧减少．由此而减少了大量核心家庭,而相对提升了三代直系家庭的比例．三代直系家庭本身的演变趋势是走向日益瓦解,特别是在日益增加的独子家庭中,分裂因素日渐强势并占据主导地位,三代直系家庭在未来将会顽强坚持的判断可能是靠不住的。文章最后回应了学界关于中国家庭结构问题的争论。     

分家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

分家是影响家庭生命周期的重要事件,它对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有重要影响。使用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CMGPD-SC),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考察晚清(1866¹913年)东北双城旗人移民的分家与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关系,研究发现:分家增加了老年人的死亡风险,与女性老人相比,分家对男性老年人死亡机会比率的增加更为明显;儿子数量越多的老年人其死亡机会比率越低,传统社会中儿子在提供父母养老资源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家庭结构历史分析

一概述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谓之社会的细胞。它是以婚姻、血缘与收养关系为纽带,受一定的心理因素、道德观念与社会意识、经济联系等社会关系支配而形成的人口组合。家庭结构即为家庭人口组合中各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或称之家庭中人与人的关系模式。其总体模式为家庭结构类型;与数量相联的是家庭规模大小;而中心问题是家庭中人际关系。     

长期照护制度中的家庭团结与国家责任——基于欧洲部分国家的比较分析

由于人口结构、福利文化、家庭结构等因素影响,欧洲国家长期照护制度呈现多元化特征。基于国家和家庭在长期照护中的责任组合,可分为三类制度模式: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南欧模式和欧洲大陆模式。不同模式下,正式照护与非正式照护的关系、公共支出规模、受益资格等存在差异。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人口老龄化、财政支出压力、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等因素的影响,长期照护制度面临挑战。不同福利文化下的各国长期照护制度改革呈现一定的趋同性特征,任务分工模式成为正式照护与非正式照护合作的模式选择,并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制定家庭照护扶持政策等优化照护资源配置效率与效益。欧洲经验对于我国长期照护制度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家庭规模缩小对家庭经济保障能力的影响:苏南实例

本文通过实验设计方法 ,并利用苏南农村居民的数据资料 ,分析实证了在有收入积累的前提下 ,家庭规模缩小不仅不会弱化家庭保障能力 ,而且会强化家庭保障能力。不同规模家庭保障能力差别 ,随时间推移和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波动性。家庭保障能力会因家庭规模的大小、消费和积累模式的差异和在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而不同 ,并可能发生相互转换。     

运用户主率指标对无锡市和无锡县家庭户资料的分析

在家庭户研究方面,通常采用以下几个指标:平均家庭户规模、按家庭户规模的分布比例、按家庭户内世代数的分布比例、按家庭户类型的分布比例等。由于这些描述指标都没有控制人口自然结构,如性别、年龄等,因此在进行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的比较研究时,不能分清变动或差异到底归咎于家庭模式的变化还是人口自然结构的变化。此外,由于未考虑人口这一重要因素,一些描述指标就不能用来预测未来的家庭户规模和总户数及各类家庭户的分     

大都市近郊"自主养老"模式的机制分析 ——以上海市近郊W村为考察中心

调研发现,"养儿防老"的反馈式家庭养老在上海市近郊农村难以维系,"以工养老"为核心内容的"自主养老"模式应运而生.首先,东部地区近郊村快速就地工业化为当地低龄老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其次,深度嵌入市场的近郊村家庭的家产快速货币化,父子分家而来的家庭财产个体化为老人自主分配提供了政治空间;最后,家庭结构核心化瓦解了传统家庭养老的代际伦理,理性化的新伦理为老人自我积累提供了内在动力.从而形成以低龄老人为养老主体的"以自己务工为基础、 以自主分配为原则、 以自我积累为目的"的养老新模式.     

农村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市江夏区的实证研究

农村居民养老意愿是影响在农村推行何种养老政策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抽样调查的数据为基础。利用回归模型中的无序多属性反应变量的Logit模型（MNL）对武汉市江夏区农村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性别、年龄等个人特征与家庭子女数、家庭规模、家庭年净收入等家庭特征对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的影响显著，而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等个人特征虽然在样本中影响较大，但在总体中对养老模式选择并无显著影响。     

创新“333”服务模式 推动人口与家庭健康促进新实践

江苏省常州市从满足群众需求出发,在人口与家庭健康促进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有效的探索,逐步形成＂333＂人口与家庭公共服务模式,同时也在人口和家庭为中心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方面取得了进展。＂333＂模式是指：婴幼儿期、青春期、中老年期三类服务对象;健康咨询、健康检查、健康指导三项服务内容;实体服务、虚拟服务、上门服务三种服务方式。在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的进程中,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家庭规模缩减,老龄化、     

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2015年和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我国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的转变,流动人口家庭化呈现规模扩大化、结构核心化和转化多元化的特征.具体表现在:流动人口的家庭规模不断扩大,4人户及以上所占比重有所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核心化,即夫妻和子女或未婚子女和父母一起流动成为当前主要的流动模式;三代主干家庭在流入地得以维系,流动人口家庭呈现出分裂而又聚合的多元化态势.同时,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化的因素复杂多样,个体层面的代际差异和职业类型、家庭层面的收支状况以及社会层面的户籍制度和居留时间等因素均对其产生显著影响.伴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进程,流动人口家庭对流入地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如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更为急迫.     

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投入机制与产出效益的理性认识

计划生育投入是指为满足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所需要的投入的各种要素的总和 ,从计划生育的投入到家庭效益的产出是个有机联系的过程 ,这种效益集中体现在 :促进了农村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转变 ;为切实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持 ;从整体上提高了计划生育户的家庭消费水平。我国农村计划生育投入还存在低效误区 ,今后要抓好计划生育投入机制的转换 ,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投入体系     

Family Migration Pattern in China

Do an increase in ageing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icate that fluctuations in th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have produced a qualitative change？ What is a qualitative change and what is a quantitative change＇？ Here we propose a new concept of Shadow Population,then establish a new standard for evaluating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finally present a typical five stag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type transition model. The model simulation shows that all world regions are still in the adult stage and that population ageing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quantitative change. However, sustained low fertility will lead to a qualitative change in the ageing population. The current pressure of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adult stage placed on the pension security system shows that this system is truly not retirement age and Long-term stability in a sustainable system,Gradually raising the replacement fertility i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dilemma presented by future population ageing in low fertility regions or cotlntries,but the latter is more urgent.     

“男孩偏好”的家族制度影响研究

本文根据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广泛存在的家族制度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结论认为,家族制度约束力的三个部分：宗族势力、婚嫁模式和传宗接代观念对男孩偏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婚嫁模式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程度最高。     

Old-Age Support in Rural China：An Empirical Study

IntrodCtionPraetiees among rural residents in eentral and westernChina.Census data of 2000 indieated that the ChinesePoPulation aged 65 and over had aeeounted for7%ofthe total PoPulation.In urban areas,in Partieular,thatratio was 6.30%and in rural areas,it was 7.35%.Onaverage,China had entered an aging soeiety. Inrecent years,old一age suPPort inrural China haseaught th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offieials andscholars alike.This 15 beeause     

农村地区分家时间研究：基于生命表的分析

利用2012年“陕西省农村婚姻家庭变动研究调查”数据,本文采用生命表的分析方法构建了儿子（女儿）初婚后离开父母（公婆）的分家生命表,对农村地区分家时间的变动态势、分家时间在不同维度的分布特征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分家时间集中在初婚后三年之内,且分家比例随着结婚年数的增加逐渐减少。父母做主的婚姻方式和较高的彩礼比重推迟了分家时间;分家时间随兄弟个数增加提前且分家比例增加。     

关于农村计划生育规范管理工作分配浅析

本文从农村计划生育基层基础规范管理的角度分析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对相应改革的基本思路提出建议和对策.     

中国三代直系家庭变迁:年龄、时期、队列视角的观察

发掘中国社会特有的家庭结构变迁模式是理解中国家庭变动特征的关键,也是许多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基于9期的中国营养追踪调查(1989-2011)数据,利用分层交叉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模型观察我国三代直系家庭在三个时间维度上的演变趋势。研究发现在年龄维度上婴幼儿以及老年阶段仍然拥有较高的三代直系家庭比例,这体现了直系家庭在抚幼和养老方面发挥的重要功能。在时期维度上三代直系家庭比例并没有展示出显著的变化趋势。相较于时期,嵌入社会变迁中的队列趋势是三代直系家庭结构变迁更为重要的驱动力。队列的三代直系家庭比例在整体上呈现出U型趋势,较老的队列处于直系家庭的可能性逐渐下降,而幼儿队列处于直系家庭的可能性不断上升。该趋势代表了老龄群体的"去直系化"与幼儿群体的"直系化"倾向。研究结果表明,在私人领域,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这些现代化因素仍然在促成家庭的小型化;在公共领域由于家庭职能(抚幼和养老)在向社会职能转变过程中的波折与分化,个体家庭会调整结构形态以应对不同阶段社会资源与风险的变化,从而塑造出了我国三代直系家庭结构的变迁模式。这不仅仅代表了传统和现代的博弈与融合,更是代表了一种家庭的实用主义倾向。     

农村女性流动打工经历对其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

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对是否外出打工及不同类型打工地的农村女性家庭经济地位差异进行对比，考查在资源因素与文化规范变迁的多重影响下，不同的打工经历对农村女性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及其发展变化。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

中国农村地区家庭禀赋对个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学术界予以更多的关注。为了考察外生性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文章通过构建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和户主子女的回流决策两个计量模型来进行经验论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选择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状况的理性决策,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外出劳动力。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会阻碍家庭外出务工成员的回流。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起初随着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家庭成员只有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外出务工劳动力才能对家庭社会资本加以充分利用。另外,分析显示年轻一代劳动力和第一代劳动力对家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利用是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