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流动人才的城市选择及影响机制——基于人才特征视角

文章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多值Logit模型,从个体特征、流动特征、经济特征三个维度,探究青年流动人才选择流入Ⅱ型大城市、Ⅰ型大城市、特大超大城市影响因素差异。回归结果显示,女性、非农户籍青年流动人才大城市偏好明显,小家庭模式增加特大超大城市选择概率;流动年限越长、流动距离越远,流入城市规模越大,基于经济原因流动,特大超大城市选择概率下降;雇员倾向规模更大城市,雇主倾向规模更小城市,职业、单位正规性越好,社会声望越高,越倾向特大超大城市,就业收入、居住支出随城市规模扩大,影响由负转正。为提高城市人才引进效率,规范城市人才引进秩序,建议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扩大社会资源覆盖范围;减少公共服务使用限制,保障随迁人员福利;充分发挥城市比较优势,打造核心竞争力多维体系;突出城市行业特色,完善城市行业结构。     

农村移民工资溢价的源泉——基于集聚经济视角

基于集聚经济视角,本文分析了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对于农村移民工资溢价的影响,从城市层级中观视角解释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本地农村劳动力和外地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溢价源泉及其差异性.研究发现,农村移民显著受益于城市集聚经济,但是户籍地差异使得工资溢价分配呈现差异性,金融外部性带来的工资溢价更多地被外地农村劳动力获得,而技术外部性带来的工作溢价则偏向了本地农村劳动力.因此,为了实现"包容性"城市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继续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充分发挥集聚经济机制.     

城市农民工歧视问题研究

采用中国住户调查数据和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差异，并使用Oaxaca分解方法研究户籍歧视对差异的解释力度及其变动。研究表明，城市农民工无论在就业待遇还是就业保障方面均受到歧视。2002—2006年，农民工与城市工工资差异不断缩小，户籍歧视对工资的影响也相应降低；然而，农民工与城市工的就业保障差异在逐年扩大，户籍歧视的影响效应不断上升。     

外来劳动力对城市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武汉调查"的基本框架与主要发现

中国大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基于户籍制度的分层现象,为不少学者所关注.近年来,大城市劳动力市场态势发生了较大变化,本地劳动力与外来劳动力的就业冲突日益显现,外来劳动力对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问题,不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策性问题.我们设计并在武汉市实施了一项调查,通过比较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就业状况及就业行为,研究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的影向.该项调查的主要特点,一是根据外来劳动力的就业结构设定样本框;二是参照外来劳动力就业结构,选取正式迁移及本地居民两类人群作为对照样本;三是将所有样本划分为雇员与雇主(包括自我就业)两种.调查发现,就雇员而言,外来劳动力、正式移民、本地居民等三类样本在就业渠道、工作时间、收入决定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雇主中,三类样本的差异则要小得多.这种现象包含着多方面的政策内涵.     

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人口结构体系分析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人口结构体系中各种不同规模城市的比重发生变化,其中特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比重下降。另外,通过比较东、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人口结构发现,西部地区的城市人口结构不合理,大城市的比重过少。     

城市工资上涨、劳动力转移与投资拉动增长方式——基于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以高投资率带动了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的不断减少,劳动力供给增长开始跟不上高投资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城市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工资加速上涨、投资的产出与就业效应不断降低的挑战。文章利用2004～2009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工资上涨对劳动力供给的拉力是递减的,而对劳动力需求的抑制作用却是递增的;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显示,投资的工资上涨效应在递增,而投资的产出与就业效应在递减,因此城市工资上涨是必然趋势。此外,工资上涨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明显抑制作用,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中国继续实行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已不是明智的选择。     

论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区域差异

本文分析了建国以后中国三大地区的城市增长状况 ,三大地区的城市规模分布特征及其成因 ,探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缺陷可能给对外开放和西部大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时指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方针与对外开放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等的矛盾。本文认为 :大城市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中、西部地区缺少具有较大影响范围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使得这些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创新机会和领先条件大为减少 ,而且会影响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     

中国大城市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研究

劳动力参与率(以下简称劳参率)是测度劳动适龄人口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程度的重要指标。我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对劳参率的研究有助于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妥善解决就业问题。大城市由于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状况,因此,对大城市人口劳参率的研究,对于城市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供求平衡有重要意义。     

外来劳动力对城镇就业替代差异分析——以湖北省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为例

对湖北省不同规模城市进行外来劳动力对城镇就业替代实证分析发现,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替代的范围和水平有明显的扩展。外来劳动力在金融保险业已经占据主导位置,在采掘业、制造业等行业外来劳动力对城镇劳动力就业具有较高的替代水平。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随城市规模的增加,替代水平迅速增加。     

中国城市规模结构的省际差异及未来的发展

本文对 1 999年中国各省、自治区城市规模结构的特征进行了聚类分析 ,表明许多省、自治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均具有某些缺陷 ,而且位于三大地区的省、自治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具有一定的差异。本文认为 ,在 2 1世纪 ,中国三大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重点应当根据各自的特征而有所不同 ,而且 ,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的大城市都应当而且必将得到优先发展。中国需要发展的是大、中、小城市 (镇 )结构合理和城市整体功能可以得到最大发挥的城市体系。     

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三群体研究

关于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问题,过去已有大量文献,但研究重点是农民工。这里把外来市民纳入观察视野,利用2008年"迁移和流动劳动力与中国大城市发展"调查数据,分析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发现:在工资收入上,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之间没有净差异;在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与上,本市居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参与的可能性依次递减。这意味着,工资收入已经基本上由劳动力市场决定,而社会保险参与依然与户籍身份有关。不过,这种关联方式已经从过去的城乡户籍身份歧视转向本地/非本地权益差异。     

地方品质与经济机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于CLDS 2016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考察了决定中国城际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区域和个人因素。旨在评估流动劳动力选择目的地时地方品质、就业机会和经济结构的相对权重,以及这些地方因素在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中的作用程度。结果表明:(1)地方品质对吸引迁移人口流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大于就业机会带来的效应,迁移人口会倾向于流向地方品质更好的城市。(2)通过对比地方品质和工资水平对流动人口流向选择概率的影响可以计算得到流动人口对于地方品质水平提升1个单位的支付意愿约为9.70元。(3)从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个人消费服务、地区基础结构和公共服务对本地吸引人才流入的能力均表现出显著的带动性;年轻一代和室内工作的劳动力群体更加注重环境因素的考量,对城市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于地方品质,高教育水平劳动者受到高工资水平的调节作用更大。来自城镇的劳动者更加重视地方品质建设对自身带来的影响,而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更加注重工资报酬所带来的经济效用;流入内陆、淮北地区、特大、超大和高收入阶段的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城市地方品质的影响效果更显著;流入内陆、淮南地区、大中小和中等收入偏上/偏下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工资水平的影响更显著。     

新疆的劳动力市场和少数民族劳动者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分割性,这种“分割性”具体表现在城乡之间的分割、城市内部之间的分割、农村内部之间的分割。本文以新疆劳动力市场为例,考察了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分割,特别是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及其产生的主要问题。新疆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民族成分构成较高,劳动者主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二产业就业,人力资本投资普遍不足的特点。从劳动力市场指标来看,新疆的失业率水平虽然总体比较平稳,但是少数民族劳动者的失业率较高。他们的工资水平较低,流动意愿也不高,这进一步阻碍了其提高收入和改善经济地位的可能性。政府在制定宏观劳动政策时必须注意这些特点,改善劳动力市场中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     

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运用多层次Logit模型分析影响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的个体因素和迁入地因素。研究发现,外来人口的迁移行为发生较大的变化,城城迁移所占比重的上升导致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户口类型等因素对迁移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迁移更多地表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由于外来人口在就业和工资收入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加之迁入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业岗位的增加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并且其预期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相脱离;城市平均工资增长率的提高对非正规部门劳动力产生了挤出效应,减小了潜在迁移者的迁移概率。     

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力分析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式。现阶段,我国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且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空间也在不断扩大。但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却出现了"民工荒"现象,且愈演愈烈。这不仅阻碍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给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巨大的冲击。通过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力进行测算和分析,得出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力不足,是造成"民工荒"现象日益突出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动力的对策。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我国四大一线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测算与比较

近年来,我国城市最低工资标准过低成为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常态化诱因,尤其是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表现明显。本文选取我国四大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析它们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现状,并运用ELES模型测算其最低工资标准,结果显示:目前最低工资实际标准与理论标准仍有差距;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平均工资比例偏低,与人均GDP比例关系失调等问题。     

我国男性的婚姻溢酬——基于内生选择性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8年的RUMiC（中印农民工调查数据）构造内生选择模型分析我国男性的婚姻溢酬。OI．S结果显示,控制个人特征和单位特征后,已婚男性的工资大于未婚男性的工资,婚姻溢酬为O．360。控制了婚姻选择性和妻子工作时间内生性后,使用Hekman两步法对此分析后发现婚姻溢酬更大一些,达到了O．523;这表明我国男性的婚姻溢酬不能简单归因于选择性假说,即已婚男性比未婚男性拥有更高的不可观测的生产力。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我国男性的婚姻溢酬可以用生产力假说中的家庭内部分工理论来解释,OLS和Heckman两步法的回归结果均表明,我国男性的婚姻溢酬随妻子的工作时间上升而下降。     

中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特征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规模、家庭财富、受教育程度等影响劳动供给行为的因素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就业政策的制定和相关福利政策的实施都有较大影响。运用来自29个省市6675个城市家庭、8771个居民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曲线整体上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特征,随着工资上涨,劳动者工作时间随之增长,但是工资弹性仅有0.52,处于缺乏弹性的区间;分类型看,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工资弹性较大,对工资变动更加敏感;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收入弹性更大,对收入变动更加敏感;分年龄阶段看,18—30岁的新生代劳动力工作时间受工资和非工资收入影响均不显著,31—45岁的劳动力比45岁以上劳动力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更高,对工资和非工资收入更加敏感。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细化实施就业政策和制定相关福利政策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不断减少、男女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收益率的逐步收敛,人力资本、职业和行业分布已经无法解释我国性别工资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家庭出发,考察婚姻、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这些典型的家庭特征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运用2016年CFPS数据,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研究结果表明:婚姻通过增加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子女间接影响女性工资,家务劳动时间和母亲身份对女性工资率具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女性平均每周承担家务劳动17小时,这导致其周工资率减少34%,子女降低母亲8.5%的周工资率;相对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每周多做7小时家务,这降低了她们14%的周工资率。男性则存在婚姻溢价效应。Oaxaca分解也显示,家庭特征,尤其是家务劳动时间,是性别歧视之外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本文按收入阶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特征可能引起低收入阶层更大的性别工资差异。本文的分析还显示,家务劳动对男性和女性具有门槛效应,且阈值位于10.5小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