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非农就业与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

农村妇女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关注的重点群体，为农村妇女赋权赋能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实现家庭和社会和谐，助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文章首先基于相对资源理论和文化规范理论剖析非农就业对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的作用机理，其次使用CGSS(2017)数据基于广义精确匹配（CEM）方法建立逆概率加权回归（IPWRA）模型，分析夫妻非农就业模式的差异对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程度的影响，最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ME）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非农就业是影响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的重要因素，其影响机制取决于夫妻双方就业模式的差异，妻子非农就业主要依靠性别角色观念和收入效应赋予农村妇女“能力性”领导权，丈夫非农就业主要通过让妻子递补性地承担家庭决策赋予妻子“缺席性”领导权，而且不同的夫妻就业模式对子女教养、父母奉养、家庭用品支出分配以及购买高价家庭用品等事项决策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     

促进还是抑制:疾病负担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17年湖北省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疾病负担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疾病经济负担显著促进农村妇女从事非农就业,而疾病照料负担显著抑制农村妇女从事非农就业,这种影响力度随着治愈时间增加而消减。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家庭成员患病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影响机制不同,老人患大病所产生的照料负担会驱使农村妇女增加非农就业,且儿童患大病所产生的经济负担也会迫使农村妇女减少非农就业。基于此,本文从农村疾病防治、集体照料和灵活工作制三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资本类型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来自江苏的证据

利用江苏地区农户调研资料，归纳总结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及主要特征，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剖析资本类型对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以职业规划能力和受教育程度为主的个体资本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但作用程度低于其它资本。其它资本中以社会资源衡量的社会资本对非农就业行为影响尤其显著。资本类型对非农就业区域的影响远高于非农就业行业。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提出提升群体受教育水平和职业规划能力、构建多维度非农就业权益保障机制与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优化产业区域布局与发挥城市集聚效应的政策建议。     

子女教育与家庭贫困的代际变动

子女教育是影响农村家庭贫困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14省区609户农村家庭调查结果分析,发现子女教育有加深父代家庭贫困状况的迹象,子女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自身一代家庭摆脱贫困的比例越高,并且能传承下代家庭使其免受贫困;家庭贫困代际变动的教育断裂点为15年(大专教育)。     

我国农村居民健康人力资本对其非农就业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和2012年的数据,建构自我健康评价、体质指数BMI和近期的身体状况作为我国农村居民健康人力资本度量指标,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及其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本文选择赫克曼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观测数据所带来的自选择问题,实证结果发现良好的健康状况对我国农村居民参与非农就业和获取非农就业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和非农就业收入具有显著性别差异,对农村男性居民非农就业和非农就业收入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年龄、婚姻、教育、户籍等其他控制变量也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及其非农就业收入产生了显著影响。     

子女教育对中老年父母健康的影响

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同时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尤其是年轻人群体,这使得子代的教育水平通常会高于父辈。自Grossman(1972)从理论上提出教育会对健康产生正面影响以后,国内外大量文献从实证上证明了两者的关系,但是现有研究基本忽略了子女教育对父母健康的影响。本文通过使用2015年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OLS和工具变量等计量方法考察子女教育对中老年父母健康的影响。考虑一个家庭可能有不止一个子女,为此以受教育程度最大的子女样本作为基准回归并采用受教育程度最小的子女样本对结果进行检验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发现子女教育对中老年父母健康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采用受教育程度最小的子女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并未发生改变。异质性分析发现子女教育对父母健康的影响存在年龄异质性,即子女教育对60岁及以上群体父母健康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对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子女教育能够通过放松父母所面对的预算约束和优化父母健康行为促进其健康改善。基于以上分析,文章认为现阶段在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以及农村地区增加对下一代的教育投资可以显著改善其父母健康。     

农村女性相对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文章基于2011年5月对河北省围场县和赤峰市城郊农村进行的实地调研,根据在调研区域内对农村女性相对剩余劳动力中的21人进行的深度访谈和对200人进行的问卷调查,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地区因素对农村女性相对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农村女性自身所拥有的非农技能影响作用最大;其次是居住的地区及地区拥有的乡镇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的数量;再次是家庭成员意见、家庭劳动力的人数和非农就业意愿;年龄和家庭耕地面积影响较小。最后从加强非农技能培训、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力倡导自由灵活行业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江苏省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对江苏省农村的问卷调查,建立Probit模型来研究影响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的增长降低了女性从事非农就业尤其是外出就业的可能性;文化程度越高的女性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大,且文化程度越高者更倾向于留在本地就业;拥有技能的女性通常选择外出就业;配偶从事非农就业的女性比配偶纯粹务农的女性更有可能从事非农就业;另外,相比较于经济发达的苏南农村,苏中与苏北农村非农产业部门的吸纳能力相对不足,当地女性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外出.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监护与影响

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中,对子女的监护方式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考虑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家庭责任和义务基础上,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监护的方式与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监护方式可以按地区角度、孩子被监护角度和对子女教育监护要求程度三个方面进行划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监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流动人口的生活方式、所从事的职业性质、与子女交往的方式以及他们自身所形成的多元教育观念。     

从社会性别视角探析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转移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过程中,农村妇女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无论是转移规模还是外出务工的工资水平都低于男性。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从社会性别视角关注农村妇女的就业状况,分析不平等及性别歧视是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重要障碍,建议政府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促进男女两性平等,从而促进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的顺利转移。     

失业率、年龄结构与人口迁移率的相关性研究

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及实践两种角度，对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年龄结构及失业率是人口迁移率大小的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的相关性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 21世纪我国人口的迁移做了预测。     

甘肃省人才问题研究

本文对近10年来甘肃省人才状况进行了简要总结和分析.通过对人才总量及相对存量、人才的地区分布、人才的行业、职业构成以及科技、教育(主要是师资)状况的分析,就我省人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指出了症结所在.     

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248名八旬老人与437名七旬老人的生活质量(QOL)与生活满意度(DSL)的调查分析,发现八旬老人生活质量不如七旬老人,但生活满意度却优于七旬组;八旬老人呼吸系统与五官科疾病多见,但影响八旬老人生活质量的主要疾病是心脑血管疾病与糖尿病;婚姻状况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有重大影响.     

农民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以南京市为例,在描述外来农民工劳动权益现状的基础上,采用相关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是否拖欠、劳动安全的状况及日工作时间的长短4个方面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就业的行业和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对于劳动权益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工会会员身份、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等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没有显著的影响.     

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家庭规模、代数、结构和居住安排等方面,描述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特征.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为2.46人;平均1.54代人;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占68.6％),单人家庭次之(占27.0％),主干家庭和其他家庭各占3.3％和1.1％;2/3的子女与流动父母同住.但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掩盖了较大的地区性差别:中部地区和跨县流动者的家庭规模最大、代数最多、家庭结构更复杂、子女更易与父母团聚,而在东部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跨省流动者中,家庭规模最小、代数最少、结构最简单,团聚更不易.这些特点透视出,各地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家庭团聚设置的门槛不同,同时也折射出流动人口的自选择性.     

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隶属等级分析

基于反映健康不同维度上的50个变量,本文用隶属等级模型将1998年被访高龄老人的健康状态分为健康、比较健康、功能受限、体弱多病、极度虚弱五个纯类.分析结果表明,健康隶属度随龄增加而递减趋势明显,城乡在健康隶属等级上的差异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总体上说,健康隶属等级年龄差异大于性别差异,性别差异大于城乡差异.     

提高安徽省人口文化素质的思路与对策

安徽省经济基础薄弱,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教育事业总体上比较落后,导致安徽省人口,尤其是劳动人口文化素质偏低,严重地制约了安徽省经济的发展。针对安徽省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人口文化素质的实际状况,结合省情省力和"科教兴皖"战略,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包括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调整教育结构;增大政府教育投入,并建立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巩固和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优化农村教育结构;加强师资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等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     

对我国人口城市化道路的思考

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对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走什么样的人口城市化发展道路一直是一个很重要又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反思,提出了我国应走以规模扩大式为主的人口城市化道路。     

The Importance of the Geographic Level of Analysis in the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The Case of Spain

There is a growing literature on the assessment of quality of life conditions in geographically and/or politically divided regions. Sometimes these territories are countries within a specified supranational structure, such as the European Union, for instance, and sometimes they are regions within countries. There is also some research that focuses on the municipal level of analysis,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life in cities. In the end what the researcher obtains is, at best, an average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specified territory. However, if results are intended to have policy implication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variance in living conditions within regions. In this paper we attempt to quantify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ree different geographic levels of analysis in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Spanish population. The geo-political division in Spain consists firstly of regions called Comunidades Autónomas, which are then divided into provinces which in turn are divided into municipalities. We are interested in evaluating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quality of life conditions of an average person living in a given municipality are explained by the province and region in which the municipality is located. To do so, we first construct a composite indicator of quality of life (QoL) for the 643 largest municipalities of Spain using 19 variables which are weighted using Value Efficiency Analysis (VEA). VEA is a refinement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that imposes some consistency on the weights of the indicators used to construct the aggregate index. The indicators cover aspects related to consumption, social services, housing, transport, environment, labour market, health, culture and leisure, education and security. We then make a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the VEA scores to asses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hree levels of geo-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unicipal level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accounting for 52% of the variance in QoL. Regions explain 38% while provinces only account for a moderate 10%. Therefore, political action at the regional and municipal level would seem to have a larger impact on QoL indica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