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牛鼻子,莫抓牛尾巴”

北京市朝阳区是个百万人口的大区。全区30％是农村人口,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速度很快,而且人口年龄构成轻。据1979年统计,总人口中30岁以下的占57.8％,控制人口的任务十分艰巨。党中央、国务院号召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以后,部分干部和群众认为“只生一个,这不是‘拉秧子’了吗?”有的说“号召不是法律,可以响应,也可以不响应。要生你就生。”特别是农村,议论更多。尤其是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以后,有些社员说“要想富的快,多生儿子多种菜”。多生多育的思想有所抬头。     

农村城镇化与城镇农村化研究

80年代城镇标准的改变和“市管县”、“镇带村”、“整县改市”等方案的实施,使我国城镇化产生和加强了两种特有的重要现象:一是农村城镇化,农村地区城镇迅速扩张,即所谓小城镇道路使农村城镇人口占县域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二是城镇农村化,即大量的农业人口或村委会人口被划入城镇“版图”,市镇人口中农业人口比重迅速上升。     

农民、土地和儿子——兼与陈永平同志商榷

1991《人口研究》第一期刊登了陈永平同志的文章,题目是“儿子与超生”,副题是“农村人口难以控制之谜及对策”(以下简称陈文)。陈文对农民追求儿子的动机和由追求儿子而带来的农村多生超生现象进行     

人力资本投资：应对“三农”问题的战略选择——关于实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程的思考

转型时期我国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对有限农业资源的巨大压力所导致的农村劳动力不充分就业乃是当前“三农”问题本质所在。对农村人口“开流断源”即“转移农民 ,减少农民 ,农民变市民”是应对“三农”问题的根本选择。建议立即启动普及基础教育为主体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程” :( 1 )由中央财政直接承担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 ;( 2 )重建农村合作医疗网点 ;( 3)继续强化农村计划生育 ,切断人口过量增长的“源头” ;( 4 )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的制度创新保障人力资本投资的公平性。     

政协委员杨魁孚——呼吁切实解决农民养老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工境委员会副主任杨魁孚说:鉴于目前我国“未富先老”、老龄化速度加快的国情,应对老龄化农村是重点。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44亿,占总人口比重11％,其中60％分布在农村。农村老年人口是弱势群体,绝大多数依靠土地养老、家庭养老,然而传统的农村养老模式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首先,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养老     

调整利益导向机制 控制农村人口增长——苏北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正> 据调查,目前苏北农村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农民盼望多生和生男孩的要求依然十分强烈,超计划生育的现象时有发生。控制农村人口过快增长,光靠简单的行政措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调整经济利益导向机制。因为人们的生育行为,归根到底,为现实的物质利益所驱动。然而,农村现行的经济政策与控制人口有较多的不相协调之处: 1.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刺激着农民的超生愿望。近几年,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了“户为单位”的生产经营     

充分发挥利益导向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作用——苏北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调查

笔者近日调查,目前苏北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依然较快,农民盼望多生和生男孩的要求十分强烈,躲胎、超计划生育的现象时有发生.笔者认为,控制农村人口过快增长,光靠简单的行政措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调整经济利益导向机制.因为人们的生育行为,归根到底,为现实的物质利益所驱动.调查发现,现行农村的经济政策与控制人口有较多的不相协调之处:1.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刺激着农民的超生愿望近几年,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了“户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格局,强化了家庭作业的个体功     

我国农村人口失控原因

刘宇等在《农村改革》第1期上撰文认为,近几年我国农村计划生育率下降,“个别地方计划生育率只有34％,人口发展处于失控或半失控状态。其原因可以概括为:(1)繁殖生育能力的自然性,一方面是优越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是旺盛的生育遗传基因,造成了我国农村人口繁殖机能的良性遗传。 (2)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传统的生育观念为“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至今在     

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还要有相应的措施

我国人口中农村人口占80％以上。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搞得好不好,对于能否在本世纪末把我国总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起着决定性作用。农村计划生育的任务最艰巨,各方面条件又最差。因此,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要有相应的措施。孙淑清同志在《人口与经济》今年第四期“计划生育大家谈”专栏中提出的对我国人口投资的三项建议是有利于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措施,我十分赞同。此外,本文再提出四点建议: 一、建议国家给农村增加农村计划生育事业费     

应当把解决“养儿防老”问题列为农村人口控制工作的战略措施

当前影响我国农村人口控制工作的主要障碍是思想障碍是“重男轻女”。郑桂珍认为,只要妥善地解决“养儿防老”问题,就可以克服“重男轻女”思想,使我国农村控制人口的工作顺利推进。为此,首先需要弄清“养儿防老”思想在我国农村广泛存在的原因。郑认为,原因主要有六个方面。第一,解放后我国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集体经     

试论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问题

一关于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问题,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城市的计划生育工作比较好搞,控制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困难不大,而限制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已经有了不少经验并取得很大成就;于是最困难的就是在抓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还要为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剩余人口寻找出路,从而便得出“离土不离乡”的要求,和发展农村集镇的问题。     

发展老年保险和老年服务事业是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战略性措施——兼论“生小”与“养老”一起抓

<正> 一、问题的提出为了降低我国的人口出生率,控制人口增长速度,我国的人口政策是:限制人口数量,奖励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但在具体的实施中,困难不小,阻力很大。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没有造成人们少生少育的客观条件。人们生育多少孩子,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它牵涉到家庭利益,也牵涉到一系列的社会因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要摸清人们要求多生多育的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我们要注重“生小”与“养老”之间的内在联系,努力从内部去影响人口的发展过程。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村人口城镇化

<正>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以及随之发生的城乡人口分布结构的变化,是我国正在经历和必将经历的人口变换过程。其特点是:农业劳动力在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并不表现为向大中城市的迁移运动,而是在“离土不离乡”的人口流动中向小城镇移动和聚居。农村人口城镇化,是指伴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通过人口迁移发生的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我国人口的城镇化道路,是农业劳动力首先大量地转为亦农亦非人口,继而向“就地靠乡”的小城镇移动和聚居,有层次、分阶段地分别进入小城镇体系;在大城市“截流”、中小城市“疏导”、小城镇“蓄水”的交互作用中,将“人口流”截在小城镇这一格,减少大中城市在“超负荷运行中”的人口压力,形成工农结合,城乡结合,以就地转移为主,小城镇容纳为主,亦农亦非为主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儿子与超生——农村人口难以控制之谜及对策

我国农村人口问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引人注目。以1944年为转折点,我国人口出生率在持续下降之后,出乎寻常地开始弹性回升。“一胎政策”在农村受到挑战后,政府对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从80年代初的“提倡一胎”,调整到1982年放     

江浙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探析

农业人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逐步向非农业人口转化,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我国农村发生的一场深刻的人口和劳动力转移的变革,对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最近,我们在江浙一带对农村劳动力进行了一些调查,深感这一变革的迅猛。 一、农村商品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基础。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农村劳动力结构的现代化,而劳动力结构的现     

老年保障社会化:走出我国农村人口困境的理性抉择

近年来,我国农村人口控制工作步履愈益艰难,“人口失控”一词屡屡见诸于报端,为了有效地控制农村人口的盲目增长,各级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殚精竭虑,其宣传声势之大,人、财、物投入之多,惩罚措施之严,不可谓不深入人心,然而却并未出现人们所希望出现的效果.农村人口“超生”之风近年来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晚婚、晚育”与“早婚、早育”对今后人口增长影响的比较——据广东省未来100年人口发展趋势预测

“晚婚、晚育、少生”是我国推行计划生育的一项重大政策,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少生”,即“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大力推行“少生”,固然是加速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关键,但坚持提倡“晚婚、晚育”,也是当前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一项重要措施,特别是近期内,更应该重视这项工作。     

农村人口出生率回升说明了什么?

<正> 自从今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各级党委和政府发出“要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指示以来,全国农村正在形成“两种生产”一起抓的新局面。为了进一步发展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大好形势,继续做好农村人口的计划控制,我们有必要通过对农村人口生育率回升原因的探讨和分析,发现以往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为促进目前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参考依据。导致农村人口生育率回升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历史造成的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末是我国人口过速增长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出生的青年人现已陆续进入婚育期,新的生育高峰将持续出现。这种情况表明,一旦历史上人口发展失去控制,势必对今后的人口发展产生长远的周期的影响。二是目前的社会经济因素的     

中国节制生育、计划生育要事编年(一九四九年——一九八四年)

<正> 八月《经济研究》载张培刚、毛钢、胡俊杰文《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与中国人口问题》,否认中国有人口压力,但赞成宣传和提倡节制生育。八月经教育部批准,在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人口研究室。八月二十日陈云副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言说:“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中央和各省市都要成立专门委员会”,“可以号召共产党员不生第三个孩子。”     

从人口学的视角看中国“三农”问题——试论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交互影响

中国农村人口数量的减少,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之一,有利于缓解农村人口过多的压力,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在人口领域的反映,农村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互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