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婚姻状况变迁及婚姻挤压问题分析

本文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城乡之间的比较，借助对婚姻挤压以及中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的系统描述来揭示其存在的特征和后果。婚姻挤压和大龄未婚现象既与个人因素有关，同样受到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不仅在性别上有所差异，城乡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别，农村未婚女青年的比例较低，最多的大龄未婚女青年集中在城市。而婚姻迁移和社会对于男女两性的期望不同将会对新的婚姻挤压问题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高知大龄未婚女性的婚恋问题浅析

在男女性别比居高不下。男性人口远远高于女性人口的当今中国,却出现了高知大龄未婚女性婚恋难问题,这一奇特的社会现象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本文认为高知大龄未婚女性婚恋问题主要源于“结构性剩余”,在对高知大龄未婚女性婚恋难问题已有的多角度理论研究回顾的基础上．主要从人口与经济的视角对高知大龄未婚女性“结构性剩余”现象的原因进行深入发掘。最后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举措。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基于性别不平等视角的认识

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是在中国农村普婚制社会下长期存在的现象。文章利用全国性的专项调查、主流媒体报道和实地调查数据,从婚姻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视角来研究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困境。宏观数据分析显示,用性别结构失衡来解释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剥夺显得原发性因果关系不强和实证性不足,而简单地以贫困概括农村大龄男性婚姻困境的主因并没有充分考虑婚姻的本质和功能。基于性别不平等的理论视角和实证研究,认为婚姻市场上性别不平等对贫困男性婚姻困境的影响远比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要,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困境具有独立于个体内因的社会经济结构性的成因。     

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态势与特征——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第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面分析近年来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态势与特征。研究表明,男性婚姻挤压现象及其后果已全面显现：2010～2020年全国婚龄人口性别比急剧升高,预计2036年将升至峰值116.13;与以往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不同,当前经济发达且城镇化率较高地区的未婚男性过剩现象也逐步显现;男性婚姻挤压导致男女两性间初婚水平和模式的差异巨大,男性初婚概率较女性明显偏低,未婚男性成婚期望年数大幅增加;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规模始终较大、比例始终较高,城镇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也日益凸显,2010～2020年45岁及以上城镇未婚男性由176.04万人增至387.77万人;大龄未婚男性的经济资源相对匮乏,对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依赖加重,在老年阶段处于不健康状态的比例上升且独居比例较高。     

性别失衡背景下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基于中国农村地区的研究发现

基于2008年安徽省CH市JC区的调查数据,通过与同年龄段已婚男性的对比,对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男性婚姻挤压导致大龄未婚男性难以获取正常、稳定的性行为,商业性行为作为一种有效的替代和弥补方式,其发生率在农村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当中存在显著升高的可能性;相对于较高的商业性行为发生率而言,大龄未婚男性的安全套使用率处于较低的水平,使得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具有高风险特征。     

中国大龄未婚问题及特点

一 我国大龄未婚人口概观 (一)性别构成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82年我国28—49岁未婚人口共有11269362人,占同龄人口的4.36％。其中男性为10555559人,占同龄男性人口的7.78％,女性为713803人,占同龄女性人口的0.58％。大龄未婚男性是大龄未婚女性人数的15倍。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全国28—49岁未婚人口又有所增加,达到     

大龄未婚对农村男性主观福利影响评估研究——来自CGSS2010的经验证据

利用CGSS2010调查数据,本文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处理婚姻状况自选择效应,定量评估了大龄未婚对我国农村大龄男性主观福利的影响.在反事实概念框架下,大龄未婚对我国农村男性有着不显著的负面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幸福的婚姻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资源保障,仅靠婚姻本身难以显著提升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主观福利.在努力降低性别比例失衡的同时,有必要出台政策改善农村大龄男性社会经济状况以提高他们的主观福利.     

青年人口迁出对农村婚姻的影响

我国当前农村青年外流对地区婚姻问题和自身婚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自身婚配的影响,一些大龄未婚农村外流青年择偶难;二是贫困地区女青年婚姻迁移导致当地男性青年成婚困难;三是农村已婚青年流动对婚姻稳定性产生影响。针对农村青年外流带来的婚姻问题,要关心大龄未婚打工仔和打工女的婚姻问题;要关注农村单亲家庭中的孩子;要关注婚姻迁移导致的贫困农村地区“弱势累积”问题。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保障需求与供给分析

在构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保障需求量测算模型的基础上,对相关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资料进行了处理,测算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人均社会保障需求量和社会保障需求总量;比较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和已婚男性的社会保障实施现状,分析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保障供给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改进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保障需求的对策建议。     

北京市大龄未婚问题的研究

本文根据１９９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对北京市大龄未婚问题进行了分析。与１９９０年相比，大龄未婚比例未见明显变化，但人数有所增加。目前在北京的大龄未婚者集中于同龄人口的两极：一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背景优越；另一极社会地位偏低、各方面条件均较差。前者的大部分男性是自愿倾向晚婚而非选择困难；而前者中诸多女性和后者中的大部分男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择偶难的大龄未婚青年     

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男性养老意愿的影响——基于压力应对理论的分析

我国农村持续的性别失衡带来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对家庭养老造成不利影响。本文利用2009年福建省X市的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基于压力应对理论分析主客观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男性养老意愿的影响。分析发现,在面对未来养老压力时,客观存在的婚姻挤压现状比主观遭受婚姻挤压更能构成养老压力源,大龄未婚男性拥有的养老资源少于已婚男性,因此大龄未婚男性更容易采用消极的退行方式应对养老,即不为养老做任何准备。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研究——基于借贷网络的视角

本文采用定量统计和回归分析的方法,试图从借贷网络视角来考察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资本状况,以发现婚姻状况和地域差异是否会影响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资本。结果表明,不同婚姻状况的农村男性和不同地域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数量和来源有显著差异,婚姻状况对农村男性社会资本不存在影响,地域因素对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也不存在影响。     

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安全性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

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研究了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倾向的心理因素和社会人口统计因素。数据来源于2008年8月-9月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JC区开展的＂农村大龄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积极的互动态度、较高的性伴规范,较高的知觉行为控制和首次性行为中使用了安全套的经历与大龄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倾向显著正相关。此外,较小年龄组的未婚男性更倾向于使用安全套。本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机制,能为促进农村地区安全性行为的干预项目提供理论借鉴和支持。     

大龄未婚男性的生理与心理福利

中国大量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与社会安全之间的关系引起国内外政府和学术界的深切关注。通过分析国外对大龄未婚男性的研究文献,总结国外大龄未婚男性的生理、心理状况以及影响生理和心理状况的重要变量——社会网络与支持状况。国外研究的方法、思路和结论都能为中国深入研究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自身的福利和该群体与社会安全的关系提供借鉴和启示,今后的研究应该以与已婚者进行比较的方法,从大龄未婚者的生理和心理福利着手来进行。     

数量视角下中国青年婚姻态势的城乡比较

文章对晚婚、大龄未婚、终身不婚几个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结合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对当下中国青年婚姻状况进行分城乡比较和考察。指出城市和农村在婚姻年龄模式上,男性＂大龄未婚者＂所面临的终身不婚风险上均存在着差异,并对这些城乡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其可能的社会学后果进行深入思考。     

浙江省人口婚姻状况分析

婚姻是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婚姻状况是指人口在某一时点所处的不同婚姻状态的人数和比例。现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和1‰生育率抽样调查的资料,将浙江省人口婚姻状况初析于下。 (一)未婚人口状况 1982年我省未婚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29.42％,男性未婚人口占男性15岁及以上人口34.62％,女性未婚人口占女性15岁及以上人口23.81％。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代际经济支持研究

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带来的女性缺失正日益加剧农村男性的婚姻挤压,而农村大龄男性不能结婚有可能对家庭养老功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代际支持的投资回报理论,对2008年安徽乙县农村调查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儿子的婚姻状态与父母经济支持的获得有密切关系,投资回报理论能较好解释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对父母经济支持较弱的现象;儿子的经济状况、父母的需求和父母对儿子的经济投资都会显著影响父母所获得的经济支持。研究有利于理解男性婚姻挤压对社会养老保障的影响,对及早制定有针对性的社会养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找回家庭：对农村单身现象的再解释——对赣南茶村的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分析

本文延承布迪厄的学术遗产,通过对茶村大龄未婚男青年进行分析后指出,家庭不仅构成了婚姻生活的重要场域,同时亦对婚姻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婚姻由家族事件变成家庭事件时,它由一个“公共事件”转变成“私密事件”,他人对于族人婚姻的关注与贡献也急剧降低;“家风”作为婚姻市场上的道德要价,对婚姻双方的社区道德和口碑提出了要求;当男青年的家庭结构不完整或经济实力不济,这将使得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无法获得女方的青睐。     

中国分性别婚姻推迟及其补偿研究北大核心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人口出现了明显的婚姻推迟现象。婚姻推迟与补偿问题不仅关系婚姻家庭本身,而且与生育水平紧密相关,因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以往相关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对于婚姻推迟仅仅是人口步入婚姻的“进度”上的减慢,还是随着结婚年龄的推迟最终导致相当比例的人终身不婚这一问题,现有研究持不同观点,需要进一步检验。第二,以往相关研究多关于女性,但在中国婚姻挤压非常严重的人口结构背景下,分析比较两性婚姻推迟与补偿的特点更具有意义。第三,以往研究在方法上多使用净婚姻表分析其主要指标,但净婚姻表因纳入了死亡因素反而不能反映婚姻的“净变化”。鉴于此,文章利用我国最新普查数据,采用粗婚姻表以及婚姻补偿指数等多个统计指标,从队列和时期视角探讨近30年来中国婚姻推迟趋势及其补偿效应,特别关注在婚姻挤压背景下婚姻推迟与补偿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婚姻推迟程度不断加深,近20年男性婚姻推迟程度高于女性;男女婚姻推迟的补偿效应不断减弱,且男性婚姻推迟的补偿效应低于女性。根据男女婚姻推迟与补偿、终身未婚比例的变化趋势,未来15-20年我国男性将过渡到晚婚不婚模式,而女性还将保持在晚婚普婚模式。我国婚姻推迟与补偿的性别差异与婚姻挤压有密切关系。     

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影响

出生性别比失调和随生育水平下降而来的人口结构转变的双重作用，可能导致中国未来婚姻市场两性人口失衡。其中，夫妇年龄差规范的存在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制约着婚姻匹配。本文利用中国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一次“自然实验”，分析了婚姻拥挤因素对人们婚姻行为、婚姻状况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婚姻拥挤对夫妇平均年龄差及其年龄差分布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而处于婚姻拥挤状态的男性和女性在完婚途径和婚姻状况方面又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