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初婚模式变动趋势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的初婚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使用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IPUMS数据,通过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曾婚比例、年龄别初婚概率、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等指标探究我国女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初婚模式变动情况。研究发现30多年来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上升,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25.60岁,而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迟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明显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另外,通过对各教育程度平均初婚年龄标准化与分解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对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影响作用增大;20-30岁年龄段女性婚姻推迟明显,曾婚比例不断降低,但女性终身未婚比例很低,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婚姻推迟现象最为明显,但其自身的结婚意愿并未降低,大部分女性只是推迟结婚时间,并不是不结婚。对净婚姻表各指标进行计算发现1982-2010年女性的年龄别初婚概率下降,尤其在20-30岁年龄段下降明显,初婚峰值年龄推迟,结婚年龄集中现象减弱。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速度趋缓,随着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2010年27岁之后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要高于1990年与2000年,29-35岁女性的预期单身寿命也较前30年低,较大年龄未婚女性结婚等待时间缩短。     

晚清东北地区人口婚姻状况探析

晚清时期,东北地区人口婚姻带有地域特色:已婚人口中女性婚配人口多于男性,婚龄普遍为早婚,且男小女大;未婚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男女终身不嫁的不婚人口很少,但男性较多;丧偶人口中,守寡女性占据绝大多数,鳏夫续娶较多,寡妇再嫁则很少;离婚人口中,有休妻、出妻等绝婚现象,但离婚人口很少。种种婚姻状况,主要是由于东北民族婚俗与陋习、东北移民人口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     

中国女性初婚进度的新变动、原因和趋势

文章采用队列分析视角，利用七普资料重构中国城乡女性出生队列的初婚进度。研究结果表明：（1）列克西斯平面图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中国女性初婚变动历程中年龄、时期、队列3个维度的特征。从时期效应看，2010年以来女性初婚风险率快速下降、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农村女性因起步晚而变动更快；从队列效应看，1986年以后出生的年轻队列初婚风险率整体降低，终身曾婚比例可能与较早队列存在较大差异。（2）七普数据表明2019年城乡女性初婚率大幅降低，调查误差不足以解释这一变动，婚姻市场性别失衡、女性教育提升及性别观念改变可能造成女性初婚率和终身曾婚比例的真实下降。（3）利用初婚年龄分布参数模型进行的外推预测结果表明，1980年之后出生队列终身未婚比例将较快上升，到1990年队列预计达到4.6%～9.0%；其中城市女性更高，预计达到4.5%～13.8%；乡村女性异质性更强，社会压力很难扩散而趋弱，终身未婚比例在1985年之后队列上升很快，将超过镇女性。较晚队列晚婚和不婚的趋势难以逆转，将深刻影响生育水平和婚姻家庭。     

上大学会多大程度上推迟初婚年龄?——基于IV-Tobit模型的估计

在估计高等教育会多大程度上推迟初婚年龄时会同时面临生存数据结构(Duration data)与内生性问题,以往文献无法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基于已有研究方法,本文设计了一种计量策略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将该问题等价转化为研究在给定年龄的条件下高等教育对已婚时间的影响,从而将数据转化为一个单方向截尾的数据结构并使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然后用是否在扩招后参加高考作为高等教育的工具变量,用IV-Tobit模型估计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高中毕业生,每多接受1年高等教育平均初婚年龄将推迟1.5年;相应地,大专、本科教育会将初婚年龄推迟4.5和6年。由于女性生育存在一个最佳的年龄阶段,因此该推迟效应可能会严重影响生育率和母婴健康。另外,高等教育对男性初婚推迟的效应大于女性,对非农业户口的影响大于农业户口,在东、中、西部地区没有差异。本文发现这种推迟效应主要是在校接受高等教育带来的顺延,高等教育并没有显著降低接受者的结婚意愿,上大学只是推迟婚姻,而不是终身不婚。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人口与较低教育人口的最终结婚率几乎没有差异。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我国的高等教育群体仍然具有较高的结婚率。政府应该采取积极措施降低他们步入婚姻的经济成本,延缓这种婚姻推迟的趋势。     

性别比失调的社会后果及其特点——来自对台湾人口的观察

由于特殊的政治军事原因 ,1 95 0年前后以青壮年男性人口为主的大批大陆人口迁入台湾 ,导致台湾部分年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性别比偏高使得处在婚龄段的男性人口成婚困难 ,男性终身不婚率高 ,老年离婚男性比例高 ,以及单身老人处境艰难。性别比偏高还导致婚姻年龄的性别差异扩大 ,经济落后地区女性外流严重。性别比失调的社会影响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空间上的扩散性、年龄上的传递性、社会影响的综合性和问题解决的艰难性等特点。     

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态势与特征——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第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面分析近年来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态势与特征。研究表明,男性婚姻挤压现象及其后果已全面显现：2010～2020年全国婚龄人口性别比急剧升高,预计2036年将升至峰值116.13;与以往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不同,当前经济发达且城镇化率较高地区的未婚男性过剩现象也逐步显现;男性婚姻挤压导致男女两性间初婚水平和模式的差异巨大,男性初婚概率较女性明显偏低,未婚男性成婚期望年数大幅增加;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规模始终较大、比例始终较高,城镇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也日益凸显,2010～2020年45岁及以上城镇未婚男性由176.04万人增至387.77万人;大龄未婚男性的经济资源相对匮乏,对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依赖加重,在老年阶段处于不健康状态的比例上升且独居比例较高。     

中国女性未婚生育现状及其婚姻进度效应

未婚生育状况及其婚姻进度效应是了解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观察点，对于理解中国婚育转变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国内研究主要将生育置于婚内讨论，鲜有关注婚前生育。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1980年以后出生女性的未婚生育现状，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和倾向值匹配方法考察未婚生育对女性进入初婚的影响。结果表明约6.5%的女性曾经历未婚生育事件，其中超过九成的未婚初育是计划内怀孕的结果，随着出生队列推移，未婚生育女性的比例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婚姻登记制度对婚龄的限制、传统事实婚姻惯习、计划生育对男孩偏好和多孩偏好的强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女性的未婚生育。从婚姻进度效应来看，未婚生育对女性初婚主要呈现出促进效应，且这种婚姻促进效应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有所增强。婚姻登记制度、相关落户制度等社会制度因素与子女中心主义、合法性诉求等个体观念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未婚生育的婚姻促进效应。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未婚生育领域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轨迹，传统观念和行为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错位与磨合是引发中国未婚生育及其婚姻促进效应的主要动力。在中国，生育和婚姻尚未出现“脱...     

数量视角下中国青年婚姻态势的城乡比较

文章对晚婚、大龄未婚、终身不婚几个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结合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对当下中国青年婚姻状况进行分城乡比较和考察。指出城市和农村在婚姻年龄模式上,男性＂大龄未婚者＂所面临的终身不婚风险上均存在着差异,并对这些城乡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其可能的社会学后果进行深入思考。     

青年群体晚婚对男女两性生育行为影响的比较研究CSSCI

文章使用CGSS2010-2018六年调查数据,从生育观念转变和教育正向同质婚配探讨了初婚年龄对青年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初婚年龄推迟显著降低了青年男女的生育行为,未发现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且对青年男性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青年女性,使用人口性别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2)青年男女初婚年龄推迟通过弱化传统生育观念和提高教育正向同质婚配概率是导致生育行为下降的主要原因,加之男性的生育意愿主导家庭的生育行为,因此晚婚对青年男性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大于女性;(3)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户籍晚婚对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大于农村户籍并且对城市青年男性的负向影响最大,农村青年女性的负向影响最小;青年群体初婚年龄增加对生育一孩、二孩和三孩的概率都显著为负且负向影响强度依次增强,而且负向作用男性大于女性;80后90后男性晚婚对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大于女性,但60后70后不显著。     

台湾人口婚姻:现状、特点与问题──兼与大陆地区人口婚姻状况的比较

由于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台湾的人口婚姻状况表现出自身的特点与模式。与大陆地区相比，台湾的年轻人更倾向于晚婚、人口的不婚比例偏高、离婚现象相对普遍、已婚有配偶比重较低，而丧偶情况复杂。但在夫妇年龄差、离婚率变动趋势、新郎新娘受教育程度匹配模式等方面，两地也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老年人的不婚与离婚、婚姻市场的“婚姻拥挤”、离婚率的持续攀升，是目前台湾面临的主要人口婚姻问题。     

1990～2020年中国的婚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

基于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不同人群婚育推迟的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初婚推迟在城乡普遍发生但并不同步，2000～2010年城市初婚推迟快于农村，2010～2020年农村初婚推迟加快，导致城乡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受教育程度提高显著推迟人们的初婚时间，其中，高等教育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在推迟男女两性初婚时间的同时，降低了男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的峰值向右向下移动，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推迟更快；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00～2010年生育推迟速度快于2010～2020年；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均不断推迟，其中，一孩和二孩生育推迟更明显；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明显。     

中国女性终身不婚率的初步研究

终身不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研究终身不婚,尤其是女性人口的终身不婚,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般而言,到60岁未婚便可认为是终身不婚。从人口学角度观察,中国女性终身不婚和终身不育,几乎可以划等号。因此,女性终身不婚率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一代人的生育水平。终身不婚人口还存在着老年供养和孤独等社会问题。     

中国离婚丧偶人口再婚差异性分析

根据对再婚率指标的考察,我国不同可再婚人口群体的再婚可能性存在一定差异性。总体而言,女性再婚可能性大于男性,低文化程度女性再婚可能高于高文化程度女性,高文化程度男性有相对较高的再婚可能。上述差异性可能与初婚市场上的婚姻挤压、再婚市场上的婚姻梯度以及高文化程度男性参与初婚市场上婚姻资源的分配有关。     

进城还是回村？——跨省婚迁者的空间选择

在经济社会转型、人口频繁流动的条件下,婚迁由乡到城的单向迁移转变成为城乡互动的双向流动。婚迁者留在城市还是回到乡村,要取决于多种条件。本研究通过测度跨省婚迁的性别比发现,自1990年来的20年间我国省际婚迁性别比下降近一半。全国省际婚迁性别比呈现城市-城镇-乡村两端大中间小的“微笑曲线”。在婚迁的空间选择上,男性以城市为主,女性则以乡村为主。进一步分析影响婚姻迁移的因素发现,经济变量中人均GDP对总婚迁和城市婚迁呈正向影响,城镇和乡村呈负向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状况对婚姻迁移产生正向影响,但消费的城乡差别则对其产生负向影响;人口的城乡流动与迁移以及社会变量中各因素对跨省婚迁产生正向影响,而文化变量中的各因素则形成负向影响。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地缘效应与驱动机制:男女有别吗?

文章基于空间OD模型和“六普”人口省际迁移流数据,研究中国人口省际迁移流的地缘效应、驱动机制与男女差异.文章得出的主要结论:(1)中国人口迁移流内含显著的空间依赖,其中迁出、迁入地独立的空间自相关效应促进人口迁移,而迁出地-迁入地交互的空间自相关效应阻碍人口迁移.(2)总体上,中国人口省际迁移流受迁出地推力作用弱于迁入地的拉力作用,表明人口迁移更多是出于对迁入地的“美好预期”,而非对迁出地的“过度抱怨”.(3)人口迁移流的驱动机制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迁移流受驱动因子的影响强于男性,女性的失业风险、就业歧视更为明显;男性在人口迁移的空间选择上受空间依赖的影响强于女性,这与性别禀赋和社会环境有关.     

婚姻与心理福利的性别差异性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数据,比较了不同婚姻状况、婚姻质量的群体心理福利的差异,并分析了婚姻状况、婚姻质量对心理福利的影响机制及其性别差异,探讨了家庭代际支持、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单身群体的心理福利比婚居群体差,心理福利也因婚姻质量而差异显著,但单身女性的心理福利好于婚姻质量差的女性,婚姻质量差的男性心理福利好于单身男性。回归分析结果也证实婚姻特别是高质量的婚姻对心理福利存在保护功能。婚姻状况对男性的影响较大,婚姻质量对女性的影响较大。另外,代际支持和个体地位也是影响心理福利的重要因素,对婚姻特别是婚姻质量具有替代或强化作用。     

中国老年人口的自理预期寿命变动——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差异分析

基于2005年"小普查"及2010年"六普"汇总数据,本文利用生命表技术及Sullivan法,分析了男性与女性老年人口预期寿命、自理预期寿命及其差异的变化。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提高,预期寿命与自理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均呈缩减趋势;5年间,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在低龄阶段有略微的扩张趋势,而自理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则在各年龄均呈扩张趋势;男性老年人口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始终高于女性,而且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的是,5年间老年人口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且女性该比重的上升幅度高于男性。     

北京市早婚情况分析

本文根据１９９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对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间北京市早婚情况进行了研究，从早婚个人和早婚婚姻两个不同的分析角度，揭示了早婚现象的特点，并且通过缺项统计法分析了迁入流入人口对北京市早婚比例的影响。结果显示出，虽然流入人口早婚比例最高，但由于所占权数很小，并不是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主要因素。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最主要因素仍是本市出生从未流迁的人口。另外，北京市的男性早婚无论在频数上还是在比例上都大大超过女性。并且，早婚婚姻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出，早婚婚姻中８０％以上是因为女方比男方年龄大，结果是男方属于早婚而女方并不是早婚，相当一部分早婚婚姻中女方甚至已经超过了晚婚年龄。早婚夫妇双方流迁类型的交互分析则揭示出，北京市早婚婚姻中大多数是本市未流迁人口之间的联姻。此外，本文还对早婚研究的有关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性别视角下的迁移历程研究——基于中国1930～1969年出生队列的分析

利用2014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生命历程数据,探究中国1930～1969年出生队列的迁移历程及其性别差异,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解释重要生命事件(教育、就业、婚姻、生育)对男性和女性迁移历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出生年代人口的迁移历程呈现明显的队列差异和性别差异;与1940～1949年和1950～1959年出生队列相比,1930～1939年和1960～1969年出生队列在迁移高峰年龄(20～24岁)时的政策限制较少而终身累计迁移频率更高,性别差异也更显著;教育和非农就业转移会促进终身迁移机会,较早结婚和较多生育的作用则相反;非农就业转移对女性的多次迁移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会缩小男女之间的迁移差距;结婚和生育会降低迁移概率,而离婚会增加迁移概率,这些事件对女性的影响更大。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理论体系

本文根据１９９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对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间北京市早婚情况进行了研究，从早婚个人和早婚婚姻两个不同的分析角度，揭示了早婚现象的特点，并且通过缺项统计法分析了迁入流入人口对北京市早婚比例的影响。结果显示出，虽然流入人口早婚比例最高，但由于所占权数很小，并不是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主要因素。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最主要因素仍是本市出生从未流迁的人口。另外，北京市的男性早婚无论在频数上还是在比例上都大大超过女性。并且，早婚婚姻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出，早婚婚姻中８０％以上是因为女方比男方年龄大，结果是男方属于早婚而女方并不是早婚，相当一部分早婚婚姻中女方甚至已经超过了晚婚年龄。早婚夫妇双方流迁类型的交互分析则揭示出，北京市早婚婚姻中大多数是本市未流迁人口之间的联姻。此外，本文还对早婚研究的有关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