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盟难民问题及其影响

自二战以来,难民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必然要涉及的问题。近年来中东、北非地区动荡不安,叙利亚内战更是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很多难民铤而走险前往欧洲,特别是西欧、北欧寻求救助,这使得欧盟难民问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文章主要就欧盟的难民问题进行论述,并且分析了欧盟难民问题对难民输出国与难民接纳国所产生的影响,从而让我们更客观地认识欧盟难民问题。     

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境内的难民问题探析

土耳其境内的难民问题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自2010年底中东变局以来进一步加剧。在国内层面,土耳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政府实行开放边界的政策和相对宽松的签证政策使其成为重要的难民接收国和中转国。在地区和国际层面,难民问题不仅是中东地区持续动荡及其外溢的结果,也与欧盟实行难民责任外化政策密切相关。难民问题对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等方面构成了严峻挑战。中东局势的持续动荡和极端主义势力的肆虐增加了土耳其国内解决难民问题的困难。同时,土耳其难民管理体系的不完善和其他难民接收国的消极态度也是难民问题困境所在。解决难民问题既需要消除难民产生的根源,也需要国际社会凝聚共识并加强合作。     

近年来国内外难民问题研究述略

近年来,全球难民人数居高不下,难民问题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是各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在梳理近年来国内外难民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研究现状作了简要的分析和总结。     

难民问题对“一带一路”安全保障的影响

难民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尤其体现在一带一路区域内。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采取措施来应对一带一路的难民问题,然而一带一路的难民还是有增无减。不管难民问题是一个多么错综复杂的问题,在一带一路难民保护上面临多少现实难题,国际社会都基于难民也应该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利为出发点,通力合作对难民进行积极的人道主义保护和救助。     

中国参与中东地区难民治理的实践及展望

从1948年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产生至今,难民问题是长期困扰中东地区的一大难题,并逐渐成为全球性挑战。中国作为中东地区事务的重要参与方,一直秉持人道主义原则积极参与中东难民治理,同时强调标本兼治,致力于从源头上解决难民问题,并逐步提升中东难民治理水平,创新治理思维。中国在实践中以向国际组织和难民所在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主,集中向叙利亚、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等国难民提供粮食、医疗和生活物资方面的援助。中国参与中东难民治理的重要优势在于与中东国家政治关系友好稳定、与中东地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以及和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机构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然而,中国也面临着国际社会要求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压力,同时又受到自身治理经验和能力不足的制约。     

论欧洲难民问题

欧洲难民问题由来已久,2015年更为突出。本文欲以难民问题产生的原因作为依托,进一步探讨其现状、影响、走向以及欧洲各国采取的政策。     

全球治理中的中东难民问题

难民问题是长期困扰中东地区的一大难题。中东难民问题的严峻现状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难民问题逐步被纳入全球治理框架的趋势下,国际社会采取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然而一些障碍性因素的存在阻碍了全球治理的有效实施,使得这一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中国参与中东地区难民问题治理的现状与前景

难民问题是中东地区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对地区安全局势和社会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中东剧变引发的难民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东地区难民问题的治理过程中,国际社会形成了多个层面的治理实践: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组织的多边会议成为治理的主渠道,美、欧、俄、中、日等域外大国的治理政策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西方大国主要关注中东难民如何救助,而中国则倾向于解决难民危机的根源,主张从源头上加强中东动荡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国在中东难民问题治理中较好地实现了利益与道义、意愿与能力、政策与战略之间的平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单边援助、双边对话与多边会议等多重机制下,中国参与中东地区难民问题治理,有助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从而配合中国对中东的总体外交。     

穆斯林难民危机对欧洲社会的影响

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中东动荡国家的大批穆斯林难民涌入欧洲寻求庇护,由此引发的难民危机给欧洲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大批穆斯林难民的涌入使得欧盟成员国纷纷收紧移民政策,欧盟多年来引以为豪的申根体系遭到破坏;难民危机加剧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盟大国国内社会的分化对立,政治分歧凸显,并导致欧洲国家出现了整体右倾化的趋势。此外,穆斯林难民问题还对欧洲社会的就业、社会福利、人口结构造成冲击,加剧了恐怖主义威胁的风险,导致欧洲社会的"伊斯兰恐惧症"愈发严重,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愈加突出。     

没有祖国的村庄

从2000年6月1日零时起,香港最后一个越南难民营——望后石越南难民中心关闭,使困扰香港25年的越南难民问题划上了句号。居住在难民营的最后1400多名越南难民和船民,可以申请居港权,融入香港社会。而在中国与越南的所有边境上,如今还生活着至少数万名越南难民。在中国他们已生活了20多年,有的生下了第四代孩子。随着越南难民在香港的消失,这些生活在中国边境的难民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巴以最终地位谈判中的难民问题

在巴以最终地位的谈判中,难民问题很可能成为最难解决的问题.巴方原先一直坚持要求落实1948年11月11日联合国的194号决议与1974年11月20日通过的《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但随着和平进程和巴以局势的发展,阿拉法特在巴难民问题上显示了一定的灵活性,准备在1948年的难民问题上作些退让,以换得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让步,因而受到阿拉伯有关方面及新闻媒体的批评.巴难民问题的最终解决值得关注.     

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UNRWA)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关系演变简析

UNRWA是联合国于1949年设立的一个专门负责巴勒斯坦难民事务的机构.50年代末以前,它致力于难民的重新安置,但遭到难民的强烈反对,之后转向福利、教育事业.1964年PLO创建后,UNRWA逐渐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发挥积极影响,但两者的正式关系直到1975年联合国赋予PL0观察员身份的次年才建立.80年代末期,NURWA开始从社会经济方面推动巴勒斯坦建国,PLO在难民问题上则越来越务实,双方形成一种合作伙伴关系.90年代中期以来,巴以和平进程波折不断,难民问题的解决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UNRWA和PL0的关系也受到影响,但在一些技术问题上仍有合作.     

巴以最终地位谈判中的难民问题

在巴以最终地位的谈判中，难民问题很可能成为最难解决的问题。巴方原先一直坚持要求落实1948年11月11日联合国的194号决议与1974年11月20日通过的《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但随着和平进程和巴以局势的发展，阿拉法特在巴难民问题上显示了一定的灵活性，准备在1948年的难民问题上作些退让，以换得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让步，因而受到阿拉伯有关方面及新闻媒体的批评。巴难民问题的最终解决值得关注。     

人道主义组织、地方政府与难民治理：以黎巴嫩应对叙利亚难民危机为例

近年来,难民主要收容国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难民安置地也逐渐从难民营转向收容国城市社区。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不足、政治生态脆弱,难民安置不仅是收容国面临的新问题,也给国际难民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基于作者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对黎巴嫩境内难民援助相关方和瑞士日内瓦难民援助人道主义组织总部总计54次的访谈内容以及相关文献分析,本文认为人道主义组织是黎巴嫩难民治理的主力,地方政府是难民治理的前线,中央政府仅发挥着确定基调的作用。这一治理体系在国际社会和难民所在社区之间架起桥梁,为难民的生存提供了基本保障,促进了黎巴嫩社会的稳定,但同时在内部协调、项目规划和难民参与度等方面还存在不足。黎巴嫩难民治理的现状对发展中国家城市社区收容和安置难民具有启示意义。     

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UNRWA）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关系演变简析

UNRWA是联合国于1949年设立的一个专门负责巴勒斯坦难民事务的机构。50年代末以前，它致力于难民的重新安置，但遭到难民的强烈反对，之后转向福利、教育事业。1964年PLO创建后，UNRWA逐渐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发挥积极影响，但两者的正式关系直到1975年联合国赋予PLO观察员身份的次年才建立。80年代末期，UNRWA开始从社会经济方面推动巴勒斯坦建国，PLO在难民问题上则越来越务实，双方形成一种合作伙伴关系。90年代中期以来，巴以和平进程波折不断，难民问题的解决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UNRWA和PLO的关系也受到影响，但在一些技术问题上仍有合作。     

论印支难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所有人,印支难民是一个在中国存在的真实群体。对印支难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应发挥党的领导和政府的重要领导作用,加强交往教育,重视青少年难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不仅可以协调难民群体的社会心理气氛,促进难民安置地的社会和谐稳定,而且有助于加强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     

欧洲难民危机中德国的应对与政策调整

2015年八九月之交,德国因其接收难民的宽松政策骤然站上欧洲难民危机的风口浪尖,为了化解危机,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调整与应对措施。相对于20年前通过限制性立法发挥威慑作用的做法,当下的德国政府通过融入的主导思想和人道安置难民的实践,引导德国日渐发展为开放的移民国家。难民危机在德国的发展现状进入2014年以来,欧洲避难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德国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接受的避难申请量遥遥领先于其他     

中国给了他们一个未来--访联合国难民署驻中国及蒙古地区代表麦希伟

麦希伟,53岁,澳大利亚人,从2000年开始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UNHCR)驻中国及蒙古地区代表,在任期间曾多次深入中国边境不同省份考察难民安置情况,对中国的安置方式和难民工作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安全与人权:价值困境下的儿童兵难民地位

作为未成年人,儿童兵受到特别保护,但其难民地位仍然可因犯有严重的罪行而被认定为不适格.《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及其相关议定书基本建立了可适用于界定儿童兵难民地位的国际法框架.联合国难民署在这一基础上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实践模板,试图通过弹性解释平衡人权保护和安全利益两方面的需求,但这种妥协有其局限性.中国应在充分借鉴国际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本国需要制定具体的儿童兵难民政策,建构中国话语.     

浅析基督教在缅甸传播得以成功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佛教是缅甸的国教,缅甸有将近89.3%的人信仰佛教,大约5.06%的人信仰基督教,3.8%的人信仰伊斯兰教,约0.5%的人信仰印度教,另有0.2%的人信仰泛灵论。尽管基督教徒在缅甸总人口中占的比重不大,而且集中在克伦、克耶、克钦等几个山地民族之中,但他们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具有较强的参政意识,加上基督教徒在缅甸的活动和基督教在缅甸克伦、克钦等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是这一时期缅甸宗教文化发展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面,它对于缅甸的民族关系也有着长远的影响,基督教组织与境外的宗教、人权组织联系密切,所以基督教势力对缅甸的政治和民族关系的影响不可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