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解释学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历代思想家在解释文化经典时 ,既重视前人的解释 ,又根据时代要求 ,发挥义理 ,实现了继承和创新。解释学的意义就是说明、解释、理解和创新。从先秦儒家解释学的创新精神和道家解释学的直觉辩证法及自由精神境界 ,到两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与古文经学的求实精神 ,再经魏晋南北朝发展到唐代今古文合流的义疏之学、宋代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义理之理 ,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解释学的继承和创新精神。正是这种精神 ,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中保持着一脉相承的连续性     

解释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与意义理解——安徽大学博士生导师张能为教授访谈

作为"显学"的解释学研究已具有某种世界性的广泛性。针对目前国内解释学研究上的若干问题,张能为教授从从事解释学研究的缘起以及哲学意义、解释学与修辞学、想象力、方法论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解释学的实践哲学、解释学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从应用性层面对能否创建中国解释学、中国哲学的真正特质和解释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意义理解和看法见识。     

中国解释学与解释学中国化

创建中国式的解释学逐渐成为国内和海外汉语哲学界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 2 0年来 ,学者们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本体诠释学”、“经典诠释学”、“中国解释学”等构想 ,对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途径与方法做了较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 ,中国解释学问题的提出首先面临的是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 ,它本质上折射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现实境遇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和学科门类的“中国解释学”是中西文化交流后的产物 ,今天所谓“中国解释学” ,乃是人们以某种取自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解读中国历史上非解释学的文本创造出来的。在此意义上 ,要厘清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解释学”和“解释学在中国”、“解释学中国化”的界限。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根据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的三大哲学解释学原则,重新分析翻译中的历史性误读、文化过滤和重译三种现象。误读是理解的历史性产物,文化过滤现象则产生于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的永远无法融合,而效果历史又为不同时代对同一文本重译提供了解释。     

和解:“精神科学”的当代形态

在古典解读成为大众事件的时代,如何解读古典也成为社会问题。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解释学,将传统解释学的含义解释推进为意义理解,赋予解释学以人文主义精神,但陷入解释与理解或科学与人文的二‘解’纠结。古典解读承载着基于传统认同的建构社会合法性的特殊文化使命。古典解读的过程,也是社会的文化同一性和文化合法性重新认同和建构的过程。面对全球化的冲击,迫切需要进行解释学的当代推进,以为基于共同文化认同的新的社会共识的达成提供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基础。和解是继解释和理解之后古典解读的第三解,其要义是多元文化时代诸解读主体在对话商谈基础上的诸解共和。它以对文本客观性的坚持为前提,尊重多样性的文化理解,不是追求简单多数的粗暴学术民主,而是兼容诸多理解的精神共和,在共和中达成文化共识。以和解为内核的精神科学,是解释学的当代形态。     

解释学理论中的实践解释学转向

解释学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方法论还是本体论、历史的解释学还是方法论的、批判的解释学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解释者和解释对象之间的关系究竟是"隶属的"还是"疏异的",如果是"隶属的",那么解释学理论就应该是历史的、本体论的;反之,解释学就应该是批判的、方法论的.这些争论反映了对解释学理论理解的浪漫主义传统和启蒙主义传统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解决促成了解释学理论中的实践解释学转向.实践解释学是融浪漫主义传统和启蒙主义传统于一身的新的解释学理论.它是本体与方法的统一、历史和批判的统一.     

历史唯物主义与解释学

在解释学与哲学的现代发展中,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从狄尔泰开始的解释学的哲学化与哲学的解释学化,这是解释学的越界和哲学的唯心主义化;二是从伽达默尔开始的解释学的主观主义化.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是当代的主流解释学,在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发生重要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哲学解释学的主观主义解释学立场出发来反思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从哲学解释学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立场出发采反思社会历史问题,有意无意地消解、否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了防止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消解、否定,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重建解释学,用正确的解释学观点来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同时要把解释学和哲学区别开采,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学化,不是在解释学的视野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反思社会历史问题.     

保罗·利科的人学理论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是当代法国哲坛上最为活跃的哲学家之一,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并称现代解释学的三位大师。他继承了现象学传统,又用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符号学等补充和发展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力图使解释学达到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利科的哲学经历了一个从现象学到解释学的发展过程,但利科并没有抛弃现象学,而是将解释学嫁接在现象学上,现象学和解释学在利科那里有着不可分的血缘关系。人学理论是利科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哲学体系从现象学向解释学转变的过程相伴随,利科的人学理论也经历了一个从意志现象学向文化解释学的发展过程。在意志哲学中,利科探讨了人的意志和非意志因素、人的实在的特性、恶的伦理观等问题;在文化解释学中,利科对自由和价值的关系也作了精辟的阐释。本文打算对利科这位解释学大师的人学理论作一粗浅的考察,以利于我们对利科哲学的全面了解。     

另一种声音:对解释学的哲学化与哲学的解释学化说"不"

狄尔泰把解释学发展为一种哲学,开始了解释学哲学化的进程。解释学的哲学化同时也是哲学的解释学化。对于这一转变,解释学界和哲学界多表示了肯定性的评价,认为是解释学和哲学的进步。我认为,解释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解释学化是解释学的越界和哲学的退缩与唯心主义化,既不利于解释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哲学的发展。解释学只能作为研究语言文本意义理解的具体学科得到发展,哲学只能作为研究世界观的学科得到发展。     

"原意"、"先见"及其解释的"客观性"--在"方法论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之间

自从哲学解释学或本体论解释学诞生之后,它就与传统解释学特别是方法论解释学构成了一种尖锐的冲突.冲突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意义、对象、先见和解释的客观性.本文集中考察和疏理了哲学解释学和方法论解释学的各自立场和争论,并以此为基础试图作出积极的反思,以缓解二者之间的紧张.     

诠释学与中国

应从如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即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能力 ,来理解诠释学。西方诠释学在其历史发展中有三次重大的转向 :第一次转向是从特殊诠释学到普遍诠释学的转向 ;第二次转向是从方法论诠释学到本体论诠释学的转向 ;第三次转向是从单纯作为本体论哲学的诠释学到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转向。诠释学在当代 ,已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诠释学在中国从四个领域拉开了中国化的研究序幕。     

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

朱熹以其毕生的精力诠释儒家经典 ,通过释经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 ,同时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学。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融合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他认为经典诠释应以经典原文和原义作为经典诠释的依据 ,以义理为经典诠释的标准 ,并且提出了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朱熹为中国诠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创发性的贡献 ,达到了中国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 ,也为当代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现代性与理性主义的亲和性关系研究——论齐格蒙特·鲍曼的理性主义观

齐格蒙特·鲍曼以一种知识考古学的视角,重新考察了现代性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关系,重点考察了在现代性的不同发展阶段理性主义所具有的不同表现及其功能,揭示出现代性的发展历程与理性主义演变历史之间的亲和性关系,再次论证了理性主义是现代性孕育和发展的首要因素和推动力量。但同时也是现代性成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的主要原因。     

海德格尔与诠释学的存在论转向——《存在与时间》中的诠释学问题

"诠释学的存在论转向"构成了西方现代诠释学的起点,海德格尔是这一转向的发动者.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认为,作为基础存在论的此在现象学就是诠释学,从而把诠释学与存在论关联在一起.他还揭示了理解与解释的存在结构,即"被抛的筹划",并且通过对其时间性结构的探讨,阐明了理解作为此在基本存在方式的存在论意义.海德格尔的这些重要思想为现代诠释学确立了新的发展方向.     

论解释学的重心转移与范式转换——兼论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研究的意义

西方解释学经历了从作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向文本中心论的重心转移,经历了从方法论解释学、本体论解释学再到方法论与本体论相统一的解释学范式转换。解释学知识谱系的这一发展历程,明确了本体与方法相统一的解释学立场。解释学这样的重心转移与范式转换,对于法律解释研究而言,意味着其应该实现诠释学思维在法律解释研究中的方法论转换,将法律解释的方法论纳入本体论的框架下理解。     

经济人的“知识骚乱”——经济人假设知识论转向史考察

历史地看,现代经济学策动过两场理性主义运动:一是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它根源并隶属于苏格兰启蒙哲学传统;二是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它根源并隶属于法国启蒙哲学传统。这说明,现代经济学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曾经分别隶属于两种不相容的理性哲学传统,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这一核心假设曾经经历了一次"知识论转向":从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转向了新古典经济人的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传统。对于这次"知识论转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其理论后果,哈耶克形象而准确地称其为"一场知识骚乱"。揭示经济人的这个"知识转向史",特别是这场"知识骚乱"的性质,是深入解释现代经济学发展演变逻辑的关键一环。     

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上)

本文试图阐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几个重要概念,即诠释学循环、前理解、事情本身、完满性前把握、时间距离等,特别指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关于理解循环的三个必要条件,即前理解、事情本身与完满性前把握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前理解来自同事情本身的关联,并根据完满性前把握这一预设而进行修正,从而达到对事情本身的正确理解。正确理解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前理解学说,则可以同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所谓客观解释划清界限,又同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所谓主观解释表明分歧。本文还探讨了诠释学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的发展,认为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虽然是从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发展而来,但由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历史性深层向度,从而超出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而转入一种历史性的哲学诠释学。本文作者特别提示,事情本身与完满性前把握是伽达默尔诠释学中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     

朱熹义理史学思想三论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义理史学的开创者。他将理学的核心观念融入史学中，不仅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内容，也深刻影响到中国史学的发展。     

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

西方哲学自文艺复兴以来 ,呈现出三个发展阶段 ,即近代哲学、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是这三个哲学发展阶段的重要表征。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的演变及其向反理性主义的演进 ,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本文对这种演化的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