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辅助原则与自主自治的理论要旨

辅助原则与自主自治相契合,适用于自助与互助、自治与共治的实践中.辅助原则所适用的范围涵盖了个体与组织、社群成员与自治机构、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个体的自主是社群自治和组织自治的基础,社会自治优先于国家行政,国家对社会发挥辅助功能.辅助不是取代被辅助者,自主不是封闭自我,而是积极寻求伙伴的援助,在互助合作中建立多重伙伴关系.辅助原则要求自治单位能够从分散的状态达成复合共治的态势,从而实现宜统宜分、统分结合的治理格局,进而建立基层优先、社会自治、国家辅助、复合共治的多元互济社会.     

论网络化治理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

形式多样的组织及其多元的利益诉求,客观上冲破了政治参与的传统框架,从而建立起一个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这个结构不是线性的,而是网络状的。网络化治理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凸显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网络化以及治理责任的分散化等明显特征。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中,作为核心主体的政府、参与主体的企业和作为第三种力量的非政府组织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

在对全国多个城市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新形势: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群众的权利意识迅速崛起导致政府公信力和权威降低;风险社会的特征日益凸显导致社会安全感下降;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来临导致其双刃剑效应的显现。各地围绕破解在这些新形势下开展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创新的难题,进行了大量各具特色的实践,总体上呈现出五种新的趋势:第一,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体制的复合化,强调合作共治和复合治理;第二,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强调分类治理;第三,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手段的艺术化,强调刚柔并济和情理法兼顾;第四,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机制的科学化,强调信息化管理和网络化治理;第五,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城乡一体化,强调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     

论政府在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凝聚作用

长期单中心治理模式使得政府公共安全治理面临力不从心和能力不足的问题，融合多元主体和资源参与，形成协作共治的公共安全治理新格局，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或者说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是政府与社会合作共同治理的最终目的，但共同目标支持下的集体行动不可避免会陷入目标分散和行动分歧的集体行动困境之中，需要政府强而有力的引导和凝聚作用。政府要在尊重多元主体平等地位的基础上，促进参与主体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培育和维护充满公共理性和责任感的公共精神。     

以社会治理为导向推进社会组织发展

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产物。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只有当社会组织得到充分发展,具备承担主体的实力和能力,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治理是我国党和政府适应社会发展趋势而主动选择的改革新思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为我国社会治理转型创造了条件,但与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应以社会治理改革思路为导向,大力发展社会组织。通过加强法制建设、独立性建设,确保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推进政社分开,谋求社会组织发展的主体空间;通过加强社会自治,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模式转型的追探:从诚信计生到社会管理创新——新公共服务视角下的人口计生及社会管理转型实践

诚信计生以诚信、共治与惠民为价值核心,追求私权与善好的融合,体现着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走向。诚信计生摒弃以管制型和补救型为特征的政府单边主义传统路径,通过强化社区自治功能、推动社会生活契约化、构建公民社会空间与社情民意对话平台,从实践上引领社会管理整体转向。这种转向优化了社会管理的元素结构,突破了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结构限度,推动社会管理结构向主体多元化、治理非线性化、评估多维化升级。     

业主委员会培育与社区多中心治理模式建构

随着城市化和住房商品化进程的加快,传统行政化的社区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型物业社区蓬勃发展带来的治理需求,社区多中心治理模式正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点方向。社区多中心治理本质上是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权力分散化、治理结构扁平化、治理方式协商民主化的过程。培育社区业主委员会、实现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推动社区治理分权、形成配权合理的社区权力结构,搭建社区治理主体的互动协商平台,创新协同共治的治理机制,发挥政府行政力量、市场力量与社区自治力量的合力,是社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建构路径。     

社区"共治"中的冲突与协调

推动社区自治、促进社会发育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社区建设运动的主流话语.但在实践中,持续向下延伸的行政权力、不断介入的市场力量和逐步生长的社会力量在社区空间相互交织,使得社区"共治"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的基本状态.在共治格局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利益取向、权力位阶以及治理逻辑差异明显,政府的行政权、居民的自治权、市场主体的经营权之间的冲突十分常见.因此,建立各治理主体新的合作模式,即明晰三者的权力和职能边界、确立共同的内部规则体系、建立群体利益与社区共同利益的协调机制,是化解冲突,在共治状态下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基本路径.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逻辑

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要求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正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而市场与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为此，科学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的社会共治模式成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之间的矛盾为主要背景，深入挖掘政府、市场、社会在共治中失灵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梳理“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探索多中心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功能性设计，并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治提出一系列制度性设计，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     

主体间性视域内的社会治理及条件依存

社会治理中的主体间性表现为社会资源的分散化、政府权力的下放和转移,表现为目标导引下的而不是由权力推动的治理,表现为社会治理中主体的多元性以及多主体的相互依存与合作。主体间性社会治理以市场经济为自己的实践基础,市场经济催生了政府改革以及由这种改革所导致的权力分化,而主体间治理规则则把分散的原子化的治理主体凝结在一起达致社会善治,没有主体间治理规则也就没有社会治理中的主体间性。     

分类引领与功能优化：新时期下党建引领社区自治、共治的逻辑与路径

党建引领社区自治、共治，是将党的领导融入社区治理实践的一种新探索，新时期下党建引领社区自治、共治，应该基于社区自治、共治的不同展开分类引领。通过“知识状态——价值共识程度”模型的分析，可以将社区公共问题分为简单问题和棘手问题。这两类问题的类型学划分，使得社区自治、共治的边界得以清晰地展现，从而使分类引领成为现实可能。针对社区公共问题的不同类型，分类引领表现为价值引领、共识凝聚、资源整合、复合引领等多种具体逻辑。新时期下优化党建引领社区自治、共治的功能，需要依托价值引领、共识凝聚、资源整合、复合引领等探索更多的可能路径。     

青海藏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多元化模式探讨

文章在阐述青海藏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价值目标的基础上,提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多元化模式设想:一是政府主导下的"主体共治"型模式,主要讲不同层级责任主体在体现政府"主导"时,通盘考虑利益与成本公平分配以及权责边界;二是市场主导下的"合作共治"型模式,"政府并不保证提供公共产品,政府只能保证公共产品被提供";三是民间主导下的"契约化共治"型模式,在社会治理框架下,生产方、供给方、消费方形成公共文化从生产到分配、到消费的一种契约交易体系。     

对基于政策网络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困境的思考

社区治理存在着治理理论所揭示的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引发治理失灵现象,其问题的结症在于政府在社区的治理过程中能力的有限性,忽视了社区其他社会行动者的资源、能力和作用,社区不能充分积聚和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形成新的社区治理能力,难以满足社区多元化的社会主体的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解决社区治理危机,以政策网络为途径,充分发掘和重视政府之外的诸多社会主体资源和力量,克服社区科层治理的弊端,以适应复杂多变、多元差异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的社区多元化的主体需求,满足通过多元的努力解决公共问题,实现社区公共事务有效管理的目标预期。     

中国慈善事业的合作治理模式及其路径选择

共治不足是当前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瓶颈,主要体现为治理主体相对单一、社会机制不健全、多元治理主体间边界模糊、合作治理机制缺失.建立社会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全社会的信任机制,坚持自治与共治相结合的合作治理网络,实现多中心协同发展,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突破口.     

复合社会治理中的多维联动机制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形成政府有效治理和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的多维格局,需要优化社会治理各构成要素的配置和运行机制。党的领导与公众参与的力量有机互动,政府规制同社会自治的合作互强,增能政府与赋权社会的机制互补,道德调节和法治保障的功能互联,是新时期优化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主体结构、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政府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复合社会治理中的多维联动能够产生综合效应,增强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活力,提升社会治理的品质。     

“后单位社会”基层社会治理及运行机制研究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单位体制的剧烈变迁,在后单位社会的语境下,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极其复杂的"重层结构"。旧的社会运行机制开始逐渐消解,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尚未成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变动过程。单位制虽然开始式微,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单元,单位组织并未退场,而是以一个新的角色和身份继续发挥作用。由此引发后单位社会政府与社会自治组织之间复杂的衔接问题。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不同程度的合作、冲突、妥协,使得基层社会的运作兼具行政性与自治性,从而衍生出一种双重性质及兼容式的运作方式。如何在过渡时期建立起一种新的基层社会联结,成为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     

选择性支持与合作式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行为模式分析

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影响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变量。就地方政府来看,“评级制”和“项目制”是治理社会组织的主要方式,它通过一系列政策设置与制度安排,使社会组织的发展既符合政府职能转移和公共服务社会化趋势的需要,又实现了对社会组织功能发展的分化与选择性支持,体现着政府的发展思路和导向。就社会组织而言,无论是主动的利益契合,还是类组织外形化的组织再造,都是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实现自身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合作的背后是权力资源支配—控制关系、复杂的制度规范以及利益取向交互作用的结果。对此,要以“优势主导的权能重塑”为核心理念,为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各主体协商共治提供法治化保障,对具体社区服务场域中的治理主体行动进行有效限定,保证社区服务资源的有效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