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提高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改革开放处于攻坚阶段和国家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必然要求。构建和谐社会要强化政府的发展能力,提升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增强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协调能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公共应急能力。     

政府回应机制的创新:从回应性到回应力

政府回应是政府吸纳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起点。缺乏回应性的政府就会失去官民互动的契机,就会损害政府的形象,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对其建设的要求不能止步于此,政府应以回应性为回应型政府建设的起点,以提高政府回应能力为其建设的关键,探寻政府回应研究的新路径,以价值内涵、法律措施、制度建设与技术推进四个方面探寻政府回应机制建设的创新路径。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命题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置于同一体系之中。一体建设可以从逻辑前提、运行机理和路径选择三方面展开,一体建设的逻辑前提是在同一体系下厘清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内涵,一体建设的运行机理需要探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者的逻辑关联和重心定位,一体建设的路径选择主要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性质转型、功能演化与价值变迁——建国以来我国妇联组织的转型分析

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权性质和小康社会的发展取向投射到妇女及其组织层面上,意味着妇女必须既要拥有普遍的公民权利,又要得到普遍的发展.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同一逻辑推动下,建国以来我国妇女组织的历史变迁本身凸现了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引发的妇联组织的功能转型和结构调整.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出现,我国妇女组织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化组织成员从代表政府转向代表社会,组织资源从完全依赖于政府转向依赖于政府、民间等多元渠道,组织行动从政策宣传转向反应社会要求,等等.这种转化既是我国妇女社会地位改善的表现,也是我国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标志.     

社会管理与政府能力建构

作为主责人类权威性价值分配和管理公共生活的组织体系,政府的能力建构永远与其价值分配导向确立、职能实现以及治理绩效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和回应公共问题挑战,能力建构为政府破解各种困局、满足民众需求、履行公共职责提供了有力的改革思路和策略;另一方面,政府能力建构的方向定位体现了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和依据。中国政府正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强化社会管理职能的诉求,实现社会管理职能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而政府建构并发展与社会管理责任相适配的能力,是完成职能,达成绩效必需的基础条件。基于此,本文阐述了政府能力建构内涵、社会管理中政府能力建构的方向与依据、社会管理三个层次的政府能力建构等三个问题。     

提升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能力是现代民族国家中政府能力的核心要素。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治理环境复杂性、治理主体民族性、治理任务艰巨性。与此同时,面临着社会治理物质基础薄弱、制度供给和执行力不足、治理理念转换迟缓、治理手段单一、基础社会治理乏力等问题。因此,必须从维护边疆发展稳定、建设富裕民主和谐文明的云南的现实出发,认识云南边疆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探寻制约云南边疆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中的瓶颈和障碍,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可行性路径,促进云南边疆发展与和谐稳定。     

匹配市场经济的政府能力

市场经济呼唤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政府，而是被社会变革推动着、需要重新塑造的政府，这种政府必须匹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力。（ 1）服务能力。与政府的服务职能相对应的服务能力，通常应包括服务社会、服务公民、服务企业、服务市场等四个方面的能力。（ 2）管理能力。政府的管理能力一方面体现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上，一方面体现在改变传统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上。（ 3）竞争能力。竞争能力，集中表现在知识的占有、知识的应用和知识的创新上。     

论政府信用建设

加强政府信用建设不仅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政府信用是公众对政府能力和政府信誉的主观评价。政府信用是政府能力的真实反映,是社会信用系统的核心,是政府职能实现的催化剂,更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我国目前政府信用的总体形势是好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政府信用建设。     

再论政府能力及其提升的路径选择

政府能力结构体系包括社会发展能力与政治统治能力两个方面,政府能力是它们二者的合力。社会发展能力内含汲取社会资源能力、增加社会资源能力和配置社会资源能力三大要素;政治统治能力则内含合法化能力、公共行政能力和政治冲突调控能力三大要素。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就必须寻求政府能力两大体系之间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平衡发展。唯有如此,政府才能跳出跛脚式发展的怪圈,走出中国怪像和中国政治怪像的困境。     

政府制度创新能力初探

制度是政府提供的一种重要公共物品,制度创新能力是政府的基本能力。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更应当重视制度,崇尚创新,从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以及国内不同层级、不同地域政府间的关系入手,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建设政府外脑和思想库,结合自身实际,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从而不断提高政府制度创新能力。     

服务性政府理论及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价值

作为无产阶级政府理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对西方启蒙和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的扬弃与超越。无产阶级政府作为一种崭新的人民政府,其阶级实质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府更应该是服务性政府,是服务于社会的公仆。服务性政府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根本性质与根本要求;服务性政府是超越管制性政府的更科学的政府理念;服务性政府有望成为我国行政机构改革走出循环怪圈的金钥匙。     

政府能力建设的四维要素论

后工业社会的行政变革要求政府能力建设具有持续性。政府能力以职能、效能、作风和素质为核心要素。其中,职能是着力点,效能是行动准则,作风是公信力来源,素质是基础保障,四者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关联,构成较为系统的政府能力建设的四维分析框架。政府能力建设要与职能转变保持一致,不断提升行政效能,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努力提高公务员素质。     

转型期的社会危机与政府能力建设

社会转型期是社会问题的多发时期,同时也是爆发社会危机的危险时期。社会危机指社会陷入的一种不能正常运转的紧急状态或者面临的一种普遍性的危险,它对于现有的社会秩序有很大的破坏力,所以必须进行有效防范。在转型期,政府在防范并解决社会危机中处在关键地位,具有主导作用,因此应当切实加强政府能力建设,有效防范社会危机。其核心措施是政府应当加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为主的职能,从优先经济目标向优先社会目标转化,使政府能力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若干关系

政府治理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承载着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优化宏观经济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使命。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关涉到国家制度设计,也关涉到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努力做到坚持政府治理创新与秉承人民至上理念相统一,坚持政府科学决策与更好回应群众利益诉求相统一,坚持政府宏观调控与完善市场决定内生机制相统一,坚持政府法治建设与着力提升公务人员素质相统一,坚持政府考评优化与健全岗位责任追究制度相统一。     

国家数字能力：数字革命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国家治理能力主要由国家秩序能力、国家赋权能力和国家创新能力构成。数字革命对于包括数字秩序能力、数字赋权能力与数字创新能力在内的国家数字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自主性和嵌入性的评价体系，国家数字能力可区分为双强平衡型、国家强力型、社会灵活型、双重脆弱型四种类型。当前，加强国家数字能力建设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国的国家数字能力表现出社会灵活型的特征，主要通过平台型企业的委托治理以及激发社会大众的数字参与来实现数字领域的治理目标，因此也面临委托治理的危机。朝向双强平衡型的国家数字能力建设，要注重自主性与嵌入性的动态平衡。     

论政府能力

政府能力的过剩或短缺 ,会带来社会对政府的全面依赖以及社会自身的发展动力机制丧失或政府自身弱化和衰落。经济转型时期 ,政府能力有着比较丰富的内涵 ,其大小强弱的衡量 ,主要从政府有效程度、政府权威程度、政府法治程度三个方面来把握。经济转型时期会产生政府能力的流失和过剩、结构失衡和变形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调整现有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奠定强化政府能力的体制基础 ;创新政府职能 ,构建提升政府能力的条件。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变

本文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来理解体制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功缘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是其最积极的变化体现在市场发育方面,有关政府、社会方面的改革仍比较滞后.在经济转型新阶段,如何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最大挑战,其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能力的重构.     

论服务型政府的谦抑性

我国政府的人民性决定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性。构建服务型政府不仅是对政府治理实践的变革,也是对政府治理哲学的变革。政府谦抑性是对服务型政府主体提出的具体要求。政府谦抑性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政府谦抑性强调政府和官员必须具有一种谦逊的意识和心态,这是政府获得统治正当性的代价;二、政府谦抑性强调政府与社会合治的治理思维,这是政府自身管理困境和人的主体性的要求;三、政府谦抑性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时的适度作为,这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四、政府谦抑性强调政府应具有自律的克制能力,即强调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新宪政论视野中政府合法性维系与巩固的路径选择

政府合法性是政府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体现为社会和民众对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与认同。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正经历着从传统阶段、过渡阶段向成熟阶段的历史变迁。同时,面对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挑战,新宪政理论为政府合法性的维系与巩固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民主选举、有效政府、执政党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