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微博与公共能量场契合析论

公共能量场是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核心,其主旨是关心公共事务的公众和政府在这里平等对话,达成一致的公共政策.中国政府微博与公共能量场理论恰相契合,为公众利益的表达和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在网络信息化时代,以公共能量场理论为参考完善政府微博,从而使政府微博更有效地发挥公共能量场的效用,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实现民主行政.     

网络赋权的双重性：形式化增能与实质性缺失——基于对社会底层群体的观察

网络赋权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其是否真实存在？以何种形式得以存在？不同的学者有着各自的判断，从而引发了学界对其的讨论。以《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为数据来源，研究发现网络对社会底层群体的赋权具有双重性：在形式上，网络赋予了底层群体自由的话语表达空间，可谓形式上的增能；就实质上而言，底层群体并未获得切实的话语权利，较其他群体而言依然处于弱势，他们在网络中的资源禀赋也未能有效地扭转自身的劣势。这种双重性是真实世界与网络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如要实现形式赋权和实质赋权的统一，需着眼于从现实社会解决问题，修正和完善当下社会价值观，提升公众对底层群体的关注，并提高底层群体的网络技能。     

网络空间政府舆论危机及其治理原则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是网络社会政府经常面临的一种新形式的危机.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实质是政府形象危机问题,与公共事件危机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由于受网络信息串联、群体集化的影响,政府网络舆论危机与其他媒介所产生的危机也有不同的特征.政府网络舆论危机虽然危及政府能力体系的发挥,但是也为政府与公众之间对话创造了机会,为政府与公众之间重新互相理解提供了契机.只要及时科学地处理危机,稀释危机效应,通过理性的协商与对话,还是可以在新的高度上重塑政府形象,进一步提高政府公信力.     

网络舆论危机与"六种效应"化解

目前,网络舆论已成为公众认识社会的重要意识参数,也成为大众传播和政府行为重要的意识指示器.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既是引发政府公信力危机的"催化剂",又是化解危机的"灭火器".面对突发事件,政府要借助网络准确地向大众传递危机信息,善用"避雷针效应",避免"蝴蝶效应",破解"屏蔽效应",重视"首因效应",强调"互动效应",化解"破窗效应",及时抵御和防止负面舆论和谣言的蛊惑与扩散,以赢得公众对政府采取的危机应对政策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危机传播的新策略

在诸多公共危机事件中,新媒体为公众提供了"发声"的平台,为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之间的博弈提供了可能.而借助于新媒体,公众正成为传播格局中正在崛起的新生力量.公众在危机传播中主体地位的确立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弱化了政府对社会信息的控制力.政府要积极与公众进行互动对话和权力分享,使民间力量充分、全面地参与到危机传播中,在双重话语空间的冲突与调和中尽可能地掌控话语权的"制高点",从而在危机舆情收集、危机舆论引导和危机决策中与公众进行沟通与协商,最后化解危机.     

为"网络公众舆论"正名——关于"网上群体性事件"概念适当性的思考

近来,伴随着网民聚合于网络平台,对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一系列事件表达其态度和倾向时,用以表达这种现象的"网上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也正在得到媒体及社会的认同.由于社会学语境中的collective behavior一般被译为"集合行为"、"集体行为"或"集群行为",而"群体性事件"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暗含负面评价的倾向,因此,"网上群体性事件"则有可能造成对公众借助网络表达舆情的污名.本文通过"群体"概念的辨析,实体空间、虚拟空间互动异质性的分析,利益冲突的诱因以及不同传媒手段产生不同社会团体等方面的考量,认为应当赋予网民的这种行为以"网络公众舆论"的称谓才是科学、适当的.     

网络围观的公共话语表达新范式及其动力因素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广大公众凭借网络论坛、微博和手机等新媒介传播平台,以现实生活中共同关注的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为对象,进行热烈的讨论,纷纷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种满足了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影响着当下社会现实生活的网络围观现象迅速流行起来,虽然在其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弊端不能避免,但是它已成为广大公众表达诉求、抒发己见、舆论监督、建言献策的重要途径。网络围观表达主体的公众化、表达议题的公共化、表达方式的大众化,成为当代公共话语表达的新范式。而社会经济发展、政府民主观念、公民主体意识则有力地推动着公共话语表达模式的转型。     

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路径研究——以"雷洋"事件为视角

网络舆情是舆情和网络相结合的产物,其已经成为社会不同利益阶层言论的重要发源地和放大器,同时网络舆情也是一把双刀剑,影响着广大公众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在我国,由于舆情是指公众对政府的态度,舆情的客体也多与政府的管理活动有关,一旦处理不当,不仅会影响到政府的形象,有时还会演变成公共事件.因此,政府应从常态状态和应急状态两个方面构建应对网络舆情的路径.     

广告与老年群体的话语“增权”——以广告中的老年形象为例

老龄群体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对老年群体进行“增权”是改变老年群体地位的重要路径。然而。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大众传媒特别是广告作为增权主体的可能性。文章指出广告对于老年群体的增权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话语增权既是一种信息增权，又是一种社会增权，在影响着老年群体的权力感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公众对老年群体的认知与态度。文章从电视广告中的老年形象出发，指出当前的老年群体在现代性话语中处于话语失权的状况，而在后现代性和老龄社会话语中则处于话语增权的状况。只有实现从现代性话语到老龄社会话语的语境转变，通过塑造正面的老年形象才能实现广告对老年群体的话语增权。     

网络舆论中非理性情感的激活及控制

网络舆论中经常充斥着非理性情感,它由公众同情产生。公众同情是新闻媒体通过报道受众共同感兴趣的事实、激活其共同社会体验而形成的集体性感情。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倾向于运用冲突框架和形象标签,以煽情方式报道反常事件来感染受众,同时激活受众的深层社会记忆而激发心理共鸣。这种心理共鸣的能量通过闲谈方式释放出来,使激情话语占据了网络舆论的主导地位,消解了话语的陈述性质和对话空间,导致网络舆论呈现非理性色彩。公众同情是网络舆论非理性色彩的核心建构要素,更是网络舆论发展的基本驱动力。若要规避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后果,需要控制好情绪源,引导新闻媒体客观报道事实,避免由其刺激引发的社会感情能量过度释放。     

我国政府应对网络群体事件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网络群体事件发生的频率逐年递增,威胁着当前社会的稳定,对社会的管理及发展也造成不良影响。如何趋利避害,引导网络群体事件向有利方向发展,控制其不利影响,已经成为政府需要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目前我国政府应对网络群体事件还存在着多种问题,如危机意识淡薄、法制不健全、系统的网络群体事件应对机制尚未建立等。培养政府官员危机意识、健全法制、构建系统的网络群体事件应对体系将是我国政府防范和化解网络群体事件的工作重心。     

屌丝逆袭的困境及出路——基于农村子女的视角

在“屌丝”这个网络青年群体中,绝大多数是农村子女.“屌丝逆袭”这一网络用语折射出他们低俗的价值观、浮躁的心态、精神世界的彼岸性和思维中的物化意识.“屌丝逆袭”文化的兴起,既有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社会方面的原因,更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产物.消解“屌丝逆袭”的阿Q式话语,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不仅需要屌丝提升个人能力,还需要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和强化政府宏观制度的导引.     

浅析网络舆论背后的话语权争夺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网民数量的不断激增,网络舆论在社会转型期中国的视阈内,因其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而得到公众和政府的厚爱,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虽然网络舆论依托着新兴的技术而达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话语表达自由,但仍然有很多客观因素制约了其自由发挥。本文试图从社会政治环境、传媒市场环境、各个社会阶层成员媒介使用能力的差异、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取向和认知偏见以及全球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分析网络舆论背后隐藏的激烈的话语权争夺。     

网络舆情的反思与应对

近年来,网络舆情事件频发,由于政府对网络传播规律的认识不足、对多样化网络舆情的处置不妥,引发基层政府信任危机.这对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暴露了一些地方政府不具有妥善处理网络舆情的责任意识和技术手段.因此,政府应从网络技术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和网络话语的转变这些方面入手,来认识网络舆情频发的原因.在应对网络舆情时,要从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入手,增强政府媒体素养及回应网络舆情的责任意识,并充分利用网络、培育公共交流的平台,构建基于诚信的社会合作治理体制.     

对现阶段我国网络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网络舆论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日渐凸显.公众通过网络媒体实现公众政治参与,推进民主法制进程,并通过影响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实现民众的公共利益,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但是,网络舆论还存在着法制建设不健全,容易被利益集团操控,主流媒体信息失真等缺陷.提高我国网络舆论监督作用,不仅有赖于政策与法规的进一步完善,更有赖于政府、网络舆论、公众三者的整体发力.     

公众、传媒与公民权利

传媒的内容体现为公众话语。从概念群体到行动群体,公众是具有主动参与意愿的多元群体。人以类聚的社会范式与公共理性创造了“公众”形成的可能。公民权利是体现公民主观意志性的观念范畴,公民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和普遍平等的,它与大众传媒的舆论力量密切相关。大众传媒是保护自由性与公正性的现代传媒。在传媒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上,可以细化为公民自由与传媒的关系、公民身份与传媒的关系、公民利益与传媒的关系、公民人格与传媒的关系。     

矛盾与变量:中产阶级与社会秩序析论

中产阶级是社会秩序"稳定器"的理论属于一种市场主义话语体系.从历史与现实考察,由于西方中产阶级处于矛盾地位,不仅致其群体性格和社会行为具有矛盾性、多面性和复杂性,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利益主体的多样化、价值取向多元化,对秩序与权威发生冲突与挑战,以致社会往往充满各种变数与风险.因此,文章认为西方中产阶级与社会秩序的关键特质是"矛盾与变量"关系.而社会秩序稳定的深刻内涵与重要原则应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中的制度均衡,执政党与政府所发挥的政治智慧与制度想象力,社会各群体在政治系统中的充分博弈与互利共赢.     

试论"顾客让渡价值"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启示

政府公共管理的内涵在于其管理的公共性、服务性和公民社会的合作共治性。从市场营销学的角度出发,政府可以通过提高"顾客让渡价值",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及服务,以此满足公众需求,最终实现公众满意的目标。     

论"十大行政伦理关系"

在以政府为核心的社会治理领域中,政府组织内部之间,以及政府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行政伦理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络表现出十大存在形态,即政府与自然、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第三部门、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学府、政府之间、政府与其成员、政府成受上下级的伦理关系。研究行政伦理关系的意义表现为:第一,充分发挥道德的社会治理作用;第二,对“行政关系”进行道德规范。     

异化的"去中心":审视电子乌托邦

对网络时代文化权力的反思,不能缺乏对网络文化的去中心性在本体论层次上的内部质疑,尤其不能忽视其去中心性朝集中性的自我异化.需要强调,话语表达上的去中心不等于话语传播和话语影响力的去中心,物理拓扑结构和信息渠道上的去中心不等于信息传播上的去中心,传统威权中心的弱化不等于网络权力中心的弱化而只是意味着它的型变.我们要清除对电子乌托邦的乐观遐想,重审在网络语境下话语宰制的可能方式,意识到网络文化表层的碎片化和"狂欢化"在其深层次上所隐蕴的话语和文化霸权的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