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影响

民族意识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意识形态,是爱国主义精神之源。本文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使民族意识形成,突破了传统民族意识的范围,促使了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近代民族意识将民族性与社会性融为一体,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融为一体,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融为一体,将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融为一体,曾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各个阶段发挥过重大作用,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边疆地区民族观念的表达与重塑——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滇西民族地区为例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政治和社会变动而来的思想意识的鼓荡激扬,以及边事急迫引起的对本地社会状况的关注,使关于滇西边区边地民族与"归化"和"进化"、民族身份与民族意识、国家民族认同等观念在各种语境中得以表达、重塑.这些观念表明,传统天下国家框架内的一系列观念在近代的民族主义表达中,得到或隐或现的重述或者"重塑".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听众",对于民族话语也表现出自下而上的制约.     

论英国都铎王朝时期民族君主国构建的要素

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民族君主国的构建是一个不自觉地迈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民族意识的觉醒,国王主权的确立,经济民族主义的萌发等要素都推进了这一进程,并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论民族主义的两面性

民族主义的要旨可以概括为建立民族国家并进而维护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曾奠定了西方近代世俗国家的台法性基础,也打下了近代国际政治格局的基础,鼓舞了亚非地区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在今天.民族主义已经成为麻烦制造者的代名词,具有狭隘性和自私性,民族主义同时具有极强的排外性和破坏性.民族主义理论的先天缺陷、激进民族主义者不懂得不同时代民族主义的主题应该有所不同均是民族主义两面性产生的原因.     

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阶段性嬗变及其理论建构

"中华民族"观念在近代的历史演进中,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其理论建构也各具特色。生成阶段,梁启超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是为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建立民族国家。发展阶段,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认识与理解虽不尽相同,变化较多,但都是以"民族自决"为主导。普及阶段,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全国各族人民为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团结一致,共同抗敌,不但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以民族复兴为核心的理论建构在抗战期间推动了民族意识的最终觉醒,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精神动力。     

从"华夷"到"中西"话语的演变——《瀛寰志略》与近代民族观念的孕育

由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观念的跨越,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从"华夷"向"中西"话语的转型,则是这一历史性跨越的基本前提.在这一话语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还在举国皆为"华夷之辨"的话语时代,它就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主流话语模式,孕育着具有近代性的民族主义话语.     

近代国际视野下基于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近代中国被动开放并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中国国家与中华文化渐渐以清晰的"自我形象"屹立于世界的过程:"血缘或种族身份"上,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涵括了境内各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的全新概念,形成了中国境内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并据此区分"我中国人"与"他族"、外国民族的民族意识;"政治身份"上,形成了对自己所属国家"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的认知,并形成了以"中华"作为新政治共同体之名号的共识;"文化身份"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认日趋清晰、日益强化,并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国粹"、"民族精神"与"文化中国"等概念."中华一体"的历史意识与文化传统体现于近代国人的民族、国家与文化认同意识中,三种认同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作出了贡献.     

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及其生成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有三:一是争取国家独立及其作为主权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平等地位;二是境内民族关系的重新整合以及在此基础上各民族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共生共存;三是国家政治的民主化。三者构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近代性",也赋予了近代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应有的内涵。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有一个理论上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紧密关联着西方民族主义的输入和中国人民的政治实践。中国不少有识之士为此做出了积极贡献。     

梁启超的“新民”中国梦及其历史影响

梁启超的"新民"中国梦是在深切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环境、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他深刻揭露了旧国民的劣根性,阐释了"新民"之要义,期望通过培养国人的国家思想、独立人格、公德之心、自治之力来塑造新时代的新国民。梁启超的"新民"中国梦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至共产党人探索民族复兴之道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体现了"中国梦"发展的历史连续性。     

近代民族主义与龙云地方“独立”政权

近代由民族主义激发的追求国家统一乃时人一普遍心理，地处边远之云南亦不例外。以往学界对龙云地方政权更多强调的是其“独立”特性的一面，然具实研究，其时龙云政权的建立不仅与北伐时期国人向往统一的民族主义心理同步发展；并且由同一民族跨境集聚的地区民族特性所致，龙云政权在地方意识上又多了一点由自然地理分布形成的西南地域观而少了一些行政划分的省界观念。     

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

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安排。国家审计的本质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核心是推动民主法治,实现国家良好治理,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和科学发展,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治理的需求决定了国家审计的产生,国家治理的目标决定了国家审计的方向,国家治理的模式决定了国家审计的制度形态。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对国家审计本质特征的认识、准确把握国家审计的发展规律,对于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推动国家审计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提倡国学到再倡国学——国学与"国学热"刍议

20世纪初期从对国学的提倡到"整理国故"运动的开展,即是面对西学的强势拥入所进行的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捍卫与自救,并由此呼应救亡图强的时代旋律.在这个过程中,"国粹"及其与守旧、保守相关的因素被排斥,认为国学在西学的冲击下行将消亡的悲观论调被指责,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观点也未被认同,将"国故"视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甚或可以担当复兴中华文化"大业"的盲目情绪同样被否定,人们更愿意将"国故"或"国学"限定在学术研究范围内,以"学无中西"的视野,将"科学方法"与整理国故联系起来.时至今日,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形象与当初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若再倡国学,则不应失察于以往人们对国学的争论及结论,更应重视不同时代的不同语境.     

近代中国国民意识的生成与国民外交

在近代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下生成的国民意识,是国民外交产生的前提,而国民外交反过来促进了国民意识的巩固和沉淀。     

论民族英才人物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民族英才人物是民族的杰出代表,可分为传说中的文化英雄和“现实中”的杰出人物。前者包括上古神话和后世“神化”的人物,后者主要指历代的王侯将相和政治家、被世代尊崇的圣贤以及来自民间的杰出代表,这些人都在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梅卓:民族立场与民族想象

梅卓的写作因其独特的民族立场和民族想象在藏文化热潮中卓然不群。她对藏文化的再现,有自己独特的想象路径,即:其一是在生死爱欲中反思历史,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集体主体性和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超越;其二是通过话语转换,使藏文化传统融入城市写作、女性写作,在拯救失落的现代爱情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爱情的悲剧性。此外,梅卓小说渲染藏文化的神奇魅力,富有象征意象。     

“国民革命”的提出与中共“三大”的召开

本文对孙中山、共产国际、共产党三方提出“国民革命”的口号作了溯源,并以新的视角对中共“三大”的召开尤其是“三大”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中总结了“三大”的重要意义。     

简析国民政府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是 1939年 3月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的需要颁布的。这一《纲领》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 ,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民族精神是民族丰碑中华魂

民族精神是民族之象征、民族之魂、民族生命之原动力。民族精神是中华魂 ,是争取民族独立、战胜一切侵略者之奋斗精神 ,是实现民族团结统一、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之凝聚力 ,是建设现代化中国之强大精神动力     

国家安全视角下的战略物资储备立法完善

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国家战略物资储备是国家经济安全尤其是对外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实现我国战略物资储备法治化尤为必要。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也要求实现国家战略物资储备法治化。我国战略物资储备立法存在制度缺失、立法层次不高、立法内容陈旧且存在冲突等问题。推进我国战略物资储备法治化,需要制定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国家战略物资储备法来规范战略物资储备的基本问题,并对粮食、石油、矿产等若干重要战略物资的储备进行专门立法。     

西部地区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特别是西部旅游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民族旅游开发也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是，从现实存在的问题分析，我们发现旅游开发在给当地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会给当地民族文化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一定要正确处理好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关系，将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