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构建

环境利益是社会公共利益,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两大法系中主要国家和地区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规定都比较具体,规定的原告范围也比较广泛,但我国法律尚无明确具体的规定。一些地方法院对环境公益诉讼展开了司法实践并作出了具体规定。我国应通过修改三大诉讼法的方式,赋予公民个人、环保社团、环保机关和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确定环境诉讼原告资格不宜适用利益关联原则

利益关联原则在私权保护领域有积极作用,但对维护公益如环境公益无能为力。环境诉讼的使命使得必须突破"人"和"利"的传统思维向度而从维护环境公益的需要出发来确定原告资格,原告无关联利益适格的原因只在于其诉求的正当性即维护公益。原告适格缘于原告能力,原告能力缘于法律规定或者法律拟制,从我国现行法律有关检举权的规定中可以合理拟制出普通公民的环境诉权。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探析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主要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所应具备的法律条件。在现阶段，如何确认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从行政公益诉讼所追求的目标——公共利益出发，应确立公民和社会团体的原告资格，但确立检察机关作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资格是不妥的。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完善

我国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制度根源在于环境保护机制的缺陷,行政机关一枝独大造成监管效率低下。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解决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手段。目前,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存在诸多问题,而最重要的前提性问题是原告资格的完善。不论是立法上的缺失,还是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当事人适格问题上对法律的从严解释,都导致众多环境公益诉讼被拒之门外。因此,本文将从立法和司法两个路径提出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建议。     

论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

我国现行的诉讼立法和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都将适格原告的范围限定于直接利害关系人,这种限定难以有效解决现实中不断涌现的新型群体性纠纷,需要对适格原告的范围进行必要的扩张.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的扩张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和强烈的现实需求,可以赋予检察机关、相关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在特定务件下作为适格原告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

环境保护问题已为世界所关注,对环境侵害案件的法律救济手段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美国等国家也通过"公民诉讼"等方式扩大原告资格,使更多公众参与到环境保护当中来。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实践中的相关诉讼也由于原告资格范围过窄而遭遇障碍。文章试图通过对国外类似制度的比较分析,探讨在我国应当拓展原告范围,鼓励民众启动环境公益诉讼,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和子孙后代的环境权。     

论普通民事诉讼案民政机关原告适格性之否定——以无名流浪汉被撞案为考据

无名流浪汉由于各种原因被机动车辆撞死的案件时有发生,民政机关能否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引起极大争议。然而从法律解释的维度来看,提起诉讼并非属于民政机关"救助"的范围;从法律推理的维度来看,民政机关无法类推适用监护制度提起诉讼;从法律漏洞的维度来看,无人有权提起该类诉讼并非立法空白,因而足以否定此类案件中民政机关原告的适格性。更重要的是,对于此类案件原告适格性的论证与解读,彰显了法律方法论的效用与"立法中心论"向"司法中心论"的转向,同时也昭示了法律适用的有限性。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和解制度探究

我国2017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确立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进一步推动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现有规定没有涉及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能否适用和解。基于传统的公权力不可处分理论及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定位,一些学者否认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适用和解的可行性。然而,公权力不可处分理论的发展、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权的重构以及司法实践的需求,都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适用和解提供了空间。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符合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的前提下,应允许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以和解方式结案。     

公民参与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构想

文物保护工作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将其纳入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进行保护已逐步提上日程。从实践中看，检察机关和文物保护类社会组织已通过有序行使公益诉权对文物展开保护，但是鉴于立法缺失、机制不健全等原因，二者在民事公益诉讼工作中困难重重。因此，赋予公民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形成与检察机关、社会组织相互协助的文物保护主体多元制模式势在必行。基于赋予公民原告资格面临着法律制度缺失、诉讼有后顾之忧、不利诉讼后果难控制等现实困境，应当从制度供给、设置公民诉讼保障机制、建立诉讼审查机制等多个角度入手，从而使文物能够得到更加全面的保护。     

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理论创新与制度优势

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在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作为或不作为致使生态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况下,代表国家、集体或不特定多数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旨在维护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诉讼。相对于传统诉讼理论而言,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在当事人适格理论、环境权向环境诉权转换路径、能动司法等诸多方面有所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是传统环境行政执法的有益补充,兼顾了司法效率与公平。     

民事公益诉讼启动程序的困境与出路

民事公益诉讼可谓是世界各国民事诉讼制度都面临的一种新型挑战。我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启动权仅赋予给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这种极窄的范围并不利于预防制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在拓宽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程序适用领域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启动主体的范围,赋予检察机关和公民个人程序启动权,并减少对社会团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条件限制。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模式选择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保障环境权益的最佳救济方式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诉讼法领域。以起诉权的主体为依据,环境公益诉讼可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国家机关主导型模式;二是社会主导型模式。前者主要是指以检察机关或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作为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提起诉讼的模式;后者则指以公民个人或社团为主体提起诉讼的模式。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模式选择应当是渐进式的,先实行国家机关主导型模式,即通过司法解释或司法判例确立检察机关和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行使起诉权;最终建立起社会主导型模式,即以普通公民和环保社团拥有环境公益诉讼起诉权为主导、以检察机关和环境保护行政机关拥有环境公益诉讼起诉权为辅助的环境公益诉讼模式。     

论我国环境诉讼的司法保障——以传统民事诉讼制度为视角

在公益诉讼制度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我国传统的民事诉讼制度实际上已经提供了相对丰富的立法保障。通过传统私益诉讼来达到维护环境公益的目的,适格的原告并不匮乏。因此,应当力求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寻求充分的司法保障。     

环境权行政诉讼探析

随着公民环境意识的提高,有关环境权益的纠纷越来越多,对环境权益受损能否诉求司法救济?行政机关从事恶化环境状况的原因活动如违法审批,作为环境消费者的一般公民是否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本文在对国外有关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予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建构环境权诉讼的初步设想。     

环境公益诉讼两造结构模式研究

公权主导下的环境公益诉讼两造结构模式既限制了适格原告的范围,又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正确被告的寻找,更使原本应当保持中立的司法机关有了越俎代庖的倾向,这是我国当前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运行不畅的重要原因。通过对国外同类制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尽管同属社会主导模式,各国环境公益诉讼两造结构模式的差异悬殊,与各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环保政策导向有关。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两造结构模式的基本方向是从公权主导向社会主导转变。具体说来,就是要在尽快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上,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原告序位制度和被告选择制度,与此同时,应当确保司法机关在面对两造对抗时进行有限度的能动司法,实现环境公益诉讼审判的不偏不倚。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本文以贵州省清镇市环保法庭相关案件为切入点,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出发,结合案件就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的原告资格、举证责任、诉讼费用等问题进行分析,并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提出一些建议。     

对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思考

随着民事公益违法现象的严重化,我国民事诉讼原告一元化结构成了民事公益诉讼之障碍。本文从理论依据入手,结合对国外立法的考察,提出了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多元化的主张,即对于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不但受公益违法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和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而且任何关心公益的公民、相关团体、人民检察院都可以代表国家或公众以原告资格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全面周密地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     

我国消费者公益诉讼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继新《民事诉讼法》和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仅在原告资格和受案范围两个层面上对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进行刻画之后,《民诉法解释》最终将公益诉讼的原则性框架进行了多方面的具体细化.但从目前的立法上来看,不仅已有的原告资格、诉讼行为限制及裁判效力的相关规定存在不足,而且对于诉讼费用、举证责任、原告胜诉激励与奖励机制以及滥诉禁止等一系列的内容均付之阙如.为了更好地贯彻与落实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有必要从扩大原告范围、提高履职能力、细化具体程序和完善配套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目的之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律不能过分地落后于社会实践,尽快构建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已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具有极大的针对性,最直接的现实需求是大量公共利益被侵害而得不到司法救济。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现实设想主要在于原告资格、受案范围、启动程序、举证责任、诉讼费用。     

监督者抑或当事人？——检察公益诉讼原告双重角色的法理检视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既是诉讼监督者又是诉讼当事人,此双重角色具有法理冲突。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发挥着法律监督功能。检察机关通过检察权的执法监督权能、司法监督权能、守法监督权能实现其各项职能,且每类监督权能由检察机关若干职权构成。检察权的三类法律监督权能无须在检察机关的每项活动中同时实施,构成权能的具体职权也应随着法律实施的需要而动态调整。在检察公益诉讼中,为解决双重角色的法理冲突,检察机关应主要实施执法监督权能和守法监督权能,谦抑地实施司法监督权能。故可取消司法监督权能中的抗诉职权,并转隶司法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犯罪的立案侦查职权至监察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