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次重大论争。在这次论争中，李大钊有力地驳击了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指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场论争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在现代化建设中我党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工作方针，切实解决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李安增刘煜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关系的论争，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理论探讨，史学界曾给予长期关注与评说。一般教科书和多数论者认为，在论争中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是“恶毒的挑战”，这场论争是“两种敌...     

对“问题与主义”论战意义的再认识

对“问题与主义”论战意义的再认识刘芳“问题与主义”论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三次大的论战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论争。以往，由于种种原因，对这次论战的评价，更多的是从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加以否定。以致使后人对这次论争的意义缺乏全面...     

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之辨──兼评黄、马、邓、桂之争

由香港学者黄展骥先生在《人文杂志》发起的关于“矛盾”理论的论争，由于马佩、邓晓芒、桂起权诸位著名学者的参与而格外引人瞩目。由于我的一篇文章（1）是引发黄先生思考和研究辩证矛盾理论的主要“触媒”之一，加之讨论中多处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我的学术观点，黄先生多次邀请我参与论争．最近仔细研读了争鸣各方的文章，感到这场论争的确具有重要意义，若能继续进行深入研讨，能够触及现代逻辑哲学及一般哲学研究的许多根本性问题。故撰写此文，以期推动讨论的进一步展开。1．何谓“逻辑矛盾”？黄展骥先生把辩证学派划分为“鹰”、“鸽”…     

反思合作民主——嫁接承认理论与激进民主的桥梁

近年来，“承认”逐渐取代“认同”，成为西方左派政治论争的一个重要斗争领域。随着批判理论的“伦理”转向，承认范式成为一种新的解释、批判和反思民主政治斗争的理论路径。承认理论如何审视民主问题、如何参与当代激进民主政治论争就成为检验承认理论能否成为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文章就承认理论与激进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做简要探讨。     

“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场思想论争，也是实用主义改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交锋，在当时知识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两种思想火花的激烈碰撞，使得五四先贤在对“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进行批驳与辩白的同时，亦受到深刻的影响与启发。这场论战促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倾向于关注现实问题并积极探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径，论争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得到真正的扩大，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进程。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本文分析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理论冲突的原因。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不仅是一个政治哲学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在理论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于如何界定和理解“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种理念。     

雅努斯的追问——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

1946年，平野谦以无产阶级艺术家的战争责任问题为切入点，以臆想出的事实为基础，对左翼文学阵营发起了整体性批判。这一批判应与1934年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解散前后的转向问题，及其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整体性评价相结合进行关联性考察，据此方可揭示其思想根源。平野谦的左翼批判继承了龟井胜一郎在1930年代中期的基本立场，反对“目的-手段”二元论和文学的“政治主义”。战后初期，这一从思想到路线层面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批判性回顾，旨在否认因战时抵抗而在战后初期占据道德优势的左翼文学阵营对战后日本文学领导权的独占。在此进程中，战争责任问题在平野谦明确的目的论指向下迅速形骸化，并在“政治与文学”论争中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机能。     

历史资源与现实政治——以清季黄帝纪年与孔子纪年之争为例

“纪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文化要素之一。清末,象征传统皇权的皇帝年号纪年法受到挑战,以黄帝纪年和孔子纪年为代表的新兴纪年方式登场,“纪年”论争演化为一场重要的政治文化事件。对不同纪年方式的选择成为清末各派政治力量表达自己政治观点,实现自己利益诉求的工具。在“纪年”论争的背后,一场深刻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危机已经蔓延。     

“科技异化”与“人文救赎”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向社会的全面渗透，其异化现象也日渐凸显。科技异化的主要根源在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最彻底的人文救赎莫过于消灭阶级。但是，在两种制度共存并且必将长期共存下去的大背景下，当下的人文救赎选择只能是矫正现代性的理性偏向，整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落实科学发展观；弘扬“和谐”思想等。通过这些改造人类主观世界的措施来抑制或杜绝人类对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     

高加林的“无为”与路遥的“选择”

细读路遥小说《人生》,从主人公高加林的悲剧中,深思其"无为"的行为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农村时代政治话语下的隐在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源于作家的"选择",路遥纠结于政治和道德话语的挣扎,呈现出道德性倾向。     

文学批评何以会“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

当前的文学批评缺乏思想资源和共同的目标、缺少献身事业的冲动和热忱，声势和影响力都大不如前。这种“精神涣散”致使批评的操作日益“小圈子化”。要理解这一现象，视野就要超出从文学批评内部和批评家个人道德操守上寻找原因的思维定势。印刷术的传播，激发了人类对思想阐释的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兴趣，也使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能力、自己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充满了自信。而文学批评的魅力和热情，就来源于对人类必将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来源于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梦想。自20世纪90年代始，随着肇始于启蒙的有关“远大前程”的乌托邦想象的逐渐幻灭和消费社会的崛起，文学也经历着由“重”而“轻”的变化，这使得一向借助于启蒙话语和大叙事理论的光源而熠熠生辉的文学批评必然无法摆脱萧条的命运。没有对时代困局的深刻体会和洞察，“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倾向的讨论就会是一个永远难以谈清说透的伪问题。     

农村“两委会”建设探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实施这一战略必须尊重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村“两委会”作用，加强农村“两委会”建设，解决存在的问题，为农村实现社会和谐和走向现代化提供政治基础和制度安排。     

社会转型与执政党组织建设的调适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完成自身的转型同时要不断调适自己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现实要求。执政党必须不断调适自身的组织基础、组织资源、组织制度及组织绩效,才能不断回应和解答现实提出各种挑战,努力形成合力,进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西周金文与“修辞立其诚”的原始意义

西周铭文是现存较早的单独成篇的文本,《易传·文言》中“修辞立其诚”之观念虽是后起之说,但其所强调的“诚”应与早期铭文之类写作活动相关,可能就是对这类文本写作经验的总结。西周铭文是祭祀者与神对话的记录,以诚心获取神之佑助是铭文写作的动机,向神展示诚心是其核心的内容,诚也是铭文行文的基本要求与行文风格,故借助西周铭文,可以为这一文论观念作更具体的文化溯源。     

试析毛泽东的“大民主”观

毛泽东的一生是对民主不懈追求的一生,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既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但同时也包含了理论上的失误和实践上的教训。毛泽东晚年所推行的＂大民主＂观是探索社会主义民主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理论失误和实践偏差。认识＂大民主＂观的缘起,反思＂大民主＂观对于民主的歧变,对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地》叙事的现实性与思想性解析——以20世纪前期宿县生态为视角

20世纪前期,天灾人祸的宿县已成"恶土"。赛珍珠诺贝尔奖作品《大地》对淮北农民疾苦的叙事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从而获得很多赞许。但是赛珍珠客观上缺乏对"恶土"背后社会因素的分析,也招致较多批评和指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中,围绕同一部作品学术价值而展开激烈争论是普遍的现象。赛珍珠及其作品《大地》,因为特殊的身份背景和巨大的影响力,成为这种普遍现象的一种典型代表。     

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视角

针对我国刑事二审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的制度而言,通过反思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应树立无罪推定原则为中心,以取消"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的规定,直接改判"事实不清"的案件和限制发回重审的次数为策略,构建我国的刑事二审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制度。     

“故宫学”与“故宫学派”

从2003年提出“故宫学”以来，就在思考“故宫学派”的问题。只要是治中国传统文化之学，采取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重实证不空谈、学风严谨、求真求是的治学路径的，都是“故宫学派”采用的治学路子；如果研究的又是关于故宫的学问的话．便是不折不扣的“故宫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