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身体探寻存在——论纪弦“大陆时期”诗歌的身体意识与“存在之思”

纪弦的创作风格形成于＂大陆时期＂,这个时期的诗歌在其一生的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纪弦也是在穆旦之前身体意识最为鲜明的中国现代诗人,他的诗中还蕴含着深邃的＂存在之思＂,身体意识与＂存在之思＂在诗歌中水乳交融。一方面,他把身体从某些新月诗人的颓废中提升起来,使之饱含着形而上的精神,成为＂诗性身体＂。另一方面,他又将深邃的＂存在之思＂与鲜活的身体融合,踏出了一条通过身体探寻存在的道路。     

理解荷尔德林:告别启蒙、哲学与“民族”

当法国大革命把启蒙的理性演变为暴力与血腥时,荷尔德林对理性的思考也日臻成熟.他不再崇尚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抽象的自由、人性等理念,而致力于通过艺术(诗歌)来实现的审美教育；他告别充满了概念辨析与圆滑世故的“哲学研究”,转向本真的诗性创造；他从希腊文化中寻觅完整的人性,以歌咏人性之神圣的祖国赞歌,实现对民族秉性的重塑与时代精神的超越.     

亚文化心态视域的我国“下半身”诗歌研究

1990年代以来,身体在诗歌中成为频繁的表现对象,但诗歌中的身体成为最有冲击力和最能引起争议的话题,恐怕还是应该归功于2000年以来的“下半身”诗歌.这个诗歌流派在其理论宣言里将身体定位成单纯展示性活动和性心理的肉体,这种肉体写作遭到评论界的诟病,被认为这是诗歌放弃精神维度的坚守,诗人放弃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持有的精英意识和人文关怀的具体表现.     

“肉身”也能“证道”——论审美活动中的身心关系

在西方哲学与审美传统中,身体主体遭到忽视,一直是个突出的问题。实际上,审美主体乃是身心合一的身体,这是审美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必要前提。身体要从事审美,必须给自身开发出一个具有自我超越性能的"形上"维度,方能使自己从生存与实践的主体转化为审美主体。这一自我超越的取向由身体本身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统一而产生,其最终根据即在于身体作为个体生命的"独在"及其与外在世界"共在"的双重性存在方式。身体的"形上"维度又是同其他方面的内涵相结合的,当它以自我超越的性能进入审美领域,便同时亦将其固有的生物学与社会学机能一并带了进去,这一整体机能的作用让审美体验的生成与发展有了保证,并使审美的生命感发能落实于人的行为方式,进而沟通了审美与现实人生的联系。时下"身体美学"的倡扬有助于提升人们对身体审美功能的重视,但一味突出官能享受和欲望满足,用感官娱乐涵盖审美,则容易导致割裂身心关系,消解审美应有的超越性能。     

身份认同与走出“身份”——当代“女性诗歌”话语特征新论

当代女性诗歌的“命名”作为某种话语特征,其表现为身份性的书写,女性诗歌写作关注黑暗意识,通过身体叙事不断消解男权中心话语,并且从终极关怀思考死亡,使得女性诗歌写作超越了自我身份,从而走向了一种更高远的普世写作.     

“形神双修”:先秦道家身体观及其当代意蕴

近年来,身体逐渐成为这个消费社会最美的消费品。身体在消费主义文化所倡导的自我解放过程中,不自觉地被消费主义文化所奴役和"客体化"。文章试图回顾和阐释先秦道家思想中的身体话语,并为当代消费社会中的身体实践提供一些智慧与启迪。在先秦道家思想谱系中,身体超越了行躯之身的简单意涵,更多指向"身心一如"的生命整体,身体由"形—气—神"三个相互联系的结构组成,通过"以气为本,行神双修"达致修身之境。这为当代消费社会中的身体困境提供了与西方风格不同的东方意蕴。     

走出“身体美学”的误区

当下盛行的所谓回归了本原的"身体美学",其实存在着诸多误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感性的萎缩与理性的失落。"身体美学"把"感性"等同于身体感知而排除了源于精神感觉的感情活动;对于身体感知的界定又偏重于生理性快感而不是心理性快感,这就切断了身体感知与理性的联系。二是身体的圣化与身体的消费。"身体美学"在批判传统美学中"理性的圣化"的同时,却走向了"身体的圣化"的误区;最终又在消费社会日益低俗化的大众文化中推进了身体的消费,使审美彻底沦落为功利性和商业性行为。三是技术的实用与美学的无用。"身体美学"试图将美学研究推进到实用层面和实践层面,使之真正成为一门实用技术;但它在与运动学、健身训练、医学保健、医学美容等学科的联姻中必将不断被异化,最终完全迷失自身。在21世纪,美学研究要想摆脱困境,就要走出"身体美学"的误区,把人的需要推进到生存价值论的层面加以探讨,在此基础上重建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王昌龄“境思”说的诗学地位

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王昌龄第一个把"境"引入诗论,倡导"纵横"思维,阐述"境思"理论,提出"意境"审美范畴,是中国诗歌艺术思维的一个重大转折。"境思"成为了中国诗歌以心灵自由为特征、强调主体情感抒发的基本思维模式。从"象"思维到"境思",是中国审美思维的一次富有历史性跨度的心灵横向超越。这一思维变革的价值,远远大于"意境"概念本身的价值。     

叶燮“陈熟生新”思想的现代阐释

"陈熟"与"生新"是中国传统诗学的基本问题。叶燮认为"陈熟生新"包含"相续相禅"与"踵事增华"两个层面,前者重点在"陈熟",后者重点在"生新","陈熟生新"是两者的有机统一。他批评没有"生新"的"陈熟",也批评没有"陈熟"的"生新"。但相比较而言,叶燮更倾向于"踵事增华"中的"生新",并将其作为诗歌批评的重要标准,显示了他诗歌批评的立场。他对诗歌创作演变逻辑的探索,在时间轴上得到敞开,为后人阐释"陈熟生新"思想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身体的史诗:“佩内洛普”与身体的空间政治

詹姆斯·乔伊斯是一个直面身体生活现实的作家。针对爱尔兰瘫痪的现实,乔伊斯认为,要寻求精神的自由,首先要实现的就是身体的解放。因此,他将日常生活的物质-身体成分置于首位,以期把身体从道德和政治的禁区中拯救出来。本文结合列斐伏尔和巴赫金的身体理论,聚焦《尤利西斯》"佩内洛普"一章的内心独白,阐释莫莉对都柏林和直布罗陀不同的身体和心理感受及其身体的象征意义,揭示乔伊斯作品中权力、空间与身体的关系,进而探讨爱欲化的怪诞身体形象对空间生产的积极作用。     

从“天国的智慧”到“人间的智慧”——列维纳斯式的“解神话化”

传统的神学将上帝作为一个最大最高的存在者,这是一种对上帝的主题化,它取消了上帝真正的超越与意义。列维纳斯把"上帝"这个概念从认识论和本体论这种整体暴力中解救出来,保持其绝对的超越和意义。要想使得上帝不仅仅停留在字面的阐释上,必须求助于伦理的密谋;没有从伦理中抽取出的意义,神学的概念将只是空洞的和形式上的框架。这是一条将天国的智慧引向人间的智慧的"解神话化"的路径。     

诗歌作为一种“刺点体裁”

"刺点"是巴尔特去世前的最后一本著作《明室》中提出的一个理论,他认为在摄影中,延续的文本形成"展面",其任务是凸显作品中最具有震撼力的"刺点"。此理论可以用来审视我们文化中的整个文本体裁系列:大量的散文作品(散文等实指体裁,小说等虚构体裁)构成了文学体裁系列的"展面",而诗歌是文学文本体裁系列中的"刺点体裁"。所有的散文体裁,有体裁的定义边界和写法规范,诗歌实际上不可定义,冲破规范,创造新的语言形式,就成为诗歌永无定义的定义;诗歌的这些"刺点"特征,是以文学中所有的实用文体和虚构文体作为"展面"为背景才得以成立的,也就是说,诗歌应该永远是文学实践中的标出项。     

现象学视域下的中国诗论研究——以叶燮《原诗》中的“情”为中心

叶燮《原诗》中的"情"一方面主要是指事物的情状或情态而非情感,另一方面在行文中的某些地方又同时使用"情感"之义;一方面将"情"排除出诗歌创作的主体性条件中,一方面又承认诗歌的抒情性特质,因此受到现代研究者概念含糊以及理论体系不够完备的批评。但是从现象学视角看来,叶燮对"情"的独特使用方式是因为《原诗》超越古代诗学中情理相对、情景相分的素朴二元论思维,而现代文学理论中隐含的抒情性艺术本体论和主客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却使研究者在阐释过程中恰恰遮蔽了《原诗》的这种倾向。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提供了以超越二元论的方式重新阐释"情"以及《原诗》中的诗歌创作论和诗歌审美本质的新思路。     

论穆旦诗歌中的“自我”意象

穆旦是"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他的诗中充满着对自我和社会的拷问。人的内心困境和中华民族的苦难与希望是他诗歌的主体。他那"丰富而又丰富的痛苦"是九叶诗人共同的人生体验和时代感知。穆旦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并结合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凝炼出一个现代的"自我"意象。文章将通过穆旦诗歌中最富代表性的"自我"意象进行综合性解读,通过结合穆旦的人生经历,分析"自我"意象的形成及内涵,以此更好理解穆旦诗歌中的真正意义,探寻诗人的内心世界。     

王夫之“兴会”说的美学意义

如果说"赋比兴"及"兴观群怨"之"兴"引导王夫之诗歌美学走向以情为主的诗歌本体论的话,那么他提倡的"兴会"说则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思维方式推进了一大步.王夫之把"兴会"上升为审美活动的源发性范畴,这一方面表现出明清时期中国诗歌美学的成熟,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兴会"说自身的不断丰富和深化.王夫之对"兴会"审美感兴的重视使得这个古老范畴最终与哲学思维建立起疏通的纽带,使其与"以兴起情"说为主的"赋比兴"诗论和"兴观群怨"的"四情"诗论联结在一起.古典诗歌美学的历史演进和逻辑进程在王夫之身上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其“新民”理想观

梁启超思想复杂多变,既有反复之处,也有精进之象,其坚持民权思想则是一以贯之的.他明确地将民权与御侮救国,即思想文化上的启蒙同现实的救亡图存有机结合起来,这表明其本人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维新范畴.他把国民与奴隶予以区分,致力于使民众彻底根除"奴隶性"、抛弃"奴隶行",而成为国民.后来"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展开国民性讨论,揭露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实际上是对梁启超这一思想的发展.他的"新民"理想观其实比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更有理论深度,更有历史意义.     

王世贞的诗歌“风气”变化论和“体制”变化论

王世贞的核心诗变观一是"诗之变由古而近,则风气使之"。这里的"风气"不单指时代政治风气,还包含社会心理、民俗、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等方面。首先反映在他的审美意识史和他对文学历史本质的认识上;其次反映在他对"习"和政治对诗歌影响的认识。虽然他不放弃"盛唐范式",但已经从整体风貌和审美特征视角关注四唐诗歌的变易。二是王世贞的诗变论体现在他细致的"辨体"功夫,以"辨体"发现"诗变",并将"诗变"归于"体"之变化。其格调论的特点,是以"意"渗透文本话语的整体,这一整体由材、辞、运笔、精神、意等五个要素组成;可见其从诗之"法"论诗歌变易,离不开主体与客体、内质与外形等方面;这使他能够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引入变量,改正格调论的理论缺陷,使"格调"本身具有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些做法,后来在胡应麟、许学夷等人那里得到承续并发挥到极致。     

新时期以来女性诗歌中身体的文化内涵

正新时期以来,随着消费社会消费语境的形成,整个社会掀起了对个人欲望的重视,身体写作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大肆兴起。率先在文学作品中表达身体的是诗歌,而在诗歌中,最先进行身体表达的是女性诗歌。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已经有表达身体的女性诗歌出现,这样的诗歌尽管没有后来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以翟永明、伊蕾为代表的诗歌中那样大规模和"明目张胆"地表达身体,却是诗歌中进行身体表达的萌芽。2000年以来,女性诗歌中的身     

“自我”与“他人”——萨特的人际关系异化论及其启示

"他人是自我的地狱"贯穿于萨特思想发展过程的始终。在后期的著作《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把匮乏作为人际关系异化的物质起源,把意识的投射性作为人际关系异化的心理基础,对"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并企图通过"第三者"的设定来超越"他人即地狱"的困境。虽然这一"超越设定"本身存在问题,但萨特的人际关系异化论有其深刻之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保罗·策兰“从现实经验到他者时空”的诗学研究

现实经验是现代主义诗学的一个重要范畴，通常也是诗歌创作的主要来源。但对于德语诗人策兰来说，诗歌创作并非从诗人个体的现实经验直接走向诗歌作品，而是发生在其个体现实经验被悬置、被扭曲的他者时空中。在此时空中，诗歌与陌异的他者相遇并对话，在向他者的敞开中增强诗歌意义的不确定性，甚至禁止对诗歌意义的具体阐释，以保持他者的绝对陌异性。同时，他者又成为诗的来源，诗人通过时间星丛和语言栅栏既将诗立于时代的现实之中，又溢出个体的现实经验，达成对诗歌意义自由的追求，让诗歌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