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民”意识论——兼论臣民意识与惰民意识之异同

文章在提出与公民理念相对应的"非公民"理念的基础上,认为"非公民"包括臣民与惰民,同时"非公民"意识包括臣民意识与惰民意识两个组成部分.文章认为惰民意识从本质上来讲从属于臣民意识,但又有别于臣民意识.无论臣民意识还是惰民意识都是"非公民"意识,都应升华为公民意识.     

孔、墨、韩义利观比较

孔子以周天子的利益为义的内涵、以周礼规定的正当利益为私利的内涵,主张利在义中的义利关系,运用道德的手段建设义利关系。墨子以民众利益为义的内涵,以利他为私利的内涵,主张义利等同的关系,运用兼相爱、交相利的手段建设义利关系。韩非以诸侯国利益为公义的内涵、以臣民合法利益为私利内涵,主张义利相生的义利关系,运用法律制度来建设义利关系。     

正确把握义利关系的价值取向

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义利关系，在价值取向上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１、社会主义义利现：义利统一的价值导向；２、“三个有利于”：义利统一的价值标准；３、实现共同富裕：义利统一的价值目标。     

秦汉人的富贵追求

考察秦汉时期的社会意识,可以发现热切追求"富贵"的倾向.这一情形,同经济生活的进步有关,也是与当时社会文化"闳放"、"毫不拘忌"的风格相一致的."富贵"追求,成为人生进取的动力.而帝王控制的权力,主宰着臣民得"富贵"是否可能.秦汉时期已经有开明的思想者对全民的"富贵"追求持冷静的态度.若干有关"富贵"的认识闪射着理智之光.逸民的言行表现出"骄富贵"的社会意识.所谓"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很可能表现了较在"志"与"道"的约束下坚守"高尚"原则的士人们更为潇洒旷达的人生态度.     

《韩非子》工具性关系剖析

利益至上是《韩非子》工具性关系的人性基础，也是其建立的原动力。《韩非子》工具性关系的前提是相互性，双方只有都是对方难以替代的有价值的工具，并且彼此尊重对方的利益，才能建立工具性关系。《韩非子》工具性关系的关键是同利，双方应在同一事件中同时成为对方难以替代的有价值的工具。《韩非子》工具性关系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与动员力。     

论中国公民教育复兴的文化阻滞力

公民教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但公民教育在中国的复兴却遇到强大的文化阻滞力.从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视角来看,这种文化阻滞力主要来源于传统日常生活的深层结构和内在文化模式.复兴公民教育、克服文化阻滞力,必须实现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实现从巨民人格向公民人格、臣民身份向公民身份、臣民存在向公民存在的转变.     

韩非的人才管理思想略论

韩非子哲学思想体系中具有现代管理的合理内核，他的人才管理思想对君主而言是“治吏不治民”，这实质上是一种重君、保君、役使臣民的思想。围绕这个主题，韩非子从多个侧面为保障君权，行使君术以役臣民，提出了种种设计，这其中君对自身的管理和对吏的管理是他论述的主要内容，从而形成了其“君…臣…民”的管理系统。     

义利互动模式与社会良性运行--对义利关系的一种理论和实证的社会学分析

义、利作为既定社会秩序中不同社会主体的价值追求与选择,是两种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整合的价值取向.当义、利分别作为工具价值和目标价值发挥作用时,可以得到义利互动的各种可能模式.一般地说,其中义利互动的整合模式有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而冲突模式则可能阻碍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转型期多种义利互动模式并存的现状,是符合社会运行规律的,宏观上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性;同时需要确立主导义利模式,使多元义利取向服从主导义利观.     

荀子义利观及其现代转换

荀子的义利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重义论,又有别于管子的功利主义,而是把义与利、公与私紧密而辩证地统一于荣辱思想的价值判断中,以先义后利为荣,先利后义为耻;同时,又主张义对利的制约性、先导性,以义胜利、以义克利。荀子重视制民之产对道德的促进作用,把义利统一起来强调道德与利益的一致性。荀子的义利思想对于今天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仍具有重大的价值启示。     

日据时期台湾籍民教育探微--以福州和厦门为中心

日据时期的台湾籍民教育,是日据当局为福建、广东等地的台湾籍民举办的教育,是一种旨在使第二代籍民成为忠君爱国之日本臣民的教育,是日本在台湾实施殖民地教育的延伸.但是,这一目的最终并未达到.     

试论黄宗羲对"民"的解析

判断黄宗羲的思想是"民本"还是"民主"需要考察他对"民"的界定和解析.黄宗羲强调"民"本性上的不完善性,肯定了"民"的价值中心地位,明确了"民"的阶层分化和"民"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但是他认为"民"还不是自我解放的行动主体,依然是君主"教"、"养"的对象.因此他论述的"民"依然是"民本"范围内的臣民,而不是"民主"意义上的人民.     

义利活动·义利关系·义利论

义利活动·义利关系·义利论张国钧义利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问题，在当代的社会变革中，也关乎确立民族价值导向、塑造民族精神，从而关乎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富强，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主体在追求和创造价值的活动中，形成了义利活动这种独特的活动形态；与此同...     

儒墨义利论比较

儒墨义利论比较一、义利内涵。儒墨两家讨论义利概念的内涵时有共同处：都反对私利，同时，二者又有重大分歧。第一，儒家的义利概念大致有公私和私利、道义和功利这两层内涵；墨家没有涉及第二层。第二，儒家的利常常指私利，义虽不全指公利，却反映和代表公利，义利由此...     

试论黄宗羲对“民”的解析

判断黄宗羲的思想是“民本“还是“民主“需要考察他对“民“的界定和解析。黄宗羲强调“民“本性上的不完善性,肯定了“民“的价值中心地位,明确了“民“的阶层分化和“民“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但是他认为“民“还不是自我解放的行动主体,依然是君主“教“、“养“的对象。因此他论述的“民“依然是“民本“范围内的臣民,而不是“民主“意义上的人民。     

论中国近代的义利和谐理念

为了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采取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方法,对中国近代的义利和谐理念予以论述.中国近代是传统艾利现的转型时期,其义利和谐理念,倡导义利并重、义利统一,代表了由重义轻利向义利和谐发展的社会趋势.又利和谐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文化基础,对树立社会主义义利现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市场活动的伦理透视

市场活动是一种经济活动，同时也是一种道德活动、义利活动，市场活动的主体亦是义利活动的主体，市场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便是一种义利关系。市场活动作为一种义利活动在实际运作中常常会有两种情形，一是在一般情形下的义利相谐性，即主体在市场活动中既承担了义，同时也实现了利；二是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即在义利冲突的情况下，市场活动主体面临着义利两难的困境：要么取义而舍利，要么得利而丧义。诚然，对于市场活动，若只从其表象观之，似乎仅仅是一种求利之举，然而在求利的同时，就有求利的动机（目的）、求利的方法、求利的主客观评价…     

王船山义利观与边沁功利观的比较研究

王船山的义利观即对“利”在心理与行为上应持的处置态度，有先利后义、先义后利、义利和合三个基本层次。边沁认为判断行为“义”与不“义”的标准是“利”与不“利”；王船山坚持“善”是人性之独的儒家传统，反对唯利是图。边沁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其功利主义容易走向泛道德工具主义；船山认为正确处理公利、私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公利”大于“私利”。边沁的功利原则并不能指导人们正确处理公利与私利的关系。     

从义利关系的演变看经济与伦理的分离与统一

义和利作为价值取向的两极,是从不同角度对利益的概括.“义”指的是一种宏观的整体的公利,即一种大义； “利”指的是一种微观的、属于个人的私利.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义利关系的思想资源十分丰富,作为主流的儒家思想对义利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以义制利”、“重义轻利”、“去利存义”和“义利统一”的演变,对商业在传统社会经济中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商这一特殊商人群体是在贯彻儒家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兼顾义利,把“儒”与“商”很好地结合的实践典范.儒商这一经济文化现象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经济和伦理的统一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身体观视野下的儒家政治义务观分析——以孟子为中心的考察

儒家政治义务观的一个典型特色就是从形而上的思维出发,通过一种身体隐喻,将国君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比喻为心与手足四肢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来分析臣民的政治义务问题.因此,儒家形成了一种身体隐喻视野下的政治义务观.其显著特点就是通过心与手足四肢的互为主体性,来阐释国君与臣民的互为主体性,在国君与臣民互为主体性的语境中来分析臣民所承担的政治义务问题.     

论墨家的价值衡定与选择

墨家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特色十分鲜明。在义利之辨问题上，墨家主张义利统一；在公私之辨问题上，墨家主张大公无私；在义生之辨问题上，墨家主张义贵于生。在价值选择问题上，墨家提出了“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的选择原则，构成先秦诸子价值观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